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文化為何實驗

一本書不只是一本書

針對新媒體文化,我手上當作珍寶的一本經驗彙整的「原料之書」(source book),是 1999 年當年荷蘭組織 Virtueel Platform 由 Cathy Brickwood 領銜彙整與編輯的著作:《歐洲的新媒體文化》(New Media Culture in Europe)。因為文化實驗室(culture lab)的源頭脈絡與新媒體文化有相當大的重疊,所以在開始啟動計畫之初,這本滿滿是字的文字書就浮現在我腦海。

集合實踐與批判、倡議行動與設計風格的「原料之書」:《歐洲的新媒體文化》

事實上,它不是一本書;就像新媒體與新媒體文化不只是一個浮光掠影的潮流、或者只是一種表演藝術形態而已。

除了一本印出來的厚重磚頭,當年拿回台灣還沒有任何出版單位願意出版(因為字實在太多了,沒有任何圖片、但卻充分體現了荷蘭的精簡效率溝通設計風格),當時同樣還出版了另外一本著作 Nettime Reader: Readme!,收錄了透過 email 信箱線上討論、當時叫做郵遞論壇(mailing list)現在已經較不流行的討論形式,nettime 「網路時代」這個知名西歐北美媒體菁英對話論壇,當中的精彩文章。

除了動態交換魚雁往返的討論文章,這本書的內容策劃頗為新穎。書中呈現的是一組西歐文化組織、運動團體透過網路串連交流的文化科技第一手體驗。裡面是一連串的網路社會運動的集結:「我們要頻寬!」(We Want Bandwidth)、「沒有人是非法的」(No One Is Illegal)、「跨越邊界」(Cross The Border,no border,<border = 0>)、「重新佔領街道!」(Reclaim The Street)、「幫助 B92 電台!」(HelpB92),還有當代藝術文件大展 DocumentaX 的藝術實踐與宣言「混雜工作空間」(Hybrid Workspace)與 「混雜媒體交誼廳」(Hybridmedia Lounge)。

從美墨邊界交通告示觸發的反邊界理念
1997年文件大展 Documenta X 當中的 Hybrid Workspace

它本身還是一個超過五百人參與的國際研討會。歐洲的文化組織,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戰術媒體研討會」(Tactical Media Conference):第三屆《下一個五分鐘》(Next 5 Minutes 3)中,聚集起來討論能否透過衛星通訊、廣播節目與網際網路等複合式資訊傳播科技,把歐洲給串連起來,建立「歐洲文化骨幹」(ECB, European Cultural Backbone),與「深邃歐洲」(Deep Europe)。只需要在西伯利亞租一個退役的蘇聯火箭發射基地,購買二手的衛星,就可以把文化打到天空上,把人們串連起來。(當年就已經國際知名的台灣藝術家鄭淑麗,就是參與了衛星電視台構想對話的紙老虎電視臺計畫)

它更是一個當代藝術實踐與展覽、表演作品。1997 年在德國卡索舉辦的第十屆文件大展(Documenta X),策展人邀請 Geert Lovink 在文件展外的空間中,舉辦實體論壇與線上活動,打造一個 100 天邀請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與藝術家對話的平行會議「混合媒體空間」 Hybrid Workspace。它就是一個混跡在展覽中、在大型藝術展覽、卡索文件展裡面的數位創新。

“….We are here at Documenta (1997), which is a very large art exhibition, and it was the choice of Documenta, Catherine David, and the new Berlin Biennale to make a space together where not art is exhibited, but which is a “workspace”. I mean… the name says it all! “

「…我們在第十屆文件展(Documenta X)這裡,非常大型的藝術展覽所在,而且這是文件展 Catherine David 與新的柏林雙年展的決定,打算一起創造一個空間,不是展出藝術,而是一個『工作空間』。我的意思是….這個名字說明了一切!」

Geert Lovink 當年在德國卡索第十屆文件大展(Documenta X)接受專訪

當我們在 2018 年的今天,在台灣這個地球的一個獨特的角落,討論什麼是文化實驗室、檢視世界各地的不同特色案例與他們的獨特文化實踐時,我回想到底這一連串的探索與研究,究竟從哪裡開始的?

文化為何需要實驗?二十年後的此時此地,文化實驗是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重新回想二十年前的情境,所謂的新媒體文化,其實是許多術語的同義詞:網路文化、網路(點)藝術(net.art)、數位文化等等,而他們都是九零年代全球蓬勃文化運動的產出與體現。跨國的藝術家與資訊文化工作者共同關心邊界與移民問題(德國 no one is illegal,法國 san papier,no paper,沒有文件,澳洲 boat people,波蘭與美國墨西哥的跨越邊界運動 no border),在各地如煙火般綻放在網路的星空中。透過一個剛誕生的新媒體,他們有機會把聲音串連起來,大到「有可能」可以讓財團、媒體界、學術界甚至政府、超政府組織(如歐盟、聯合國)聽見。

新媒體文化在技術的撞擊下,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文化想像與實驗空間。帶頭大哥們在長達五到十年的跨域交流、對話傾聽與合作串連之後,創造了一個又豐富、夾帶著厚實文化底蘊與在地網絡的巨大網絡。而文化實驗,作為一種「標配」功能、透過內部管線配置的實踐形式,從技術資源與社會撞擊中間誕生。

十年前藝術大學開始出現「跨領域」藝術的組織單元;除了已經浮現在藝術文化地平線上已有一段歷史的策展(curate,curator,curatorial)技藝之外,資訊傳播/溝通技術在過去二十年來的巨量進展,當代藝術作為一個組織文化社群聚落,早已跳脫出來原本狹隘的定義,對接到更多樣的社會群體。

我們今日的文化實驗室將怎麼看待自己?它將從何處開始闡述其自身的歷史?這只是一小群的藝術家,擅長挪用公共空間與社會流動的文化符碼,拼揍一些對整體社會的投射與聰明狡獪的類比指涉與象徵行動,還是它在中介現實的流動媒介裡反身性地拆解逐一接壤(engage,在維基洩密的美軍直升機影片中,甚至是駁火的意義)被脈絡形塑、同時又努力要掙脫束縛,企圖形塑對未來突破性的建構的文化科技行動?這對於今日的、十年後的我們來說,具有絕對迫切的重要意義。

這個意義,留待我們決定。

實驗什麼,與為什麼實驗

12/2 剛結束以「數位創新文化平台計畫」主持人身份,與生活美學基金會(Living Art Foundation)合作設計與策劃的系列活動:《台灣區塊鏈生態論壇》(Taiwan Blockchain Ecology Forum)。對於還不太理解區塊鏈的功能與意義的朋友,心中湧起的疑問會是,為什麼要談區塊鏈?對於已經知道風起雲湧、「對韮當割」「幣圈一天,人間十年」的金融投機浪潮的朋友,問題可能就變成為何要做這麼投機的作品與計畫?然而卻很少人能夠再往下探索,提出區塊鏈技術與文化藝術日常生活的描述性、或者甚至結構性問題。

2018.12.2 文化與區塊鏈系列活動2:《區塊鏈生態系國際論壇》

區塊鏈,就像前面排得長長一整列的技術名詞、專業術語或黑話,如資料科學、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等,乍看之下不過是另外一個譁眾取寵,讓人們投射想像的科技稻草人。懂得借力使力的老江湖,搞不好還可以藉著創造對立,塑造一個厭惡科技造神,逆勢上游、展翅高飛的文化深遠、創意無限的孤高景緻。更遑論在這一年來區塊鏈與比特幣一路下滑,眾人早已習慣暢論其泡沫起落,快速湧現與急遽破滅。這不禁讓人想問:舉例來說,為何還要碰區塊鏈?實驗什麼?為什麼要實驗?

實驗的重點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區塊鏈只是一套及手便利、有著較多人有機會一同參與與共構的技術框架,也因此在技術的生命週期觀點來說,最有可能持續較長久時間的一組具有能動性的工具。在無科技、或者是低慢科技時代(low tech, slow tech,and no tech:n5m3 會議中的主題口號),人們就已經熟稔論述與文字言論技術如何可以分析、批判、挑戰、挪改與形塑現實。運用各種及手工具來修整現實,這同時也是 1970 年代萌芽的自由軟體與開放源碼運動,最基本的實踐想像。

我們不是科技的拜物教(technology fetish)信眾。我們運用各種多重、多樣性、適性科技來反饋世界,調整日常生活。我們評估與測試、考驗各種技術,一如透過語言「測量水溝的寬度」。不是為什麼要實驗區塊鏈,而是為什麼不實驗區塊鏈?為何要讓無效、過期的科技宰制與壟斷社會生活場域,僅僅為了圖利積累了各種文化資本、愜意地周轉調度人際與知識資源的既得利益者?

只有透過對資源與機制的有計畫、系統性的擾動,才有機會看見那看不見的決定機制與層疊現實。文化與藝術才不會淪為僅僅是既有體制、透過各種偶然因素聚集在一起的後殖民政治系統的點綴娛樂、符碼行動。

內建了批判迴路的文化實驗,總是在思考著要連結什麼,以及為何存在著這樣的資源連結,以及下一步該如何連結。網路化(networking)是我們的文化實踐生產機制。

新媒體文化的分類與架構

我們仍然可以從《歐洲的新媒體文化》,這個將近二十年前的年輕阿姆斯特丹與網際網路對話果實中,獲得一些啟發。在它的章節目錄中,該書的編輯是這樣「對應」著新媒體文化的浪潮的,並想要用這本書來對新媒體文化提問與對話。

  • 第一章:網路社會的文化(Manuel Castells)
  • 第二章:藝術、創新與研究
  • 第三章:參與與公共領域
  • 第四章:學習與教育
    • 科技文化時代的藝術與設計教育(David Garcia
    • 教室裡的網際網路(Emilie RandoeLara AnkersmitCathy Brickwood 翻譯)
    • 計算與新興數位媒體的影響:論荷蘭視覺藝術與設計的高等教育現況(Jules H.J.M. Van de Vijver)
    • 年輕人與數位科技的多樣遭遇(Roz Hall
    • 從社區藝術到文化能力:FACT 合作計畫(Micz Flor
  • 第五章:從實踐到政策
    • 歐洲的新媒體文化政策(Andreas Broeckmann
    • 阿姆斯特丹議程:加速歐洲媒體文化的新興實踐
    • 「電子網路的文化」工作小組報告:網路連結創新的中心(Spyros Pappas 歐洲議會 DGX Director General)
    • 蘇拉克藝術與工業憲章(Don Foresta 與 Jonathan Barton)
    • 歐洲議會新科技與文化相關計畫(Cathy Brickwood)
    • i^3 藝術家與’oeuvre de l’esprit’(Sally Jane Norman)
    • 撒下種子:歐洲協會新科技、文化與合作工作小組報告(Luis Soares)
    • 藝術與新科技的創新中心:歐洲數位文化的關鍵人物通訊錄(Robert Harauer 與 Paul Murschetz)
    • 虛擬平台:新媒體的低地開拓模型?(Cathy Brickwood)
    • 從實驗中描繪事物:支持電腦技術藝術活動的英國藝術協會(Bronac Ferran
    • 閃爍的提示符號:新媒體中心與再生(Clive Gillman
    • 新媒體作為都市發展的引擎:Huddersfield 創意城鎮計畫(Phil Wood
    • 數位葡萄牙(Luis Soares)
    • 芬蘭的媒體文化:介面提升中的現代性與科技小裝置主義(Tapio Mäkelä)
    • 與 Jonathan Peizer 的Email 對談:前東歐索羅斯網際網路計畫的全部細節(Geert Lovink)
    • 來自 Net.Radio 世界首都 — 拉脫維亞 Riga 的 Net.Culture:Pit Schultz 與 Rasa Smit 的對談(Pit Schultz

在1999年要回答新媒體文化的問題,要動員到這麼多的專家來攜手合作,方能初步描繪一個文化、藝術與科技相互激盪的初始浪潮現象。二十年後的文化實驗室問題,是否沿著這樣的脈絡,道路會更加清晰可見呢?

文化實驗室的歷史與思考

讓我們先借用二十年前的視角,檢視所謂的「文化實驗室」的章節內容。當時〈文化實驗室〉(Cultural Laboratories)是由在 Banff 藝術中心主持跨領域藝術計畫的加拿大藝術家與加拿大政府研發經理 Michael Century 所撰述;如今他在美國 RPI 學院藝術系擔任新媒體與音樂教授。

他的文章首先追溯 1970 年代最早的實驗室與藝術計畫的三大源頭,如 1966 年在紐約的 E.A.T. 計畫、同時間 MIT 匈牙利藝術家 Gyorgy Kepes 所創立的先進視覺研究中心(Centre for Advanced Visual Studies)提供了藝術家駐點與大學科學家合作的基地;以及在 1970 年代作曲家 Pierre Boulez 基於研究與創新的辯證構想,啟動了在巴黎的 I.R.C.A.M. 計畫 — Boulez 基於「包浩斯模式」建立音樂家與科學家互動合作的啟發工作。

根據作者的音樂與藝術家背景,所探究的這些早期典範如 I.R.C.A.M. 有著深刻的美學要求,彷彿建造了一個現代主義的聖殿,這讓他們與 1980、1990 年代所興起、更為大眾導向的媒體中心有所區隔。這些第二階段湧現的典型往往伴隨著藝術節、展覽、策展與電子藝術競賽一同舉行,既對公共治理與私人企業都更加開放,也讓更大規模的公眾有機會可以參與其中。例如 Ars Electronica 與 SIGGRAPH 這些非商業藝術展覽的成功,讓新興工業國家結合研究發展與公共教育,建立了一個個的持續運作的中心。

最明顯的案例是德國的 ZKM,與日本的 NTT ICC 中心他們的模式在 1990 年代相當活躍。德國哲學家與評論家 Florian Roetzer 分析「媒體中心」的浪潮時,他是這麼評論的:「….到處都有要蓋媒體中心的計畫,目的是要避免不要失去科技的『連結』」,誠哉斯言。對藝術與科技結合感到興趣,商業力量在這個時候進場,轉換這些藝術家進入設計者的軌道,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的自動化也被加速。

進入到第三階段的當代工作室-實驗室,MIT Media Laboratory 媒體實驗室被視為是最主要的宣傳角色;然而在其研發的過程中缺乏了藝術實踐,成為主導力量的卻是工業集團所關心的應用研究。這裡的批判思考背後是1960年代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反對從想法(ideas)經歷基礎科學、然後到應用科學的線性、機械模型的發展想像,取而代之的則是轉向了創新演化、互動的模型。

Michel Century 總結這段歷史敘事的想法:

「這個段落處理著範圍很寬廣的一系列創新歐洲活動與計畫;它們把藝術、科技發展與科學研究當中的創意過程給連結起來。簡要地說,我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概述與詮釋了文化實驗室(本文作者註:到兩千年之前)的發展。這些「工作室-實驗室」將被視為一種混雜文化研究機構的「新類型/新文體」,在其中藝術家作為中介角色,媒介著科技設計與散佈的網絡(聚落)…..

(Michael Century, Cultural Laboratories, New Media Culture in Europe) 

在國際間文化實驗室,或者按照 Michael Century 的用語「(藝術)工作室-實驗室」,其實是透過藝術家的經驗知識穿梭其中媒介與形塑的。在亞洲晚近的例子如 2009 年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請到 ZKM 創始主任的新媒體藝術家澳洲藝術家 Jeffrey Shaw 擔任院長,主持與規劃相關的新媒體師資陣容及課程。Jeffrey Shaw 與 Sarah Kenderdine 共同推動了如應用在敦煌研究的沈浸式媒體環境,累積了對數位文化遺產(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的研究與創作作品。這也改變了香港與中國在數位新媒體文化的國際潮流與發展角色。

回到新媒體文化

如果說「文化實驗室」在當時只是新媒體文化浪潮的其中一朵浪花,那麼其他的向度的風景又是什麼呢?這兩者之間的比例與落差,在今日看來又有什麼意義呢?

整本編輯作品包含了五個段落,分別是第一章界定全書調性的社會學家 Manuel Castells 在荷蘭設計學院的專題演講〈網路社會的文化〉;第二章〈藝術、創新與研究〉從不同角度處理創意、電腦資訊科技與文化藝術的「邂逅」;第三章〈參與與公共領域〉整理各種參與取徑的新公共領域思考與倡議;第四章〈學習與教育〉觸及教育體制與機制如何面對新的新媒體文化衝擊,第五章〈從實踐到政策〉各國的先驅者如何在地方、國家,與歐盟的層次框架下,思索新媒體文化的實踐意義、產業發展、政策建議,甚至對民主體制的思考。

其中第二章〈藝術、創新與研究〉收錄文章第一篇就是在處理文化實驗室的歷史回顧與加拿大個案意義。但是在1999年的當下,數位新媒體的全面性可能尚未展開,所以整個最傳統、具有歷史的接壤時刻就是學院裡的文化實驗室了。這讓我也聯想到在還沒有辦法高舉任何旗幟之前,無論是檢討人才資源、或者框定空間與活動參與能量,沿著學術機構來建置知識探索與操作機制,的確是最安全、與最可以想像的作法。

然而學院的優點同時也是缺點:學院內的人才的組織型態,無法如業界的待遇與空間讓真正的人才發揮,必須回到博士後、碩士助理這種具有古代階層權威的刻板上下關係、在教育體制內扭曲的薪資結構中來產出知識與創意產品;而加上學院內觀眾的類型限制,也讓新媒體文化進入到常民文化與日常生活的爆發潛力遭受限制。例如臉書就是一個哈佛的輟學生所發想與轉型而來,而各種直播影音產品、中國網路影音應用「快手」,或者現在風行的「抖音」,幾乎不可能從學院的文化中能夠誕生出來。

第二章的第二篇文章處理在歐盟的視野來審視創新實踐裡的「邊緣效應」(edge effects)— 生態學中認為在不同的生態區位交界處,也就是區位的邊緣,例如草原與森林生態系的交界處,最容易發生新的物種。作者把創新現象用「邊緣效應」的概念重新整理與展開檢視。除了檢視網絡當中的邊緣節點作為創新爆發潛勢所在,同時也在作為典範的 i3 (讀音讀成 eye-cube)中心計畫裡面關注 intelligent(智能)、information(情報)與 interface(介面)。

透過精彩的論述介入,作者成功地把邊緣轉變成為新知識、新產品/新服務的「商業模式熱點」,也帶進了工業發展的下一步資源部署安排。無論是相較於阿姆斯特丹舊城區,Schipol 機場作為一個「邊緣節點」,其複雜性與商業策略資源的部署安排,成功地轉變成商業創新的規劃領頭羊。而資訊軟體介面(interface),處在硬體、系統、使用者之間,也從這個論述角度成為最重要的戰略要衝,值得眾人投入資源創新與關注,如同 Waag 所推動的「國際瀏覽器日」(International Browser’s Day)活動,在歐盟中提升設計產業的地位,並呼應首篇第一章 Manuel Castells 的呼籲:今日藝術已經變成文化溝通的橋樑。

第三篇從英國媒體文化裡的「藝術」vs.「設計」對立,檢視純粹藝術與應用(藝術)設計的相對關係,如何在新媒體文化浪潮中面臨衝擊與改變。我們似乎不能夠過度天真地以為認真投入資源,發展文化藝術的文創商品服務,就會被商品化的資訊社會消費者所熱情買單;現實反而是完全獨立無涉的兩種團體、兩種組合,來分別收割政策與資源計畫投入的剩餘資源。作者這樣說:

附掛在「純粹(藝術)」與「應用(設計)」上的文化與經濟貨幣,他們之間的差異一直是歐洲文化當中持續的問題意識。當我們討論到創意與電腦(數位工具)之間的融合時,這個對立問題甚至變得更加尖銳。硬體與軟體都可以扮演工具、媒體與材料的角色,而且就像電視一樣,機器裝置自身提供了最立即的脈絡。生產所需要的科技過程與理解,促成了一種觀點:技能與專業比創意構想要更為著要,而且對許多藝術家來說,對一個有興趣關切自我反身性的、晚期現代主義者來說,這個說法是真的:所鑲嵌的物質特色與資訊社會的社會價值(而不是創意),提供了內容。在材料稀少、知識待價而沽的經濟系統中,藝術與設計的區隔將會發生什麼變化?這會持續下去嗎?這種差異很重要嗎?我們欲求這樣的差別嗎?

…. 並非實踐者自身希望持續這種藝術與設計之間的分界,而是他們不同的價值系統與機制基礎(institutional bases)— 無論你喜不喜歡他們 —- 提供了不同類型的機會。

第四篇〈用畫素說故事〉,作者整理了過去九年在 Nottingham 舉行的 NOW Festival 「當下藝術節」的經驗,指出了現實與虛擬兩種世界的對應情形,以及他們如何在新媒體文化中的運作關係與邏輯。並非是我們將傳統世界帶進了數位世界,而是認知到無論是誰踏進這樣的空間,都會帶進來他們自身所繼承的態度、規則,並且藉由這些「帶進來的違禁品」,試圖要阻斷(數位)世界。

第五篇〈新媒體與創意姿態接觸〉回顧了另外一個 Touch 藝術節的經驗,提到了螢幕、感測器、攝影機等技術如何組合,創造了一個新範疇的故事。新媒體藝術家要如何從不一樣的角度獲得新的體會。

第六篇〈一種新媒體實驗室模型:東歐中部文化與溝通的布達佩斯 C^3 中心〉,作者反思自身的組織經驗,認為「…唯一的真正有用的策略與戰術,是那些會增強在地表現形式與區辨藝術行動,這將會與個體一起、帶著特殊的意向性、操作過程與在超越限制的過程中近用,創造充滿活力的異質性能量場。而這我們也許會稱呼它:『媒介化』過程。」

第七篇文章〈傳播、藝術與科技的交界地帶:CAT 研究〉,作者 Monika Fleischmann 與 Wolfgang Strauss 認為「電腦繪圖與互動科技所帶出來的革命,顯示我們正在朝向口述-視覺文化的路上,並且越來越遠離一個以文字為基礎的文化。朝向一個記憶的文化前進,其中記憶將會作為一種在網際網路上的全球倉儲而存在著。….虛擬環境找到了他們自己的生存路徑,離開研究實驗室,走向傳統矗立不搖的公司。遲早他們將攻克公共空間。」這恰巧是二十年後、今日社交媒體時代的寫照。

第二章最後一篇文章〈數位建構主義:什麼是歐洲軟體?專訪 Lev Manovich〉中,《新媒體的語言》作者、俄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藝術史家 Lev Manovich 教授在 Geert Lovink 專訪說:

「我想要看到一個設計是文藝復興介面、巴洛克介面,或者新古典介面。想像介面是由斯堪地那維爾設計師或義大利的工業設計師。或者一個由 Prada 所設計的介面!」

「….新前衛不再關心用新的方法看見、或者再現世界,但是卻以新的方式,透過存取與使用先前所累積的媒體。從這種角度來說,新媒體就是後媒體,或者超媒體:他只運用舊媒體就好像它的原始素材一樣。」

這八篇文章從各種角度來切入創意產業、文化內容,並且一直回到核心命題:藝術、創意與研究該如何共處,融合?其實當年的這些「藝術、創新與研究」議題與經驗的釐清,今日文化實驗室完全得一一面對這些挑戰!

今日的文化實驗室

今天的文化實驗室已經不再是專屬於學院的特殊形式:聲音技術創新、動畫、特效、新的互動現實如 VR AR 更各自走出不同的探索路徑,新的技術也不斷湧現,重新整合沈浸體驗的種種可能。人們先體會到的是業界的展示技術與產品風貌,然後開始想像其他的可能性。在技術發展後浮現的數位人文主軸,提供了思想上與設定上的深度,讓感官體驗撞擊現實同時打造人性的新形式、存在與溝通型態的新疆界。

例如在 VR 世界中創造溝通經驗的 The Story of US,Aaron Koblin 的 Within 公司製作,最近他們即將在 2019 年日舞影展(Sundance Festival)推出的新體驗是 Emergence (VR)),它的說明是這樣寫的:

進入一個開放世界環境,表現原始欲望來維繫你的個體認同,同時又是群眾的一部分。將展示超過 5000 種智能人類行為。這個威力強大的 VR 體驗透過先進繪圖技術才得以實現。

而今日浮現的社會創新主軸,則是首先捕捉到「在邊緣效應上部署創新」這樣的洞察;我們團隊今年在香港 PCC 合作主義平台聯盟大會〈合作松2〉的參賽團隊「剩食」與食物銀行的派送技術創新,以及司馬庫斯原住民部落的資源調度與管理系統,這些合作技術的創新,正是當年所探索的「邊緣效應」的具體體現。而唯有「增強在地表現形式,區辨藝術行動」,才有機會創造能夠接地氣、落地的新藝術表現潮流,釋放文化創作與民眾對話的力量。

純藝術與應用設計的二元對立,在今日的教育體制、文化藝術機構資源部署上,仍然是籠罩在傳統的 mindset 心智狀態之下,處處受到傳統思維的限制與制衡。我們目前仍僅僅試圖用「機器技術形式」來區分創新,尚未意識到工具創新的撞擊,最重要的改變是「新範疇」的湧現。在年復一年的展覽預算中,我們的博物館可曾倡議建構數位藝廊、線上與線下的互動裝置作為一個探索的新疆界?

數位互動平台、虛擬世界的建造台灣的藝術家們也並未缺席。除了數位政委唐鳳一直致力推廣如 HighFidelity 這樣的溝通體驗之外,從第二人生(Second Life)時代我們就曾經與倡議溝通人權的鄭南榕紀念館合作,把真實世界經驗串連到虛擬世界之中。這些摸索的努力,今日景美人權博物館裡面的 VR 劇作、強調支援多線敘事劇本架構的「人權劇本寫作松」,也是一種串接兩造世界的嘗試:我們在處理與運用那些「真實世界對虛擬世界的必然滲透」。

最終誠如 UCSD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藝術史教授 Lev Manovich 所言,「舊媒體以原料素材的方式,被鑲嵌進新媒體的敘事架構之中」。這件事情這二十年來一直在持續進行之中。運用新媒體說故事的人們,與紀錄片工作者、攝影工作者、音樂及社區總體營造合作,探索新的故事可能,呈現在平板、手機等多種硬體設備上,融進博物館、藝廊甚至都市商業與社會人文地景之中,將變得越來越習以為常。我們時代的文化實驗室,也將帶頭指揮這樣的交響樂團,與世界和諧共生。

今日文化實驗室要實驗什麼?為何實驗?在追溯歐洲新媒體文化的歷史境遇之際,我們對應自己的發現,更加清晰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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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都市網絡(IUF)的重要意義

李士傑,星輿公司執行長 / 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共同主持人

(本篇文章將作為結案報告的一部分編輯處理)

智慧都市網絡的重點自評

杭州中國美院網絡社會所所長黃孫權教授,星輿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李士傑,同時也分別是文化部藝發司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的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一同策劃了「智慧都市網絡」(IUF, Intelligent Urban Fabric)這個橫跨兩地的國際研討會,探索了智慧城市的傳統技術決定論論述之外,落地鑲嵌在城市中新興快速發展的網絡文化組織,如何與由下而上的城市治理智慧市民,編織出什麼樣的可能性。這場盛會帶來了許多深度的衝擊與挑戰,以下我逐點來做分享與剖析。

首先是匯聚資源,落實在臺灣土壤上:這個會議的緣起,是一年前空總文化實驗室的籌備小組召集人、現在的生活美學基金會副執行長龔卓軍教授,邀請黃孫權教授把已經在杭州經營孵化的「網絡社會研究所」(INS,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經驗帶回到台灣來,希望能夠在台灣的當代藝術與文化場域中落地、再次孵化出在地的機遇與可能性。從一開始黃孫權教授接受這個邀請,我們就希望要把各地的資源對齊,能夠多邀請一些關鍵角色的國際講者 / 行動者,在台灣的土地上發揮集中投入資源的「規模效應」(Scaling Effect)。一直到最後,我們作為台灣的承辦團隊,在資源緊繃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替台灣帶進含 8 位國外講者在內,總共 13 位講者的完整規模國際會議。這成果達成了最早答應龔卓軍教授願景的量化標準,讓這些與會者對台灣調度資源與銜結國際領域的能動性印象深刻。

其次,國際與國內講者有向心力的國際會議規劃安排:我們邀請的講員陣容與大會主題:從柏林 20 年歷史的「合作住宅」實踐推動者、澳洲與全球頂尖博物館與博物館界面對改變挑戰的靈魂人物,台灣城鄉所 plus 社會創新參與團隊,與工研院公民科學計畫及 LOD 開放連結計畫的推動者與倡議人,一直到 Code for America 的實踐 / 觀察研究者,到台北市政府地政局長、數位政委一起對話。為了對抗技術決定論的智慧城市論述,智慧都市網絡是一個實驗性的初次出發與探索 —- 我們開創了一個具有深度發展空間的品牌與啟動論述,而這些講者願意從不同角度來深刻參與,並且願意背書支持這樣的發展。如果生活美學基金會願意的話,我們已經為他們後續沿用自有品牌,繼續發展自己的團隊與經驗,打下了不錯的基礎。

第一天下午,邀請所有講者上台合照
與會觀眾來自中研院、網路與文化界朋友

第三,優秀的內容規劃與講者演講產出:這次講題中獨特的議程與講題內容獲得與會文化部長官、專業領域與會者、一般民眾的深刻肯定。Programmable City 與其他智慧城市系列著作作者 Robert Kichin 教授著作等身,與會的國際講者都找空檔與其交流對話,驗證自身觀點;澳洲電影中心(ACMI, Australia Center for Moving Images)體驗長(CXO, Chief eXperience Officer)Seb Chan 的個人職業生涯軌跡與文化機構變遷史演講幾乎讓所有的與會者耳目一新:他的經歷、作品、提問與解答,幾乎是從數位文化串接城市脈動、洞悉了今日博物館與文化機構的困境,並且給偏向 Google Art Gallery 這個取向的博物館資訊技術發展,予以批判與建設性的回應。Dyne.org 工作坊聚集了四位國際級講者、「正常」國際製作成本所創造的深度互動與整合人文與數位智慧,對許多組織盲目投入資源發展技術的「困境」找到了檢視的方法與出路。我們將會把每個議程切開做最基本的處理後,提供上線讓民眾可以參考與瀏覽。

文化部丁曉菁次長開幕致詞
唐鳳政委即席為國際與會嘉賓詮釋智慧城市的文化脈絡意義
澳洲電影中心(ACMI)體驗長 Seb Chan 談文化機構與城市
Dyne 工作坊的互動桌遊引導交換經濟設計

第四,成果展展示一年計畫成果,銜接全球文化實驗室比較研究調查工作:雖然由於之前與生活美學基金會空間資源的衝突,這次只有短短三天的成果展,但作為一個重要的成果,讓先前五月時所拜會與錄影紀錄專訪的荷蘭網路文化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與 WAAG 組織都意識到台灣對國際的關注與做到了資源投入的承諾(commitment)。我們邀請 Dyne.org 舉行工作坊,在持續的協調中沒有因為資源問題而放棄,也是繼承了我們參加 Flying Money 《飛錢研討會:調查城市中隱微的金錢流動》與國際友人的持續互動與互信。這代表了台灣不僅是只看藝術展覽、展出作品,更願意了解國際場域中的文化機構歷史發展與批判現實,同時在地實踐也做出一定程度的水準。

荷蘭網路文化中心 INC 主任 Geert Lovink 接受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團隊專訪 
全球文化實驗網絡調查:成果展一景(彩蛋)
網路造事 Network as Initiatives 成果展一景

第五,互動熱烈超出預期的國際論壇與工作坊:與會國內外講者之間的熱切互動,除了與參與者和學員一同學習之外(我們有跟高中、大學密切交流的年輕老師、教授帶領他們同學一起參與),更意識到新的方法論時代的來臨。IUF 台北場次與杭州場次的工作坊都是一天,除了台北場國內學者熱烈參與之外,國際講者也多熱情響應,學習 Dyne.org 的引導技術與資訊實作的新問題意識。杭州場次日本學者也充分投入在活動中,有所啟發。唐鳳政委與 Dyne.org Dennis “Jaromil" Roio 博士在對話議程中開啟兩人共同創作與演講的典範;澳洲學者 Ned Rossier 與博物館專家 Seb Chan 也在台北與杭州都有深度對話;柏林的美籍學者 LaFond 與 Dyne.org 的 Dennis “Jaromil" Roio 討論佔屋運動與今日的實踐論述的重要意義。這些鏡頭外的激辯、重新釐清與交流,讓這個會議成為成果豐碩、未來發展的重要資產。

唐鳳政委與 Dyne.org Dennis “Jaromil" Roio 博士雙人脫口秀
現場直播分享精彩的演講與國際對話演出
文化工作者、基金會同仁、高中同學、大學教授、國際講者一同在引導下參與與對話
日本講者社會學教授 Mikio Wakabayashi、Waag 技術長 Chris Julien 與眾人一同參與第二場地杭州場的 Le Grand Jeu 桌遊

第六,主題規劃與壓軸演講具有國際重要性:黃孫權教授對智慧城市的批判性介入「重新建構地緣政治與全球運算」,除了杭州場邀請阿里巴巴技術長王堅討論「城市大腦」的這個原生發想、資料實踐之外,他所帶領的空間團隊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突破作為亮點,既為大會定調,也吸引了國際講者進一步熱烈對話,並且希望在其他地方繼續發揮這樣的研究焦點與熱議效應。除了會場的熱烈討論之外,比利時歐盟物聯網協會創辦人、歐盟物聯網計畫主持人 Rob van Kranenburg 便於會後邀請黃孫權教授共同發表大會上所報告的淘寶村與阿里巴巴研究。

黃孫權教授回顧第一屆網絡社會年會的主題
黃孫權教授回顧數位人文黑客松系列計畫:滬托邦合作松、香港合作松2 等計畫成果
智慧城市、智慧器官、智慧市民多重取徑:「重新建構地緣政治與全球運算」
杭州場阿里巴巴技術長王堅博士分享城市大腦,認為數據資源成為城市發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黃孫權教授討論淘寶生態系統中大唐襪子生產關係結構
黃孫權教授分析淘寶的成長策略與外部環境關係

第七,具突破性意義的工作坊教學:Dyne.org 充滿啟發性的工作坊方法論:「共同設計與轉變分析」。以往我們在做引導,幫助使用者 / 參與者試圖理解科技的當下,我們並沒有辦法幫助他們理解「以時間為基礎的歷程與轉變」這個概念。我們只能夠討論當下,以及未來,但是卻對透過參與時間演進後,他們所經歷到的狀態感變,無法表達與傳遞。

Dyne.org 在引介科技的同時,從暖身的個人感知體驗、與會者認識相互合作的互動遊戲,到桌遊(table games)或者線上遊戲,他們有意識地創造這種層面的身體體會,剛好是傳統知識與純粹網路連結性(connectivity,這個概念還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對立面。遊戲的關鍵設定是不同遊戲規則所導致的狀態改變,例如「回合制」。另外透過一些方法卡片(method cards),引導者也可以創造讓使用者參與並且發聲的契機。使用者提出對情境中服務的想像,引導者將他們並置在共處的場景中,並且逐步的發展、互相串接與接壤,甚至帶入 serendipity 的情境中。

Dyne.org CMO Frederico Bonelli 與與會學員衛理女中公民老師李紀平示範感知協調
Frederico Bonelli 帶領工作坊參與群眾進行桌遊練習
Frederico Bonelli 主持資源策略模擬遊戲
Dyne.org 的 Rob van Kranenburg 與 Dennis “Jaromil" Roio 帶領同學建構產品與服務設計
運用產品與服務設計卡提供方法分析找出關聯點

第八,國際研討會具有的後續延伸意義:講者們分別就自己的領域資源對團隊提出邀請,力挺台灣參加後續活動。在這次的合作當中,IUF Taiwan 團隊的專業能力,細節處理整合與對話發展能力獲得與會國際來賓的肯定。Seb Chan 推薦團隊中共同主持人李士傑執行長以獨立策展人身份,參與博物館界的全球文化領導力計畫;荷蘭黑客社群與文化團體 Dyne.org Roio 博士、總監 Frederico Bonelli 邀請團隊合作參加威尼斯 2019 雙年展、西西里 2020 雙年展。

威尼斯雙年展官方網頁

用文化實驗室來總結

總結來說,回到我們一年前的出發點,什麼叫做文化實驗室?舉辦一個以智慧城市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如何與文化部手中的這個劃時代的挑戰 — 在台灣的土地上建構文化實驗室,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完成這個挑戰之後,又該往什麼方向前進?

文化實驗室是一種新興裝置、場所與能力,它是一組能夠發揮作用的有效機制、也是一個能夠讓事情發生的特殊地點;具有跟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社會氣氛,運用各種能夠呈現事物本質的媒材、建構溝通對話的能力。運用這些能力,以資源組合連結交換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的 networking 網路連結,進行數位時代的文化生產。

而一個國際研討會,就是測試這些「規格」的排練與試演(rehearsal)時刻。一個又一個的與談議程、專題演講與工作坊,國際講者與自己的資源網絡和在地主辦單位團隊交織觸碰,在對話的時刻探索合作的可能。所謂的 networking 也就是個別的節點不斷嘗試連結、不斷組合新的解決方法的時刻。

過往大部分人們理解的所謂國際研討會的體制功能與形式意義,與今日踏出台灣的舒適圈探索與實踐的意義截然不同。也只有建構國際社群有機會讓我們看見這樣的挑戰與未來發展契機。

感謝龔卓軍教授的邀請,文化部藝發司的指導,生活美學基金會董事長丁曉菁次長的支持與鼓勵,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場地提供,與計畫主持人黃孫權教授的視野與堅持,我們有機會做出國際水準的研討會與議程、完成工作坊設計與執行。

「木頭與森林」

黨工與森林

ξύλου Δάσος 這串詩意的符號是一組希臘文;它們分別是「木頭」與「森林」的意思。

這組希臘詞語同時也是一個中文 YouTube 頻道的名稱:上面有 26 部跟高雄市長選舉、跟候選人韓國瑜先生有關的影片;幾乎是以一天 1-4 部影片的速度在釋出內容。這個頻道幾個月前名字還叫做「民進黨工」;是由使用者帳號 htcheng417 所創建。查詢「關於」頁面,上面註明的作者所在位置是「中國」。

這些影片都是針對高雄市長選戰所製作。影片素材的內容剪輯自台灣的電視新聞、談話性節目、以及臉書網友文字影音內容,甚至有些是盜用國際或台灣的廣告或網路影片段落,之後被民眾所舉報。每則 YouTube 影音內容底下討論區留言的網友們,是個別夾雜著毫無過去點閱按讚歷史的空白帳號;簡短的留言訊息往往是「簡單的附和語句」。所有的內容意義很直白地在指涉執政黨、與執政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的種種「劣跡」。

如果這是一個民眾自發性的創作內容,我們應該要尊重這個民眾的意見與看法,因為這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但是如果這不是一個「熱情民眾」,而是一個專門負責散播假新聞的工作人員所製造出來的「精緻產品」呢?如果這是一個熱情民眾的真誠發言,但是在發言之後,有十倍、百倍的專責工作人員(或假帳號),圍著他來放大所有不滿與對立衝突,這樣的爭端還隸屬言論自由的範疇嗎?

謊言講一百次,一萬次,十萬次,百萬次,千萬次,會不會就能夠得以成真?也許作者運用希臘文「木頭」與「森林」的意思,是指運用電腦資訊工具,來創造一整片謊言與假資訊的森林?

謊言的平台

「煮者」是另外一個分享著韓國瑜系列影片的 YouTube 頻道名稱,也是「木頭與森林」這個頻道的自動推薦內容。查詢「煮者」的「關於」頁面,你會看到作者所在位置是「美國」,同時有著奇特的簡介:

 「南加州的秋天,西風挾著落葉,一片肅殺之聲,像極了台灣的選舉。」

使用「肅殺」這樣的語言,是在感慨這次進行中無聲的「假新聞」戰爭的真實面貌嗎?我們不知道是否無論是 ξύλου Δάσος,或者「煮者」這樣的頻道,他們是否收費進行這種內容服務?他們的金主是誰?除了這個帳號之外,還有多少個這樣的影音頻道帳號,介入台灣的選舉?而這些構築成什麼樣的平台?

如果繼續從搜尋引擎挖掘下去,你還會發現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先生的影片出現在lbn.su(21)、vilook.com(40) 與 vworde.ru ,AmiraPress 這些地方。這些網站有的是內容農場,有的是知名影音服務的山寨網站;在其中兩個以俄語為主的網路服務頁面中看到這些影片時,你甚至還沒有辦法搜尋: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的系統能否處理中文字元。

這些特定的內容農場與山寨影音網站,又在謊言的生態系統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不懂中國網軍

韓國瑜先生在一開始網路以他為名義的宣傳影片引發盜用抄襲爭議時,所陳述的強硬看法,如 10 月12日自由時報:〈今日廣場》郭家駿/二次創作網路影片與著作權〉文章所記錄下來的:

「….網路年輕人自發熱情地投入,剪輯影片來播放,這都是非常自然,『不光是讚美我的,也有批判我的,我覺得在這裡做文章,一點意義都沒有。』」

「….為什麼高雄經濟這麼差,造成北漂青年人受苦,應該從這裡檢討,而不是在小技術性問題打轉」。」

一但到流傳「三鳳宮」籤詩被三鳳宮主委按鈴申告之後,被指控的韓國瑜候選人在11月7日晚上22:50 分開直播跟民眾解釋,提出了不一樣的角度思維:

….韓國瑜最近被綠營稱為「韓導」,指他自導自演一些相挺、籤詩等事。韓國瑜以網傳所謂三鳳宮靈籤之事為例說,這似是新型態的選舉詐騙手法,不是負面罵他,是正面捧他,再從中找暗藏的東西攻擊他造假;高雄三鳳宮就網傳假靈籤的事報警,他籲請三鳳宮千萬不要撤案,一定要讓警方查明是誰第一個傳出那張造假靈籤的人。

但是同時他也澄清,他並不知道什麼叫做中國網軍。

韓國瑜強調,「支持我們的網路力量,我怎麼知道從哪裡來?」他指海外華僑最少有5千萬人,可能罵他、喜歡他,他怎麼會知道,他3個月前被批是黑道、菜蟲、流氓和色情狂,因民調支持度上升變抹紅,「說中國的網軍支持我,一點意義也沒有,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中國大陸的網軍。」

短短幾個月,韓國瑜聲量所引起的討論與質疑,既蓋掉其他政黨與候選人的訊息,也連帶曝露出台灣的身份認同在一般民眾心中的種種疑問:高雄就是台灣的譬喻,誰可以發聲決定高雄的未來?這讓人想到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川普陣營,透過社交媒體的影響技術,創造出比希拉蕊陣營總體五倍以上「媒體曝光量」—- 從此人們才開始知道後面可能有系統性的干預工作在進行。

候選人也許都各自非常真誠,但是他們卻被操作者用來打一場,網路原子彈跟步槍的戰爭。


走出森林

我們在網路的平台資本主義世界裡面行走、生存,往往只看到樹木,看不到森林。使用臉書,卻不知道自己帳號的「動態消息」牆上,系統用著什麼樣的演算法;看著 YouTube 推薦的影片,一下子就看完所有的蜂蜜檸檬,但是卻對怎麼挑選出來、推薦給你的「下一部」影片渾然不知。

往下滑永遠滑不完的內容,往上一頂就會自動重新 reload 頁面內容,就像電動機台第一人稱射擊遊戲中 reload 子彈的英勇主角。你不僅看不見後面的推薦演算法,也深陷在目標讓你上癮、永恆更新的遊戲設計中。

鏡週刊前一陣子做了報導,譯介了英國衛報針對法國離職 YouTube 推薦演算法工程師的計畫網站:algotransparency.org,幫助使用者揭開網路影音平台業者推薦演算法的運算過程。Google 的前設計倫理實踐者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目前是人性科技中心的共同創辦者,反省並且撰寫文章揭露科技如何利用心理與人性的弱點讓人上癮、無法自拔。

要是這些科技不只讓人們的使用習慣上癮,還創造了社會對立與衝突,那會是什麼樣的場景呢?

烏克蘭的記者盧斯蘭·德尼欽科(Ruslan Deynychenko)努力揭露俄國的新聞頻道如何系統性地創造了不存在的混亂與衝突,製造克里米亞俄語民眾的恐慌,最終導致了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美國 PBS 公共電視製作專題報導,臉書被菲律賓的記者、柬埔寨的企業家認為流通的假帳號、假新聞創造了生命威脅、種族衝突,而且多年以來拒絕採取任何行動阻止社會崩解;聯合國緬甸的特別紀錄工作者認為,臉書如今已經變成一個野獸,需要對導致的種族清洗負責。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今日很容易以光速、在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的狀況下,瞬間轉變成洗腦工具。

從社會的現象回頭檢視這些社交媒體的迷霧森林,倘若還有時間與機會彼此合作,也許在下一次「木頭與森林」頻道釋放出更煽動對立衝突的訊息之前,我們有機會放下對立、彼此攜手走出來看見藍天。

 

 

 

三體與其他

終於第一次讀完三體了。這也沒有什麼好羞愧的,就是每次讀到前面的段落就忍不住放棄了。一直到遊戲的章節,才被真實喚醒閱讀的動力,最後兩口氣,分兩次把這本看完。

除了遊戲段落一直有清新的混搭(Mash-up)之外,三體的核心結構也就是放在對科技突破性發展的設想上。基礎科學的突破性發展帶來整體的改變。

基本上這是一本反人類小說。站在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背景上,這位相對於 Contact 接觸未來裡面的溫暖女博士來說冰冷無比的「統帥」女科學管理員(科管?),在一位石油富二代的跨物種反人類先鋒支持下,帶領著反人類游擊隊(三體派)在外星人還沒有到來的路上,攔截人類科學成就的故事。同樣是 SETI,其實劉慈欣走的是「反派路徑」,試圖描寫那一群人的深層故事(如果有深的話)。

我最受吸引的是外星文明的豐富描寫。相對於人類的渺小,外星文明的設定是頗為有意思的三個恆星交織的文明處境。是這個部分,無論戴著紂王、秦始皇或者教皇的面具,透露出餘韻不絕的吸引力。但是沒有深度的「面具感」卻無所不在,這是令人感到雙重矛盾的地方。到底是這場表演太過於成功,還是這種把一切視為無深度的「話劇形式」,在詭異的情境設定中令人著迷?

在這種遊戲處境的終極譬喻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種規則設定與回合制的「循環人生」,不再是一個個人可以做任何有意義抉擇、也不用負責任的情境。然而真的是如此嗎?「統帥」冷冰冰地利用科管工作細節,把先生與政委給殺了,只為了不阻擋送出給外星文明的訊息(來毀了地球吧!我們無法照顧這個人類文明與生態環境)。這與邪教信仰、父母帶著未成年子女自殺的舉動有何不同?舉例來說,Real Player One 就是最終收斂到「非遊戲」上。

我看了一些劉慈欣的訪談。在魯豫有約劉慈欣的訪談中,最有趣的是「在崗位上寫作」這件事情。魯豫扮演的訪談者其實相當的無趣,純粹只是努力用民眾的刻板理解,各種刻板理解,性別刻板理解,試圖在跟一個底層的實務工程師對話。想要把他給神話化。為何他可以「在崗位上寫作」?其實就是他的工作是維持基礎建設的穩定運作。所有意外的發展與運行。這件事情倘若沒有辦法理解,就沒有辦法搞清楚劉慈欣是在什麼樣的平靜無波的深邃「工程 + 基礎科學」的穩定世界背景下,搞出什麼樣的波瀾。

跟其他的作品的比較:我回想 Daniel Suarez (我一直覺得他的文體不太屬於傳統科幻範疇,而應該叫做科實小說)最新的 Change Agent,其實在閱讀過程中,一度也掉入「無趣之至」的困擾。科技改變了人們,但是故事最終大家還是回到原地,最後暴露的其實還是一種封閉的劇本庫、重複的套路(梗)。科技本身基本而無趣。倘若沒有提醒,那無趣本身就是最大的知障:你不曉得後面的權力如何遂行。


相較於目前的零碎想法,我還想跟太空無垠 The Expanse 作比較。一些比較經典的海伯利昂等我還太菜,就先醞釀一陣子再試著串看看。

脈絡賦予一切的意義

1.

週五是個重要意義的場合。在上午的工作坊裡面,洲任大哥的幫忙下,藉由 Tide Wallet app 的下載與實作,TWCB 台灣文化幣順利地 ICO 了。這意味著在以太坊公鏈上完成這樣的事情的技術門檻,在合作網絡的支持下,是一個重要但是不需要被高估的變數。這帶來了其他的震撼意義:

  • 我們還需要在私鏈上建構解決方案嗎?我們該怎麼看待投入資源在私鏈上的團隊?
  • 是否應該立即投入 TWCB 台灣文化幣 ICO 的籌備工作?
  • 任何人倘若現在尚未(在未來 6 個月裡沒有預計要投入資源)理解其意義,是否不再需要花時間討論?
  • 是否該開始組合相關的應用資源?
  • 這些工作是否該是反過來想,新團隊 roadmap 的一部分?

這種重要的時刻,相對著其他的許多事情都顯得光芒黯淡。

2.

在休息時刻,我們討論當中就有提到,也許我下午的分享〈荷蘭數位計畫/組織/國際發展現況分析〉可以針對「其他的功課」多做一些探討。事實上在討論文化與藝術走進區塊鏈的世界時,有相當多的面向需要長考與細細思量。

  • 這個工具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解決公眾問題?
  • 它是公共部門的「公用事業」股權化的一部份,還是功用化的一部分?還是兩者都是?
  • 我們是否希望它在個體的層面也具有意義?舉例來說,人們可以因為這種工具而更容易互相合作(例如在文化創意產業中更容易集資、規劃與導入專業者、拆帳與分攤風險);
  • 在集體層面上,它能否發揮類似「蓄洪池」的金融波動問題?
  • 它與「合作經濟」(Co-Ops)如何對話?(例如 DyneSocial Wallet FreeCoin

這也是為何我在觀眾詢問「國家該做什麼」的時候,認為國家應該再繼續舉辦類似的論壇,把事情談清楚 —- 因為我們才剛剛開始「暖身」,意識到我們的世界原本已經被各種強勢的主權國家法幣「扭曲」到什麼程度;而自己擁有自己的貨幣,並且在未來陸續要跟不同產業的對話合作與結盟,這件事情有多少陷阱與同時有多大的可能性。

3.

區塊鏈一開始就是一個百花齊放、各種層次的想像與論述同時起飛的情境。有技術上的種種挑戰、有神奇秀逸應用的探索、有國家社會功能面的「增強」、有人權正義帳本紀實的見證,更有具體探索生態環境與文化議題的倡議。當然絕對不缺的是商業的計算與大大小小的投機選擇。而且很可能事物還不會僅有一種互斥的單一屬性,而是綜合了好幾種的特徵與想像。

從一開始我就在思考要怎麼「落地」:如何幫助 L.A. Foundation 建立屬於機構自己的觀點與立場?既不是被某種特定角度所「綁架」,同時也擁有夠大的彈性框架與視野來從零開始籌備與建立基礎,「演進」(evolve)自己的「能力」(capacities)。作為客座的共同主持人,論壇只是我們對話的一個開場白而已;重要的是接下來,我們要發什麼樣的言,倡什麼樣的議?

所以這個活動一起受邀進場參與對話的朋友,從泰德陽光公司-無窮鏈(infinity chain)、DTCO 與蘭嶼觀光護照、Matters、KKFarm 與工作坊 / 論壇的具體對話「脈絡」,就是我們想要借力使力的眾多「媒介」與「脈絡」。

我們很難在媒介與脈絡之外,思考與討論事物 — 因為那不是(實踐世界中的)事物的真正面貌。舉例來說討論科技事物的「泡沫化」也許是一個有意思的專欄文章與討論命題,但是如果不是思考人們真正的就業選擇、對技術的真實或盲目信任所導致的侷限,那就像是「清談」一樣的確沒有任何意義。

透過使用的脈絡,我們可以開始進入實踐的場域中,獲得真實的回饋 — 無論它們是成功或者是挫敗。

4.

基礎公用事業服務作為最基礎的堡壘,首先是代幣可以發揮角色的應用所在。(柏蒼兄也重複提醒:股權發幣有法律議題要解決)以救災這個課題為例,我在演講的結語中,從荷蘭團隊 Dyne 的 Social Wallet 與 FreeCoin 經驗,回想我自己當年在 921 與 88 莫拉克風災的救災現場,我最希望的就是有一套科技與服務能夠用最少的摩擦力與代價、撫平受災者的悲傷與痛苦。

救災處境中的最基本用途,就是通訊(溝通、通話);在之上是協調處理,身份認證,福利發送,資源調度等各種應用。這從電信端一路到政府與民間的社福部門,幾乎是難如登天的多對多跨越公私分界的協商,如何可以運用區塊鏈來達成不可能的任務?光是在難民營當中實施的區塊鏈數位時間銀行計畫,就可能是一個很不錯的開頭。

只是我們千萬不能夠低估這樣的計畫所需要的資源種類與程度:它們需要針對電腦端技術人員的投入程度,一如需要針對使用者端企劃者與執行者的投入程度一般。

5.

文化藝術以往所代表的是意義端的世界風景。透過 synecdoche 隅諭,我們也認為賦予意義的事物都是文化藝術的一部分。然而除了使用 Word 打字寫稿,在臉書上面自願揭露生活與人際網絡資訊,人們似乎不了解資訊網絡、應用框架與區塊鏈所代表的「分散式帳本技術」,這些取代掉以往烏托邦科技想像的新成員,也是一種賦予意義的行動。所以有人會問這些跟文化與藝術到底有何相關?

在群眾募資當中的文化藝術、在 ICO 裡頭的文化藝術,在身份認同裡頭的文化藝術,以及在創作者權利拆分裡頭的文化藝術、以及作為清算工具的補助科技,何者為真,何者又是假?何者比較真,何者又比較假?如果我們沒有問對問題的話,恐怕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就像荷蘭 INC 網路文化中心所拋出的問題,為何是會計師(帶著分散式帳本技術)拯救世界?(這個問題實在問得太妙)除了 Jaromil 提醒 wikileaks 與 bitcoin 歷史深度關聯之外,我也因此對 Macao Art and Research Center 透過發幣來重新建構理想的工作與生活,有著深深的敬意。

透過區塊鏈看世界,終知道天地多大、自己多渺小。

6.

標題〈脈絡賦予一切的意義〉出自喜劇星球 Daily Show 南非籍新聞主播 Trevor Noah 對法國駐美大使抗議他的「非洲贏得了世界杯」評論的回應。

尤其是在一個超越文字形塑國族主義與民粹的影音時代,細微的脈絡,包含技術與應用的框架,更加重要無比。

再次感謝所有的朋友一起讓這個活動順利完成。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

突然想起這本小說的書名來。或許是因為我現在就處在國境之南,又或許是因為,想起了某種宛如自然物本質一般存在的無法溝通性。

如果從純粹商業策略考量出發,發幣(ICO, Initial Coin Offering)是一種在募資之外再加諸一層「使用費」的概念。你相信你所作為乃是提供消費者一整層交叉控制、相互支持的公用事業(utility)內容,無論它是湯姆熊的代幣,台電、台水的水電事業代幣,或者是 GoDaddy 網域公司的網域註冊費用,發幣者相信消費者樂於選擇一套新的(公用事業)媒介來取用這類的資源。

地區貨幣(local currencies)或者稱為地方貨幣,用於凝聚地方認同,結合了同一個地區的不同服務,試圖組合成為一種共通媒介。藉由把購買力集中,可以沖淡外部主流世界貨幣的對新系統的影響力,反過來「攻擊」,創造自己的籌碼。地方認同是一種很特別的空間認同,一如國族對於法定貨幣的支持,這種認同創造了這種「公用事業」想像的可能基礎。

其他的民間公司、公營事業的先行者、民間社會與公益團體(如「器官」,或者所謂的文化中介組織),他們有機會創造這樣的「信任」與公用事業嗎?能夠從單一領域切割出一個跨領域的應用,並且把它銜接起來作為一個新型態的公用事業層(layer)與應用(apps)嗎?

從在意公共性的角度出發,急趨往利益方向奔去,自然會衍生許多問題。區塊鏈加密貨幣的 ico 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分配給誰的過程;給多了,給少了,給不均了,誰來給,誰能夠影響怎麼給,都是小圈圈怎麼被「看」、被「評價」與被「先佔式攻擊」的重點。「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就是倉促上路的寫照。


主婦聯盟基金會的來紅姊説,

「…不是載具的問題,而是人心人性的問題。」

 

 

飛錢:組織化的犯罪與新數位金錢(希爾特·洛文克)

翻譯者:李士傑 ver. 1.1 (持續修改中)

原文網址:Flying Money: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New Digital Money by Geert Lovink
By Geert Lovink, May 8, 2018 at 2:14 pm.

(written for the Flying Money conference, Amsterdam, May 22-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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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金錢讓你處在一個真正的派對心情裡。」安迪·沃荷

「飛錢」(Flying Money)這樣地提問:在地的官方單位可以如何地在動態金融環境中,考量到他們在接觸隱微的金融流動時的特殊角色來定位自身?在數位貨幣與金錢流動的全球發展,正在以扯斷脖子般高速在展開中。區塊鏈、加密貨幣與平行銀行體系(例如行動支付,Hawala 與地方貨幣)的浮現,對著社會中「未來的金錢」這樣的概念給予巨大的衝擊。當中央銀行失去壟斷的角色時,誰將定義何謂金錢?一旦金錢被數位化了,並且儲存在私有的電子錢包裡,國家貨幣將只是價值儲存與交換系統的諸多形式中的一種選擇而已。這樣的動盪轉換時代,也擴大了組織化犯罪的戰場 — 這就是「飛錢」的焦點所在。

當越來越多的人們仰賴電子環境,而非金錢的日復一日基礎與看得見摸得到的形式,同時世界的金融系統越來越複雜,許多人被迫要去困惑思考:誰該對這種新型態的金錢價值、這些交換系統的穩定性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理解組織化犯罪擁有什麼樣的機會就顯得分外重要。現金(交易)往往被視為一種髒兮兮的商業活動,一種讓罪犯得以洗錢的方式,同時數位的金錢可以看起來像是一種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具有吸引力的解答。加密貨幣連結到「拉高與出倉」式騙局(pump & dump schemes)、猖獗的內線交易,它也被運用在勒索贖金與「暗網」(dark web)平台(如數位絲路市集),顯示了這種思考方式的弱點。

用加密貨幣來進行投機行為,這並非意外;也不是可見的未來被投射的高度需求,而是一個內建功能。如同 Nathniel Popper 在他 2014 年《數位黃金:比特幣的未被傳頌的故事》(Digital Gold, the Untold Story of Bitcoin)所說的:「全世界的比特幣擁有者坐在私鑰上,等著要變富翁 — 這讓我們迫切地思索,到底這些數位檔案的內在價值是什麼的問題。」如果沒有人做些什麼的話,這些鎖起來的虛擬貨幣真正價值為何?總結比特幣的最初五年來說,Popper 表示雖然虛擬貨幣吸引著天才圍繞著它,但是「它幾乎都用來投機、賭博與購買各種藥物」。囤積是加密貨幣的基本功能,而不是被回報的問題(bug)。這是為何加密貨幣被考慮是新的黃金、而非新的美元緣故。這讓他變成一個儲存價值、很明顯的在「有關單位」視野之外的一種理想媒介。

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許多公民對金融領域中的傳統機構失去了信任。新的參與者接手了這樣的空間。政府如何處理這樣激進的社會漂移?它跟平台經濟的巨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我們要等到下一次的嚴重崩盤、才讓管制者進場嗎?這個新的戰場所發生的犯罪行為,可以如何被監控?民主化數位金錢形式的未來,將會看起來像什麼?它將會變成是國家所發布的、還是全球化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沒有現金社會的未來,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如同金錢是人造的,這個媒介也可以被重新發明來正面地影響社會、環境與經濟領域的各種關係,來更佳地滿足個體或集體的需求。社區貨幣身處於認同價值系統與大範圍超國家的聯盟貨幣之間:前者如一個在地店家自我組織起來的地方貨幣系統,後者如歐元在歐盟的範圍發揮作用。當 Makkies 在阿姆斯特丹的特殊鄰里社區被使用,Brixton Pound 創造了另外一個圍繞其上的、較大的社群與募款架構。地方貨幣有著什麼樣的價值呢?他們的存在讓哪些使用者、或者哪些被需要的更大的視野成為可能了呢?

實驗性的付款方式在國家與國際層級有著不同的名字。他們可能被稱為虛擬、數位、另類、加密貨幣、錢幣等等。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定義了虛擬貨幣是一種價值的數位再現,這些價值既非經由一個中央銀行或公部門,也不是一個法律上的角色所發行的。即便沒有被國家官方所支持,虛擬貨幣被許多個人使用,作為交換或投資功能的媒介,同時也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當作是付款工具。在各種不同的虛擬貨幣運用情境下,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文化與社群呢?在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狀態、未被規範管理貨幣下投資,除了期待賺大錢之外,還有可能有什麼原因呢?什麼是在 speculative realm 之外、以區塊鏈作為基礎的組織架構,將他們做社會用途的運用呢?政府該如何處理這些區塊鏈的會計假名本質呢?

對於法庭證據調查者來說,區塊鏈交易分析有著好消息跟壞消息。好消息是:比特幣區塊鏈是一個包含著從 2009 年一月比特幣誕生之後,過往所有的交易、公共可取得的帳本。壞消息是:這些交易背後的匿名本質,不是正式的名字或者留下 email 地址,而是一串地址。例如比特幣的地址範例:1yXfRNBg9E2URDEcrdZx5R1ZPxTcUJGTH 。對調查者的挑戰是:去找出鍵盤後的使用者,這個狀況混合了傳統的調查與數位的法庭證據技術。最終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永遠保持秘密。我們需要審視匿名性與破解加密的程式,就像是一種軍火競賽的一部分。大多官方機構仍然無視於這些相關的議題,組織化的犯罪運用這些暫時性的混淆、知識的欠缺與運用加密貨幣來追逃漏稅、購買藥物、非法房地產交易等狀況,知道最終來這些加密可以、也將會被破解。如果沒有能夠處理的同仁,你將無法打擊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收集「大數據」資料不會解決問題。

逃稅與加密收稅

2016 四月巴拿馬文件解開了某些針對國際避稅 / 逃稅架構有史以來的最大量的證據。國際上超過 150 個政客與他們的關係人被連結到數十萬個離岸空頭公司,過往他們被稱為避稅天堂來藏匿數十億美元。2017 年的巴拿馬文件產出了同樣大的離岸投資故事的續集。除了個人的犯罪計畫之外,這些逃稅活動背後其實是政府金融管理規範的漏洞。目前這個規模房地產獲得指出了在城市中土地擁有者的系統性的轉變。這對城市中的平等、民主與權利有著深刻地轉變。以往小小的問題,或者在公共手裡的,如今變成大量的個人化的轉移,這些常常在地方政府支持的狀況下被解決了。藉由改變數位儲存與交換物的價值,區塊鏈科技已經改變了房地產如何全球性地被紀錄、移轉與金融化,與管理。這個科技有著增進法律遵循、減少成本與增加效能與速度,
同時增強在金融系統中的反洗錢標準。但是我們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嗎?

飛錢想要講清楚這些治理的議題。一邊來說這是歐盟層級、全球層級的規範問題,另外一方面這是具體的在地與國家稅收問題。加密貨幣與民族國家的關係越來越沸騰:可能的作法如購買加密貨幣來投機,付稅;如果用加密貨幣來使用,不用付稅。當國家朝向數位稅收邁進時,區塊鏈便將邁向一個新的複雜層次,踏進透明性、安全性與立即性的領域。區塊鏈與智慧合約,特別來說可以改變我們處理稅收的狀況。透過實行即時稅,意味著交易的瞬間,付費或付錢時即時就完成了。

治理去中心化的金融流動

沒有人、沒有中央化的組織或政府負責網際網路,而且網際網路的治理在過去數十年來是以去中心化的全球組織網絡的形式在進行。這些組織包括 ICANN、IETF、IGF 等等。即便如 Don Tapscott 與 Alex Tapscott 這樣的專家(《區塊鏈革命》的作者)他們認為區塊鏈是網際網路 2.0,網際網路對網路連結系統的治理從來沒有應用在區塊鏈科技的治理上。網際網路 2.0 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沒有治理的網際網路?幾乎差不多是如此。創造金錢的世界是龍蛇雜處的。你還能夠期待什麼?今日電腦程式碼的確是在創造金錢,而且幾乎是無中生有(我們現在這裏暫時不討論無法永續的能源浪費)。這是一個差異的世界,相較於許多資訊工程師的天真、脫離現實的態度。誰會踏進這裏來定義一切事物?像「多重利害關係人取徑」、人權議題這些自由派的理念,幾乎在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壟斷的區塊鏈論述中全然缺席。歡迎來到一片荒野的西方世界!

溫和地說,加密貨幣的內部與外部治理都是一團爛帳。甚至連網際網路治理與自由、開源軟體脈絡裡面最基本的規則與工作方式,都沒有應用在其脈絡上。沒有像網際網路 1.0 一樣的運作的程式碼與共識。過去十年快速擴張的網際網路金融宇宙,既沒有被傳統網際網路治理所掌握,也沒有被銀行或類似 Swift 之類的國際機構所控制。在一團困惑當中,每個地方金融市場的監管單位爭先恐後地拋出國家規範計畫書。目前的駭進系統的案例既載被偷金額上是嚇人的巨大,而同時加密貨幣狂野地在上下震盪。這些主要的年輕加密貨幣投資者有可能被國家「紓困」(bailed out)來承接嗎?完全不可能。

上次金融危機迄今也已經十年了。某些人已經預言下一場金融危機已經不遠。無論它什麼時候到來,它將會很大可能根植於電腦程式碼與演算法、從雲端某處加以操作,而非源自傳統老派股票交易所如華爾街的所在。金融科技(暱稱 fintech)市場充滿著與大型、機構化且長期宰制金融的華爾街銀行們,全然相反型態的小型新創公司。這些新公司對投資者與客戶帶來巨大的利益。透過自動化決策制定與降低交易的成本,金融科技潤滑了金融之輪、讓它運轉的更快與更有效率。它同時也拓寬了那些新手與過往低度被服務的客戶近用資本的道路,讓金融比以往它曾有的狀態更為民主。

華爾街不再是金融的未來了嗎?矽谷的玩家如蘋果、亞馬遜將在某個臨界點接手嗎?或者來自中國的阿里巴巴則會進場?有大量關於個人金融資料銷售與「商品化」的問題湧現。數位金錢將會如何與內容整合?在過去 20 年線上服務嚴格地區隔了付費系統,這些被傳統的銀行與信用卡公司所控制。當金錢與資料無縫地整合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誰將會是新的中介者?規範如何使用資料與金融市場的治理將會是處理隱微金融流動的關鍵。而且,當金融新創公司帶著最新的創新湧進戲局,企圖要破壞另外一個部門,政府需要準備好如何回應新的商業模式,以及關心隱私的問題。人們仍舊主要是國家的公民,還是政府已經暫停了這個角色,準備要讓渡給某種網路國家聯盟之類的新權威?

阿姆斯特丹,2018 年五月八日
Amsterdam, May 8, 2018

(thanks to all of the Flying Money editorial team for their input and comments)

「真的想要開放資料?」

LODLAM.netJon Voss,在今年的《博物館與 Web 研討會》(Museum and the Web 2012)所發表的文章〈基進地在 Web 開放文化遺產資料〉(Radically Open Cultural Heritage Data on the Web)中這樣寫道:

「但是(隨著我的計畫規模變大了)另外一個問題清楚地浮現。

我已經幫『從單一封閉資料來源存取並顯示資料』這個難題,創造了一個基本的解決方法;但是現在我把所有資料倒到了另外一個封閉資料庫中,任何人也無法直接存取那些資料。這個結果跟我們一開始所面對的狀況,其實沒有什麼兩樣。就好像我們走一圈、最後回到了原點的感覺。」

“But another problem was clearly evolving. While I had created a rudimentar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ing and displaying data from silo databases, I now had that data in another database, no more accessible than any of the databases we were drawing from and consolidating.  It felt like I was back where I started. “

 

我覺得這種心念(反省與覺知),是機構與文化專業工作者是否想要走向 open data 的一個關鍵思維。到底想要擁抱 open data 的人是誰?是行銷、運動份子,還是教育推廣部門、策展人、技術工程師、多媒體部門主管?這個關鍵思維,是誰的思維?也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以為記。

社會與自我:覺與悟的四顆子彈

前幾天禪七當中突然想到,有四部好萊塢等級的特效電影可以放在一起來講一個關於真實與超越真實、現代性的故事。我們當代的自我是如何地被現實所塑造?我們的社會與半世紀前、電視普及前、網路革命前的社會有著什麼樣的具體差異?這種自我塑造工程如何地密不透風,而又如何可以被用一種奇觀的方式打破、進而被重新組構?

這四部影片分別是《駭客任務》(The Matrix (1999))、《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1999))、《刺客聯盟》(Wanted(2008))跟《讓子彈飛》(Let The Bullets Fly(2010))。

在《駭客任務》中,來自追獵者的子彈是現實(reality)的譬喻,同時 Neo 的「子彈時間之舞」(bullet time walkthrough)則是跟好萊塢影史中的子彈歷史致敬的奇觀演出。這部解釋什麼是「子彈時間」的影片很清楚地把電影當中的電腦運用與其所建構的現實呈現出來。

《駭客任務》當中的社會等於是不存在,只是母體(The Matrix)的創造物,體現在人類電池農場裡面的幻覺/夢境。看到這裡的人們可以去對應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以及 Adam Curtis 的紀錄片《自我的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Self)

第二顆子彈,是同年 David Fincher 導演所推出的另類文化劇作:《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在《鬥陣俱樂部》中,自己扣下板機的子彈是帶來覺醒的體悟關鍵;因為 Edward Norton 最終發現原來這個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唯一離開的方式是讓自己醒過來,承擔 Brad Pitt 作為他的分身所做的一切:對自己扣下板機既是某種程度的自殺,同時也是某種程度的自覺。

《鬥陣俱樂部》的社會是 IKEA 的組裝社會、消費社會,而自我變成大商業公司的渺小雇員,被派去在福特生產帶環節上處理發生在美國各地的汽車保險事故。總是在旅行、總是神智不清。透過對打,真實的拳頭與流血,自我得以找到一條壓抑的出路,發洩而且與其他人的同樣壓抑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成為一種流竄各地、破壞與重新組構的生命動力。暴力與壓抑,最終在自我當中面對統合的爆炸時刻。

在第三顆子彈俄羅斯導演作品《刺客聯盟》中,特殊的、會旋轉的子彈是正義的自我實踐;一開始的子彈是突破自己的限制,成為自己的關鍵;後來的子彈讓他找到殺父兇手,也是手刃自己父親的關鍵。最終 Angolina Jolie 所丟出的旋轉子彈,上面寫著 Goodbye,結束了大部分刺客(跟她自己)的生命,主持了紡織機所揭示命運的正義。

在《刺客聯盟》中,社會是這些殺手寄生的一個「境」。他們宛如某種掠食動物,撒網靜靜地寄居在你的周圍,等待某個關鍵時刻出手完成任務。自我的甦醒就是離開被飼養的「被掠食」情境,成為一個帶著覺醒工具的高層動物。總有更高階層的生命意志有一天會來取你性命。說真的,這還蠻像咱們中國傳統的武俠小說當中的境界的。

而在第四顆子彈《讓子彈飛》當中,子彈則是民主(改變)的譬喻(槍桿子出…政權?),需要時間飛翔才能夠展開故事。相較於前面三者的子彈快速、華麗,這裡的子彈緩慢而頑固,讓人先失望(「沒打著?」「….讓子彈飛一會兒。」)、後驚喜。

這四部電影當中的子彈飛翔,而我們都隨著子彈的行進、展開了社會/自我的轉變過程。這種透過電影奇觀所揭示的轉變,尤其在第四部《讓子彈飛》裡面更透過後設敘事,親自透過魔幻與奇觀,展現那種「幻覺先行」的媒體社會的實踐邏輯(the logic of practice)。前三部講的是大社會中的「我」的故事,第四部講的是「我/我們」的故事。

所以贊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而子彈可以逼、可以覺、可以悟、可以醒。

Google給中國(使用者)的敏感建議

昨天早些時候我在 twitter 寫到:我認為目前有兩種大型凝聚當代知識型(episteme,傅柯先生在《事物的秩序》裡的說法)的社會力:資本/市場與社會(不)正義。前者我想說的是美國、web 2.0,後者我想說的是中國。然而我更好奇的是其他的大型國家,如巴西、俄羅斯、印度。他們是怎麼進行的。至少在巴西的例子中,我讀到了在文化部門 Jose Murilo 對這八年巴西文化政治的發展經驗(
Jose Murilo
: How is Brazil’s approach to Digital Culture unique? And what c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learn from it?);俄羅斯的全球之聲文章報導等等。

Google 在 5/31 起推出會提醒使用者的 Google 中國敏感詞警告功能(InsideSearch: Better search in mainland China,或者請參考英國衛報文章Google change will alert Chinese users when search terms are being censored),則讓我意識到,這是這兩種大型凝聚力量的交匯與撞擊。宛如大洲頂端的岬角,是兩股洋流交匯之處;其地理與氣候的意義都非同凡響。這是繼中國防火牆擋掉敏感詞語資訊封包之後,第二次市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不)正義兩股動員力量的遭遇,也是市場第一次制度性的反擊。

所謂的制度性,一如中國祭出國家內政、國家安全議題所強行推動的資訊審查體制,資本市場亦有其制度性的「巨手」。也同樣如國家安全等級的維穩作為,必須要落實在地方政府層級、與貪婪和人性在地分工,資本市場的制度性「巨手」則同樣得鑲嵌在「某處」(somewhere):這個某處就是使用者自己的習性(或人性)之中。用科技的白話來說,就是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Google 成功地在過去的產品中一次又一次地透過使用者介面,在既有斬獲的疆土上擴張戰果,例如 Google Suggestion 讓你在搜尋輸入到一半時就幫你猜你到底(更)想要搜尋什麼。這次 Google 清楚地告訴了全世界的使用者:如果你腦中想到的是國家(在阻攔你),我們就幫你(選取)避開它。

這種制度性的擴張行動,當然是一種好的戰術(tactics);可以對各式各樣的行動者(例如一般的使用者、甚至他的抄襲與競爭對手百度)帶來具有啟發性的意義。這也是資本與市場這股力量的潛規則:它可以成為它自身掘墓人的同盟者。對於在地的行動團體,例如正在訴求學生/研究生的知識勞動應該被正名化的台灣高教工會(苦勞網新聞:台大工會申請遭駁 研究生要求正視學術黑手勞權),如果台大研究生協會串連各校研究生協會,在所有研究生入學、或者每學期初開學前後時發送具有「黑紅字眼警訊」的研究助理工作提醒,大概就等同於 Google 這次跟中國政府相互出招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