智慧都市網絡(IUF)的重要意義

李士傑,星輿公司執行長 / 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共同主持人

(本篇文章將作為結案報告的一部分編輯處理)

智慧都市網絡的重點自評

杭州中國美院網絡社會所所長黃孫權教授,星輿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李士傑,同時也分別是文化部藝發司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的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一同策劃了「智慧都市網絡」(IUF, Intelligent Urban Fabric)這個橫跨兩地的國際研討會,探索了智慧城市的傳統技術決定論論述之外,落地鑲嵌在城市中新興快速發展的網絡文化組織,如何與由下而上的城市治理智慧市民,編織出什麼樣的可能性。這場盛會帶來了許多深度的衝擊與挑戰,以下我逐點來做分享與剖析。

首先是匯聚資源,落實在臺灣土壤上:這個會議的緣起,是一年前空總文化實驗室的籌備小組召集人、現在的生活美學基金會副執行長龔卓軍教授,邀請黃孫權教授把已經在杭州經營孵化的「網絡社會研究所」(INS,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經驗帶回到台灣來,希望能夠在台灣的當代藝術與文化場域中落地、再次孵化出在地的機遇與可能性。從一開始黃孫權教授接受這個邀請,我們就希望要把各地的資源對齊,能夠多邀請一些關鍵角色的國際講者 / 行動者,在台灣的土地上發揮集中投入資源的「規模效應」(Scaling Effect)。一直到最後,我們作為台灣的承辦團隊,在資源緊繃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替台灣帶進含 8 位國外講者在內,總共 13 位講者的完整規模國際會議。這成果達成了最早答應龔卓軍教授願景的量化標準,讓這些與會者對台灣調度資源與銜結國際領域的能動性印象深刻。

其次,國際與國內講者有向心力的國際會議規劃安排:我們邀請的講員陣容與大會主題:從柏林 20 年歷史的「合作住宅」實踐推動者、澳洲與全球頂尖博物館與博物館界面對改變挑戰的靈魂人物,台灣城鄉所 plus 社會創新參與團隊,與工研院公民科學計畫及 LOD 開放連結計畫的推動者與倡議人,一直到 Code for America 的實踐 / 觀察研究者,到台北市政府地政局長、數位政委一起對話。為了對抗技術決定論的智慧城市論述,智慧都市網絡是一個實驗性的初次出發與探索 —- 我們開創了一個具有深度發展空間的品牌與啟動論述,而這些講者願意從不同角度來深刻參與,並且願意背書支持這樣的發展。如果生活美學基金會願意的話,我們已經為他們後續沿用自有品牌,繼續發展自己的團隊與經驗,打下了不錯的基礎。

第一天下午,邀請所有講者上台合照
與會觀眾來自中研院、網路與文化界朋友

第三,優秀的內容規劃與講者演講產出:這次講題中獨特的議程與講題內容獲得與會文化部長官、專業領域與會者、一般民眾的深刻肯定。Programmable City 與其他智慧城市系列著作作者 Robert Kichin 教授著作等身,與會的國際講者都找空檔與其交流對話,驗證自身觀點;澳洲電影中心(ACMI, Australia Center for Moving Images)體驗長(CXO, Chief eXperience Officer)Seb Chan 的個人職業生涯軌跡與文化機構變遷史演講幾乎讓所有的與會者耳目一新:他的經歷、作品、提問與解答,幾乎是從數位文化串接城市脈動、洞悉了今日博物館與文化機構的困境,並且給偏向 Google Art Gallery 這個取向的博物館資訊技術發展,予以批判與建設性的回應。Dyne.org 工作坊聚集了四位國際級講者、「正常」國際製作成本所創造的深度互動與整合人文與數位智慧,對許多組織盲目投入資源發展技術的「困境」找到了檢視的方法與出路。我們將會把每個議程切開做最基本的處理後,提供上線讓民眾可以參考與瀏覽。

文化部丁曉菁次長開幕致詞
唐鳳政委即席為國際與會嘉賓詮釋智慧城市的文化脈絡意義
澳洲電影中心(ACMI)體驗長 Seb Chan 談文化機構與城市
Dyne 工作坊的互動桌遊引導交換經濟設計

第四,成果展展示一年計畫成果,銜接全球文化實驗室比較研究調查工作:雖然由於之前與生活美學基金會空間資源的衝突,這次只有短短三天的成果展,但作為一個重要的成果,讓先前五月時所拜會與錄影紀錄專訪的荷蘭網路文化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與 WAAG 組織都意識到台灣對國際的關注與做到了資源投入的承諾(commitment)。我們邀請 Dyne.org 舉行工作坊,在持續的協調中沒有因為資源問題而放棄,也是繼承了我們參加 Flying Money 《飛錢研討會:調查城市中隱微的金錢流動》與國際友人的持續互動與互信。這代表了台灣不僅是只看藝術展覽、展出作品,更願意了解國際場域中的文化機構歷史發展與批判現實,同時在地實踐也做出一定程度的水準。

荷蘭網路文化中心 INC 主任 Geert Lovink 接受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團隊專訪 
全球文化實驗網絡調查:成果展一景(彩蛋)
網路造事 Network as Initiatives 成果展一景

第五,互動熱烈超出預期的國際論壇與工作坊:與會國內外講者之間的熱切互動,除了與參與者和學員一同學習之外(我們有跟高中、大學密切交流的年輕老師、教授帶領他們同學一起參與),更意識到新的方法論時代的來臨。IUF 台北場次與杭州場次的工作坊都是一天,除了台北場國內學者熱烈參與之外,國際講者也多熱情響應,學習 Dyne.org 的引導技術與資訊實作的新問題意識。杭州場次日本學者也充分投入在活動中,有所啟發。唐鳳政委與 Dyne.org Dennis “Jaromil" Roio 博士在對話議程中開啟兩人共同創作與演講的典範;澳洲學者 Ned Rossier 與博物館專家 Seb Chan 也在台北與杭州都有深度對話;柏林的美籍學者 LaFond 與 Dyne.org 的 Dennis “Jaromil" Roio 討論佔屋運動與今日的實踐論述的重要意義。這些鏡頭外的激辯、重新釐清與交流,讓這個會議成為成果豐碩、未來發展的重要資產。

唐鳳政委與 Dyne.org Dennis “Jaromil" Roio 博士雙人脫口秀
現場直播分享精彩的演講與國際對話演出
文化工作者、基金會同仁、高中同學、大學教授、國際講者一同在引導下參與與對話
日本講者社會學教授 Mikio Wakabayashi、Waag 技術長 Chris Julien 與眾人一同參與第二場地杭州場的 Le Grand Jeu 桌遊

第六,主題規劃與壓軸演講具有國際重要性:黃孫權教授對智慧城市的批判性介入「重新建構地緣政治與全球運算」,除了杭州場邀請阿里巴巴技術長王堅討論「城市大腦」的這個原生發想、資料實踐之外,他所帶領的空間團隊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突破作為亮點,既為大會定調,也吸引了國際講者進一步熱烈對話,並且希望在其他地方繼續發揮這樣的研究焦點與熱議效應。除了會場的熱烈討論之外,比利時歐盟物聯網協會創辦人、歐盟物聯網計畫主持人 Rob van Kranenburg 便於會後邀請黃孫權教授共同發表大會上所報告的淘寶村與阿里巴巴研究。

黃孫權教授回顧第一屆網絡社會年會的主題
黃孫權教授回顧數位人文黑客松系列計畫:滬托邦合作松、香港合作松2 等計畫成果
智慧城市、智慧器官、智慧市民多重取徑:「重新建構地緣政治與全球運算」
杭州場阿里巴巴技術長王堅博士分享城市大腦,認為數據資源成為城市發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黃孫權教授討論淘寶生態系統中大唐襪子生產關係結構
黃孫權教授分析淘寶的成長策略與外部環境關係

第七,具突破性意義的工作坊教學:Dyne.org 充滿啟發性的工作坊方法論:「共同設計與轉變分析」。以往我們在做引導,幫助使用者 / 參與者試圖理解科技的當下,我們並沒有辦法幫助他們理解「以時間為基礎的歷程與轉變」這個概念。我們只能夠討論當下,以及未來,但是卻對透過參與時間演進後,他們所經歷到的狀態感變,無法表達與傳遞。

Dyne.org 在引介科技的同時,從暖身的個人感知體驗、與會者認識相互合作的互動遊戲,到桌遊(table games)或者線上遊戲,他們有意識地創造這種層面的身體體會,剛好是傳統知識與純粹網路連結性(connectivity,這個概念還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對立面。遊戲的關鍵設定是不同遊戲規則所導致的狀態改變,例如「回合制」。另外透過一些方法卡片(method cards),引導者也可以創造讓使用者參與並且發聲的契機。使用者提出對情境中服務的想像,引導者將他們並置在共處的場景中,並且逐步的發展、互相串接與接壤,甚至帶入 serendipity 的情境中。

Dyne.org CMO Frederico Bonelli 與與會學員衛理女中公民老師李紀平示範感知協調
Frederico Bonelli 帶領工作坊參與群眾進行桌遊練習
Frederico Bonelli 主持資源策略模擬遊戲
Dyne.org 的 Rob van Kranenburg 與 Dennis “Jaromil" Roio 帶領同學建構產品與服務設計
運用產品與服務設計卡提供方法分析找出關聯點

第八,國際研討會具有的後續延伸意義:講者們分別就自己的領域資源對團隊提出邀請,力挺台灣參加後續活動。在這次的合作當中,IUF Taiwan 團隊的專業能力,細節處理整合與對話發展能力獲得與會國際來賓的肯定。Seb Chan 推薦團隊中共同主持人李士傑執行長以獨立策展人身份,參與博物館界的全球文化領導力計畫;荷蘭黑客社群與文化團體 Dyne.org Roio 博士、總監 Frederico Bonelli 邀請團隊合作參加威尼斯 2019 雙年展、西西里 2020 雙年展。

威尼斯雙年展官方網頁

用文化實驗室來總結

總結來說,回到我們一年前的出發點,什麼叫做文化實驗室?舉辦一個以智慧城市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如何與文化部手中的這個劃時代的挑戰 — 在台灣的土地上建構文化實驗室,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完成這個挑戰之後,又該往什麼方向前進?

文化實驗室是一種新興裝置、場所與能力,它是一組能夠發揮作用的有效機制、也是一個能夠讓事情發生的特殊地點;具有跟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社會氣氛,運用各種能夠呈現事物本質的媒材、建構溝通對話的能力。運用這些能力,以資源組合連結交換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的 networking 網路連結,進行數位時代的文化生產。

而一個國際研討會,就是測試這些「規格」的排練與試演(rehearsal)時刻。一個又一個的與談議程、專題演講與工作坊,國際講者與自己的資源網絡和在地主辦單位團隊交織觸碰,在對話的時刻探索合作的可能。所謂的 networking 也就是個別的節點不斷嘗試連結、不斷組合新的解決方法的時刻。

過往大部分人們理解的所謂國際研討會的體制功能與形式意義,與今日踏出台灣的舒適圈探索與實踐的意義截然不同。也只有建構國際社群有機會讓我們看見這樣的挑戰與未來發展契機。

感謝龔卓軍教授的邀請,文化部藝發司的指導,生活美學基金會董事長丁曉菁次長的支持與鼓勵,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場地提供,與計畫主持人黃孫權教授的視野與堅持,我們有機會做出國際水準的研討會與議程、完成工作坊設計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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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頭與森林」

黨工與森林

ξύλου Δάσος 這串詩意的符號是一組希臘文;它們分別是「木頭」與「森林」的意思。

這組希臘詞語同時也是一個中文 YouTube 頻道的名稱:上面有 26 部跟高雄市長選舉、跟候選人韓國瑜先生有關的影片;幾乎是以一天 1-4 部影片的速度在釋出內容。這個頻道幾個月前名字還叫做「民進黨工」;是由使用者帳號 htcheng417 所創建。查詢「關於」頁面,上面註明的作者所在位置是「中國」。

這些影片都是針對高雄市長選戰所製作。影片素材的內容剪輯自台灣的電視新聞、談話性節目、以及臉書網友文字影音內容,甚至有些是盜用國際或台灣的廣告或網路影片段落,之後被民眾所舉報。每則 YouTube 影音內容底下討論區留言的網友們,是個別夾雜著毫無過去點閱按讚歷史的空白帳號;簡短的留言訊息往往是「簡單的附和語句」。所有的內容意義很直白地在指涉執政黨、與執政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的種種「劣跡」。

如果這是一個民眾自發性的創作內容,我們應該要尊重這個民眾的意見與看法,因為這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但是如果這不是一個「熱情民眾」,而是一個專門負責散播假新聞的工作人員所製造出來的「精緻產品」呢?如果這是一個熱情民眾的真誠發言,但是在發言之後,有十倍、百倍的專責工作人員(或假帳號),圍著他來放大所有不滿與對立衝突,這樣的爭端還隸屬言論自由的範疇嗎?

謊言講一百次,一萬次,十萬次,百萬次,千萬次,會不會就能夠得以成真?也許作者運用希臘文「木頭」與「森林」的意思,是指運用電腦資訊工具,來創造一整片謊言與假資訊的森林?

謊言的平台

「煮者」是另外一個分享著韓國瑜系列影片的 YouTube 頻道名稱,也是「木頭與森林」這個頻道的自動推薦內容。查詢「煮者」的「關於」頁面,你會看到作者所在位置是「美國」,同時有著奇特的簡介:

 「南加州的秋天,西風挾著落葉,一片肅殺之聲,像極了台灣的選舉。」

使用「肅殺」這樣的語言,是在感慨這次進行中無聲的「假新聞」戰爭的真實面貌嗎?我們不知道是否無論是 ξύλου Δάσος,或者「煮者」這樣的頻道,他們是否收費進行這種內容服務?他們的金主是誰?除了這個帳號之外,還有多少個這樣的影音頻道帳號,介入台灣的選舉?而這些構築成什麼樣的平台?

如果繼續從搜尋引擎挖掘下去,你還會發現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先生的影片出現在lbn.su(21)、vilook.com(40) 與 vworde.ru ,AmiraPress 這些地方。這些網站有的是內容農場,有的是知名影音服務的山寨網站;在其中兩個以俄語為主的網路服務頁面中看到這些影片時,你甚至還沒有辦法搜尋: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的系統能否處理中文字元。

這些特定的內容農場與山寨影音網站,又在謊言的生態系統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不懂中國網軍

韓國瑜先生在一開始網路以他為名義的宣傳影片引發盜用抄襲爭議時,所陳述的強硬看法,如 10 月12日自由時報:〈今日廣場》郭家駿/二次創作網路影片與著作權〉文章所記錄下來的:

「….網路年輕人自發熱情地投入,剪輯影片來播放,這都是非常自然,『不光是讚美我的,也有批判我的,我覺得在這裡做文章,一點意義都沒有。』」

「….為什麼高雄經濟這麼差,造成北漂青年人受苦,應該從這裡檢討,而不是在小技術性問題打轉」。」

一但到流傳「三鳳宮」籤詩被三鳳宮主委按鈴申告之後,被指控的韓國瑜候選人在11月7日晚上22:50 分開直播跟民眾解釋,提出了不一樣的角度思維:

….韓國瑜最近被綠營稱為「韓導」,指他自導自演一些相挺、籤詩等事。韓國瑜以網傳所謂三鳳宮靈籤之事為例說,這似是新型態的選舉詐騙手法,不是負面罵他,是正面捧他,再從中找暗藏的東西攻擊他造假;高雄三鳳宮就網傳假靈籤的事報警,他籲請三鳳宮千萬不要撤案,一定要讓警方查明是誰第一個傳出那張造假靈籤的人。

但是同時他也澄清,他並不知道什麼叫做中國網軍。

韓國瑜強調,「支持我們的網路力量,我怎麼知道從哪裡來?」他指海外華僑最少有5千萬人,可能罵他、喜歡他,他怎麼會知道,他3個月前被批是黑道、菜蟲、流氓和色情狂,因民調支持度上升變抹紅,「說中國的網軍支持我,一點意義也沒有,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中國大陸的網軍。」

短短幾個月,韓國瑜聲量所引起的討論與質疑,既蓋掉其他政黨與候選人的訊息,也連帶曝露出台灣的身份認同在一般民眾心中的種種疑問:高雄就是台灣的譬喻,誰可以發聲決定高雄的未來?這讓人想到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川普陣營,透過社交媒體的影響技術,創造出比希拉蕊陣營總體五倍以上「媒體曝光量」—- 從此人們才開始知道後面可能有系統性的干預工作在進行。

候選人也許都各自非常真誠,但是他們卻被操作者用來打一場,網路原子彈跟步槍的戰爭。


走出森林

我們在網路的平台資本主義世界裡面行走、生存,往往只看到樹木,看不到森林。使用臉書,卻不知道自己帳號的「動態消息」牆上,系統用著什麼樣的演算法;看著 YouTube 推薦的影片,一下子就看完所有的蜂蜜檸檬,但是卻對怎麼挑選出來、推薦給你的「下一部」影片渾然不知。

往下滑永遠滑不完的內容,往上一頂就會自動重新 reload 頁面內容,就像電動機台第一人稱射擊遊戲中 reload 子彈的英勇主角。你不僅看不見後面的推薦演算法,也深陷在目標讓你上癮、永恆更新的遊戲設計中。

鏡週刊前一陣子做了報導,譯介了英國衛報針對法國離職 YouTube 推薦演算法工程師的計畫網站:algotransparency.org,幫助使用者揭開網路影音平台業者推薦演算法的運算過程。Google 的前設計倫理實踐者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目前是人性科技中心的共同創辦者,反省並且撰寫文章揭露科技如何利用心理與人性的弱點讓人上癮、無法自拔。

要是這些科技不只讓人們的使用習慣上癮,還創造了社會對立與衝突,那會是什麼樣的場景呢?

烏克蘭的記者盧斯蘭·德尼欽科(Ruslan Deynychenko)努力揭露俄國的新聞頻道如何系統性地創造了不存在的混亂與衝突,製造克里米亞俄語民眾的恐慌,最終導致了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美國 PBS 公共電視製作專題報導,臉書被菲律賓的記者、柬埔寨的企業家認為流通的假帳號、假新聞創造了生命威脅、種族衝突,而且多年以來拒絕採取任何行動阻止社會崩解;聯合國緬甸的特別紀錄工作者認為,臉書如今已經變成一個野獸,需要對導致的種族清洗負責。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今日很容易以光速、在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的狀況下,瞬間轉變成洗腦工具。

從社會的現象回頭檢視這些社交媒體的迷霧森林,倘若還有時間與機會彼此合作,也許在下一次「木頭與森林」頻道釋放出更煽動對立衝突的訊息之前,我們有機會放下對立、彼此攜手走出來看見藍天。

 

 

 

無法播映的影片

如果去詳細計算,一位 LINE 上面常發長輩圖的泛藍長輩,他們到底多少封短訊貼文才會談一次韓國瑜的訊息?我找了一位長輩來當作測試範例。

我在 LINE 的搜尋介面搜尋了「韓國瑜」三個字。在這位長輩參與的論壇中,9/16(日)發現一則「花蓮小農力挺韓國瑜」的 YouTube 影片。然而連結回去時,YouTube 已經貼出了停權的公告:

螢幕快照 2018-11-10 下午11.53.48

除此之外,就沒有了。她/他並沒有一直重複地貼出關於韓國瑜的訊息。但是在「半個月後」,她/他張貼了另外一則剪輯自國父紀念館講座石碇高中張淑瑩輔導教師演講的影片,裡面的訊息同時也加註:「讓孩子在台灣家鄉長大」。她/他轉貼的訊息是這樣寫的:

「很棒的演講,請分享出去 ~~ 讓我們孩子回家鄉打拼有這麼困難嗎:」

然後就沒有了。其他呢?

9/1 2, 9/2 5 (其中有一則「中客不來日月潭新服務」), 9/3 1, 9/4 5, 9/5 3, 9/6 5, 9/7 4, 9/8 5, 9/9 4, 9/10 3, 9/11 6, 9/12 6, 9/13 8, 9/15 7, 9/16 8(其中一則就是花蓮小農力挺韓國瑜), 9/17 1, 9/18 4, 9/19 10, 9/20 9, 9/21 10, 9/22 4, 9/23 11(兩則撤回), 9/24 10, 9/25 3, 9/26 3, 9/27 17, 9/28 5, 9/29 11(一則撤回), 9/30 6.

我沒有繼續算 10 月份到現在 11 月份的貼文。

為何要討論韓國瑜?

林濁水在自由評論網的「林濁水觀點」專欄文章:〈活在虛擬幻境的老藍男韓國瑜〉,自問自答為何要討論韓國瑜?他這樣的回答頗令人深省(第三點):

「….一個黨把不斷口出可笑荒唐言的人當黨國救星,可見黨之無人;一個黨被這樣的人胡言亂語打得難以招架,可見民怨之深;這樣的兩黨固然同樣可悲,但這樣的事居然就在台灣發生了,而且台灣的年輕一代居然群起為這位活在虛擬世界中,意識型態老舊不堪地站在進步精神對立面的老藍男瘋狂,台灣的悲真是既深且重!」

深切的事物,的確是不容易用簡單話語傳遞清楚的。這也是一個超越個別的候選人,普遍地必須要被思考的問題。

我覺得韓國瑜的市長選舉行止,應該要跟參選國民黨主席的種種行徑一起來看待。他其實是一個借力使力往上逆勢攀升的表演者。延遲的國民黨主席表演賽。

另外需要討論的是,民進黨長期以來無法「進入」媒體圈的實況。媒體圈就跟司法圈一樣,有著自主的面貌,也有著各自的意識形態機器在持續運作,排除「異己者」。

乘載這些機器的基本元素,例如媒體環境、例如主播李四端,例如"抄襲"「深夜食堂」的節目虛假形式,這些又合在一起各自扮演了什麼樣的合力角色呢?

相較於今天同樣看完的 PBS Frontline: The Facebook  Dilemma,台灣現在有什麼樣的報導影片是能夠令人信任的呢?

金碧輝煌貴賓室,暗無天日演講廳

因為房間很小沒有書桌,現在在住宿酒店的貴賓室(商務中心)裡面準備明天的演講還有積欠的年度業務計畫書。牆壁上是彷彿清明上河圖的金箔庭園園林造景,金碧輝煌光彩奪目,超級不像網咖或者工作 cafe 的氣氛的。

你可以想像金碧輝煌到一直有散射的金色光芒閃來閃去,「簡直就像佛寺一樣啊!這個時間點很怪,我還以為你在哪間寺廟呢,」我老姐這麼說。(可是為何佛寺都會金幣輝煌咧?歪頭)音響響著空靈的大廳音樂(但是這裡又不是大廳啊…. 不是應該是商務中心嗎?)假使是坂本龍一,大概他會動手來把這個空間重新制定播放歌曲清單吧。(感謝 Spotify,已經開始根據〈坂本龍一竟為餐廳打造專屬歌單:The Kajitsu Playlist 公開!〉,置換空靈的罐頭音樂了)

相較於此時此刻的金碧輝煌,下午的演講(不是說好了是 UnConference 嗎?結果竟然是大家都同意,看過參加過最大攤的 panel…. Un 在哪裡啊~淚)是在「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中非常專業的多媒體演講廳裡舉行。有觀眾希望關燈,一關上簡直就暗無天日,完全是個不透光的黑盒子,是我近期覺得最專業的場地了。Microwave 的講者、主持人都是一時之選,很舒服的對話場合,也讓與談人覺得非常受尊重,努力一起探索區塊鏈的種種可能。

hk microwave 2018Matters 張潔平的分享

我的與談講題是:〈Regional / Local Culture Praxis & Its Economic Exchange: Public Machine 「區域性經濟交換社群實踐:公共機器」〉,闡述與公共領域有關的這一兩年來的各種區塊鏈探索實踐的經驗與想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連過去 hackmd.io。

2018-10-27 21.34.50

Disinformation, It’s Complicated.

敘事者的自我角色:與科學研究團隊合作,本身也是第一線的從業者,有兩年以上的經驗。面對資安來說,曾經提出「社交媒體安全性」(social media security)這個概念,也是一個國際資訊社會、網路文化學術研究者。

在前面文化與法政專家談論「不實訊息」或「假新聞」為何,以及可以怎麼樣被法律對象化進而逐步處理的同時,有聽到羅世宏老師提到,我們應該要有假新聞 — 連我們在課堂上也都會講錯,怎麼可能社會傳播訊息都是正確的 — 這樣的論點。這和林崇熙老師對民眾自己理解的能力的重視,應該是連動再一起的:他自己回想中國歷史傳統,幾乎充斥著假新聞在每個時刻。

有沒有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disinformation 問題?有沒有可能所有試圖「介入」最終都以失敗告終?無論是川普的當選美國總統,或者是現在的「巴西川普」堂堂邁入第二階段的總統投票,臉書號稱動員了 300 人的部隊建構「戰情室」(war room),也許確定「不實」必然是一種在混沌與混亂之後的後見之明。那麼我們從現在開始,可以做些什麼?

現在所形成迫切議題的假新聞,跟過往必然存在的假新聞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是奠基在社交媒體運作邏輯之上的一種新興現象。如果沒有拆解對社交媒體的知識,是沒有辦法發現假新聞所攻擊的對象的。

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才是一大片拼圖的頭幾片碎片罷了。如果我們現在開始意識到這個處境,透過許多次的失敗,適切的試誤,我們可以逐次累積對這一切的認知。

這個題目存在的原因是因為「素養落差」(literacy divide):社交媒體所代表的上癮狀況,在弱勢者特別容易被捕獲。我們以為的假新聞傳播者,透過「善意」傳播的「惡意攻擊」,可能另外的角色是受害者,被臉書平台同溫層困住的受害者而已。

技術問題怎麼看待?這裡面應該分為:

  • 消費者怎麼看待(公共安全,避免恐慌)
  • 黑客怎麼看待
  • 業者怎麼看待
  • 資安專業者怎麼看
    • 「社交媒體安全性」
  • 真假新聞內容生產者怎麼看待
    • ISIS 的數位哈里發:網路上的國度,軍武
  • 社交媒體平台怎麼看待
  • 學者怎麼看待
  • 國家(行政)怎麼看待
  • 國家(國家安全)怎麼看待:攻防

我的基本看法:需要設計出一種漸增式(incremental)的、處理「拼圖」資訊量暴增的「演算法」。

  • 特別記下胡元輝老師提到歐盟的進步做法:
    •  「非管制性的多方利害關係人取徑」
      • Working group vs. Sounding Board
      • 歐盟模式的業者自律準則
    • 缺乏系統性的因應!
  • 何謂系統性的因應?
  • 技術交流的迫切性。
  • 法律政策的交流
  • 防禦技術
  • 偵測技術

最後補上針對日劇剛剛上檔的 FAKE NEWS,編劇是野木亞紀子,她的作品的小小評論。

螢幕快照 2018-10-21 下午11.30.08

反思與讀書

先講讀書。今天到聯經看書,拿起江南的《蔣經國傳:江南版》一看就停不下來。

閱讀過程中有一個很好的啟發:美國總統從共和黨羅斯福、羅斯福過世後換上民主黨杜魯門,然後再換回共和黨艾森豪。台灣的命運就像去了一趟三溫暖冷水池、冰水池跟熱水池 / 藥浴池一樣。最後在韓戰爆發後撿回一條爛命。陳宜良(江南)以蔣經國為主角所追蹤的細節,的確讓陳翠蓮老師《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所描繪的台灣二二八前後的時代脈絡與震動,都有了具體的對應與依歸。

剎那間葛超智所描繪的時代問題,以及為何有了這樣的洞悉、卻仍然美國官方按兵不動的各種矛盾與派系視角,似乎都清楚了起來。中華民國與美國在當時的關係走到低點,既無任何好感與信任基礎、被美方控制又不願意「束手就擒」,以及蔣經國在亂局中竄起自己的派系與安排資源部署。最後到 1957 年的「五二四事件」(「劉自然事件」),蔣經國被「流放」到退輔會擔任主委,負責榮民事務。維基百科條目這樣寫著:

…該年 9月,來臺負責調查該事件的美國總統特別助理李查茲(James P. Richards)對蔣介石表示蔣經國領導救國團在事件中扮演積極角色,蔣介石對此不置可否。後來,蔣介石為緩和臺美緊張關係將蔣經國暫時調離情治系統,改為出任退輔會主任;此後,蔣經國帶領退伍軍人修建中橫公路

大時代跟小島的人們命運緊密地扣連在一起。

這本書的關鍵特色在於陳宜良(江南)當時在國外念博士班,遂有整本出書的寫作計畫,也有很多美國與世界第一手資料的檢視。

然後是陳儀深研究員所撰述的《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紀錄》。張憲義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叛國,他認為自己只反對郝伯村,而整件事情是在強人即將逝世的時機點、軍方勢力伺機而動,美國在此時刻根據禁止核武擴散條約,支持並且警告台灣政府,不要想要製造核武。

訪談錄相當樸素,所以讀起來也很順暢,只可惜沒有更有系統地整理時空脈絡,來讓 insights 更有啟發。

這兩本書讀來就讓人更進一步反省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我本來想找劉仲敬除了《遠東的線索》之外,還有沒有更多跟 1949 年前後的中國與國際有關的著作,或者其他的學者的類似題目與問題意識。後來沒看到他的《中國窪地:一部內亞主導東亞的簡史》,所以就多逛了一些書,例如林博文的《1949 石破天驚的一年》

在那些場景中的美國影響,既是決定者、又是各種勢力想要擺脫的重要標的物與對象。果然是最緊密的連結,最難讓人看見它的存在啊。

脈絡賦予一切的意義

1.

週五是個重要意義的場合。在上午的工作坊裡面,洲任大哥的幫忙下,藉由 Tide Wallet app 的下載與實作,TWCB 台灣文化幣順利地 ICO 了。這意味著在以太坊公鏈上完成這樣的事情的技術門檻,在合作網絡的支持下,是一個重要但是不需要被高估的變數。這帶來了其他的震撼意義:

  • 我們還需要在私鏈上建構解決方案嗎?我們該怎麼看待投入資源在私鏈上的團隊?
  • 是否應該立即投入 TWCB 台灣文化幣 ICO 的籌備工作?
  • 任何人倘若現在尚未(在未來 6 個月裡沒有預計要投入資源)理解其意義,是否不再需要花時間討論?
  • 是否該開始組合相關的應用資源?
  • 這些工作是否該是反過來想,新團隊 roadmap 的一部分?

這種重要的時刻,相對著其他的許多事情都顯得光芒黯淡。

2.

在休息時刻,我們討論當中就有提到,也許我下午的分享〈荷蘭數位計畫/組織/國際發展現況分析〉可以針對「其他的功課」多做一些探討。事實上在討論文化與藝術走進區塊鏈的世界時,有相當多的面向需要長考與細細思量。

  • 這個工具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解決公眾問題?
  • 它是公共部門的「公用事業」股權化的一部份,還是功用化的一部分?還是兩者都是?
  • 我們是否希望它在個體的層面也具有意義?舉例來說,人們可以因為這種工具而更容易互相合作(例如在文化創意產業中更容易集資、規劃與導入專業者、拆帳與分攤風險);
  • 在集體層面上,它能否發揮類似「蓄洪池」的金融波動問題?
  • 它與「合作經濟」(Co-Ops)如何對話?(例如 DyneSocial Wallet FreeCoin

這也是為何我在觀眾詢問「國家該做什麼」的時候,認為國家應該再繼續舉辦類似的論壇,把事情談清楚 —- 因為我們才剛剛開始「暖身」,意識到我們的世界原本已經被各種強勢的主權國家法幣「扭曲」到什麼程度;而自己擁有自己的貨幣,並且在未來陸續要跟不同產業的對話合作與結盟,這件事情有多少陷阱與同時有多大的可能性。

3.

區塊鏈一開始就是一個百花齊放、各種層次的想像與論述同時起飛的情境。有技術上的種種挑戰、有神奇秀逸應用的探索、有國家社會功能面的「增強」、有人權正義帳本紀實的見證,更有具體探索生態環境與文化議題的倡議。當然絕對不缺的是商業的計算與大大小小的投機選擇。而且很可能事物還不會僅有一種互斥的單一屬性,而是綜合了好幾種的特徵與想像。

從一開始我就在思考要怎麼「落地」:如何幫助 L.A. Foundation 建立屬於機構自己的觀點與立場?既不是被某種特定角度所「綁架」,同時也擁有夠大的彈性框架與視野來從零開始籌備與建立基礎,「演進」(evolve)自己的「能力」(capacities)。作為客座的共同主持人,論壇只是我們對話的一個開場白而已;重要的是接下來,我們要發什麼樣的言,倡什麼樣的議?

所以這個活動一起受邀進場參與對話的朋友,從泰德陽光公司-無窮鏈(infinity chain)、DTCO 與蘭嶼觀光護照、Matters、KKFarm 與工作坊 / 論壇的具體對話「脈絡」,就是我們想要借力使力的眾多「媒介」與「脈絡」。

我們很難在媒介與脈絡之外,思考與討論事物 — 因為那不是(實踐世界中的)事物的真正面貌。舉例來說討論科技事物的「泡沫化」也許是一個有意思的專欄文章與討論命題,但是如果不是思考人們真正的就業選擇、對技術的真實或盲目信任所導致的侷限,那就像是「清談」一樣的確沒有任何意義。

透過使用的脈絡,我們可以開始進入實踐的場域中,獲得真實的回饋 — 無論它們是成功或者是挫敗。

4.

基礎公用事業服務作為最基礎的堡壘,首先是代幣可以發揮角色的應用所在。(柏蒼兄也重複提醒:股權發幣有法律議題要解決)以救災這個課題為例,我在演講的結語中,從荷蘭團隊 Dyne 的 Social Wallet 與 FreeCoin 經驗,回想我自己當年在 921 與 88 莫拉克風災的救災現場,我最希望的就是有一套科技與服務能夠用最少的摩擦力與代價、撫平受災者的悲傷與痛苦。

救災處境中的最基本用途,就是通訊(溝通、通話);在之上是協調處理,身份認證,福利發送,資源調度等各種應用。這從電信端一路到政府與民間的社福部門,幾乎是難如登天的多對多跨越公私分界的協商,如何可以運用區塊鏈來達成不可能的任務?光是在難民營當中實施的區塊鏈數位時間銀行計畫,就可能是一個很不錯的開頭。

只是我們千萬不能夠低估這樣的計畫所需要的資源種類與程度:它們需要針對電腦端技術人員的投入程度,一如需要針對使用者端企劃者與執行者的投入程度一般。

5.

文化藝術以往所代表的是意義端的世界風景。透過 synecdoche 隅諭,我們也認為賦予意義的事物都是文化藝術的一部分。然而除了使用 Word 打字寫稿,在臉書上面自願揭露生活與人際網絡資訊,人們似乎不了解資訊網絡、應用框架與區塊鏈所代表的「分散式帳本技術」,這些取代掉以往烏托邦科技想像的新成員,也是一種賦予意義的行動。所以有人會問這些跟文化與藝術到底有何相關?

在群眾募資當中的文化藝術、在 ICO 裡頭的文化藝術,在身份認同裡頭的文化藝術,以及在創作者權利拆分裡頭的文化藝術、以及作為清算工具的補助科技,何者為真,何者又是假?何者比較真,何者又比較假?如果我們沒有問對問題的話,恐怕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就像荷蘭 INC 網路文化中心所拋出的問題,為何是會計師(帶著分散式帳本技術)拯救世界?(這個問題實在問得太妙)除了 Jaromil 提醒 wikileaks 與 bitcoin 歷史深度關聯之外,我也因此對 Macao Art and Research Center 透過發幣來重新建構理想的工作與生活,有著深深的敬意。

透過區塊鏈看世界,終知道天地多大、自己多渺小。

6.

標題〈脈絡賦予一切的意義〉出自喜劇星球 Daily Show 南非籍新聞主播 Trevor Noah 對法國駐美大使抗議他的「非洲贏得了世界杯」評論的回應。

尤其是在一個超越文字形塑國族主義與民粹的影音時代,細微的脈絡,包含技術與應用的框架,更加重要無比。

再次感謝所有的朋友一起讓這個活動順利完成。

組織化網路:自主組織的模型

Organized Networks: A Model fo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By Geert Lovink, June 9, 2017 at 8:59 pm.

  • 為了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 Initiative)而寫。作者:Geert Lovink,譯者:李士傑
    譯註:network 也可翻成網路,人文社會科學習慣特別稱為網路,但這兩者在此譯文的使用上,其意義與衍生義都相同。
  • 在今日新自由主義「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景,自主性(autonomy)需要被重新定義。這個詞彙有著多重的意義 — 潛在地造成了混淆。讓我們試著區辨在當代藝術脈絡下使用自主性這個詞,與在(激進左派)政治、社會運動與理論圈當中,對自主性這個詞的運用。在這篇短文中我倡議檢視當代網路文化作為一個活躍地 — 雖然是臨時性 — 實際上存在的自主性實體,並且看這可以如何地應用在鹿特丹的脈絡上。

在藝術領域中,自主性曾經被指涉為藝術家,相對於贊助者與博物館、畫廊世界的獨立位置。弔詭的是,在 1970 年代這個概念達到最熱門的高峰時,西方福利國家也同樣到達其最高峰的狀態。當跨進新自由主義政體四十年後,自主性仍然意味著藝術家能夠對市場(同時在很多國家中,這也意味著相對國家)獨立,但卻在藝術家將如何謀生的這個(政治)問題上,神秘地留白。

自主性這個詞也意味著:從監督與引導藝術家的生活與作品的角色,如教師、策展人、評論者與文化政策公務員等這樣的專業階級,他們的手中解放出來。解放藝術於是也是藝術家的鬥爭 — 從外部力量手中解放創意過程 — 的故事,同時開啟一段朝向作品本身、反思製作藝術作品成為自身的嶄新旅程。自主性於是便代表著激進地美學上的自我反映,理解於是解構遊戲規則與社會的影響。反映的成份元素導致了大規模的學院研究與研究領域,試圖研究自主性的新形式作為一種實踐。其中一個容易混淆的點在於:公開否定「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態度的「自主實踐」。這種狀況常常發生 — 自主藝術曾經是(而且目前也是)各種深刻地介入社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實踐。簡要地說,抽象-概念性的作品與政治介入,並非是互斥而對立的。所需要的是有意識地自我教育(Bildung),也就是一群有知的公眾,有能力「閱讀」藝術作品以便於討論。博伊斯所謂的「社會雕塑」創造了一種對「解釋產業」的相依性,其中策展人、評論人、新聞記者、導覽者與教師們都扮演著各自的關鍵角色。當代藝術能否有可能具備「自明」(self-explanatory)的特性,同時也將自己從其中介者的手中解放出來?還是它會變得更為依賴周圍環繞著藝術的基礎建設,變得無法自我支持、昂貴到無法再加以生產?

要打破與權威的牽連,常常導致朝向社會的移動(即便它可能也被表現為放棄、精準地拒絕介入的自由形式)。這裏真正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啟動者的自主性:它引導著與鑲嵌著真正既存的自由,無論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自主性作為自我治理(self-rule)或自決(self-determination)也有著一個強烈的政治傳統在此需要被討論:超越傳統的個體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例如自我覺察、自我動機技巧來獨立地行動,以及在(國家)機構或其他權威(例如家庭或部落成員、類似社會因子)的干擾之外,執行計畫。

在藝術論述中的自主性,有時候指涉到 1960-80 年代運動中反叛的心理狀態。這個詞彙諸多根源之一,是義大利工廠工人的自主性 — 夠反諷的是,獨立於共產黨與工會,同時也獨立於基督教民主勢力與社會民主(工黨)勢力的影響之外。在這個脈絡中,自主運動是那些對資本與國家、同時拒絕談判與妥協,並且動手建構再現系統、聚焦在合作社與集體運動,踐行著不合作破壞與抵抗行動,同時結合著一種對自主基礎架構強烈的信念 — 這些基礎架構如無住屋者運動的佔屋(squats) 、酒吧、書店、電影院、劇場、腳踏車維修店與影印店、印刷廠等。在階級社會運動頹圮的同時,我們也可目睹從組織的永續、自主性形式(隨著時間一一展開),朝向短時間、在特定空間中的一種暫時性的表現(例如「佔領立法院」「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佔領大學等的佔領行動)。

今日的自我組織,與「社交媒體」出場前的世界,是激進地截然不同。臉書是預設的在地網路連結與組織工具,也同時在設計者、運動者、藝術家,與學院研究者身上是相同的意義。非正式的創意部門今日如何組織自身,並且這種挑戰在被完成的同時,如何加以精進?在晚近的過去,這些工作主要透過 email、紙張、檔案夾與電話。現在那一種工具最有效?讓我們調查並且廣泛地公佈結果。會是透過 LinkedIn 群組,或者臉書群組嗎?還是我們不如透過 WhatsApp、Mastodon 或 Telegram?這裡有兩種成份元素需要被平衡:當試圖同步地取得人們同時的行動結果,以便聽見他們的聲音,試圖讓事情最終被完成時,網路需要被(相對地)開放。整體的目標應該被設定在創造所有參與者身上,可持續的時間軸效果。在 Instagram、Snapchat 與臉書直播的時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組織草根運動嗎?社會關係變成「即時性」的互動:這些要不是現在跟你相關,不然就永遠再不相見。這種社交媒體臨時性的政治如何可以打破,創造慢速的空間、區域來讓人喘息,碰面與協力(如果這些都聽起來太過嬉皮了,請自行置換術語,問題意識仍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如何超越認同的問題,創造團結與交換的新文化?藝術家經營的空間如何保持經濟上的能夠生存?我們如何期待一個共享的工作空間,如果不變成一個政治牢籠的話?如何可以顛覆性地聚集,將白人種族性給激進化,甚至擴散到其他的議程?

鹿特丹為基地的「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s initiative)可以被用來形塑位於在地性中的強連結,從藝術中的教育性結構開始(例如 Piet Zwart 學院),還有這些教育節點跟文化空間、以及對這個場景不可或缺的相關單獨個體的連結。這個目標在於直接衝擊主流社交媒體平台的「弱連結」模型。對「強連結」的推廣,是「組織化網路」概念的核心構想(我跟雪梨媒體理論家、我的好友 Ned Rossiter 過去共同發展的概念框架)。為何藝術家與設計師需要建立網路?不只是互相認識、維繫附近活動或遠方事件的更新消息,更重要的是組織起場域。人們可以把它稱作「文化的自我防衛」。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太過負面,但這些日子以來,甚至連非正式的結構都需要被捍衛。文化只在時間、空間中能夠被展開;它不會「即時地」在某處現身。下一個問題是:於是如果應該鼓勵組織網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是否也導致:人們應該成立正式的組織?在此答案會有所分歧。也許成立一個基金會、一個工會或政策智庫不夠酷。基金會很無聊,所以要不要來個合作社?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躲避在此做出抉擇。總是有真實的問題在等待我們:就像非正式網路中的「暴君」,網路組織常常經歷到缺乏方向。組織化網路的倡議正試著要克服來自兩端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真實存在、對社交媒體「弱連結」的依賴。從好的一面來說,我們總會有聚會碰面、做出決定、合作與一起完成什麼的真實慾望。

「自主結構計畫」其中一個外顯的目的,應該是對抗仕紳化(gentrification)、保護辦公空間的低租金,以及以分享基礎架構與交換知識的說法、交換如何在藝術領域建立「公共財 / 公有地」(commons)的資訊。有些人把建立公共財當作動詞(commoning),認為建立網路(networking)是建立公共財的前置動作。傳統地來說,在藝術與文化領域活躍的在地網路,其目的往往是遊說市府與議會、改變文化政策。這也許仍然還蠻重要,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場域中有多種角色與勢力在發揮影響力。住宅處境,位於我們所關切的最核心位置。作為集體的存在,佔領、建造與捍衛這些空間,是我們的責任。就像 Sebastian Olma 所寫的:「一種美學的、展演性的抵抗,並非某些可以簡單地向藝術家討來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要藝術家對集體感知結構的演化有所貢獻,這樣人們的未來將仍保持在我們美學想像可觸及的範圍,我們就得集體地保存住 — 在我們的努力中 — 在這還有可能的時候,所要創造的社會空間。」(p. 67)目前由中小型非營利組織、新創團隊與自由工作者所補綴起來的網路拼布,可能一個晚上就會蕩然無存。我們的存在被視為很不穩定,是有原因的。這種不確定性是非正式網路 — 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所描繪的圖像 — 應該沿著自身的「強連結」(並且克服社交媒體的「弱連結」)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喜歡這些個體層次新自由主義術語的話,繪圖可以僅僅是整套提升自覺-自主性過程的最初一小步。大的問題仍然存在:描繪這個網路的圖像之後,下一步呢?把所有的網路組織起來吧!

 

參考資料

Hakim Bey,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Autonomedia, Brooklyn, 1991.

Marie-Josée Corsten, Christianne Niesten, Huib Fens, Pascal Gielen (red.), Autonomie als waarde, dilemma’s in kunst en onderwijs, Valiz, Amsterdam, 2013.

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mative Defiance, Avans, Breda, 2016.

「百年屈辱」的政治語言意義

感謝《譯言》的翻譯,我閱讀一篇很重要的在地外籍「中國人」的文章:《前景》永遠當不了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曾經愛過的地方?

被創造出來的「百年屈辱」,實在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智慧型的發明。前面的人有了屈辱,後面的人就很務實地「就地取材」,將屈辱打造成「百年屈辱」,塑造成為動人的、傳家教子孫的大眾動員工具。而沒有遵循這條道路、沿著這條軌道往前走的人們,就是不「認同」這些國仇家恨,是個背叛者而用各種方式處決。「百年屈辱」於是變成了一把超強的兩面刃:「內抗國賊、外除強權」。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中共从最开始就鼓励强烈的排外情绪。狂热的民族情绪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机构创造了"百年屈辱"这个词来定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达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众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国人曾对他们做过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们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