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異己者不再遭逢

Albert Melucci 所說的,與異己者的遭逢〈encounter with otherness〉,如今面臨著難堪的困境。這是昔日缺席的領主〈absent landlord〉勢必會遭逢到的在地挑戰,是一種「堅固的、強韌的、抗拒性的限制」。Albert Melucci說:

這些限制,「是一種監禁、邊境、隔離;因此也代表著一種認知,一種對於它者,差異,以及不可化約者的承認〈recognition〉。與異己者〈otherness〉的遭逢,便是一種考驗自我的經驗;從中會誕生一種誘惑,驅使你想用武力去化解差異,但也可能從中滋生一種溝通的挑戰,一種不斷更新再生的努力。」

這是古代的故事。現在的「缺席領主」們,新興的資本家、政客與文化買辦不再需要遭逢什麼異己者。Zygman說,對比於現代初期的缺席地主,現代後期的資本家和土地仲介,拜他們如今流動的資源與新移動性所賜,不必再去面對實在的限制,—-亦即堅固的、強韌的、抗拒性的限制,—-就可輕易叫當地人屈服。他們唯一感覺到與重視的限制,來自於控制資本與貨幣自由流通的行政規定。不過,即使是這樣的限制也已經很少了,碩果僅存的幾個也正面臨廢除的命運。一但這些限制完全煙消雲散,Melucci 所說的「與異己者的遭逢」也就百年難得一見了。就算它者這一邊勇敢站出來,意欲遭逢,也就是當「異己」彎起胳臂,意圖展現一己之力時,—-資方也大可立即收拾行囊,不費吹灰之力,找到一個比較友善的環境,—-也就是比較逆來順受、願意配合的溫和對象。因此,資方既犯不著「用武力去化解差異」,也不必用心面對「溝通的挑戰」。

因為這兩種態度,都必須先承認它者的不可化約性〈irreducibility of otherness〉,而為了獲得承認,「它者」首先必須把自己變成一個頑強抵抗的實體,換言之,一個「會鬥的」實體〈"gripping" entity〉。然而這種可能性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