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屈辱」的政治語言意義

感謝《譯言》的翻譯,我閱讀一篇很重要的在地外籍「中國人」的文章:《前景》永遠當不了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曾經愛過的地方?

被創造出來的「百年屈辱」,實在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智慧型的發明。前面的人有了屈辱,後面的人就很務實地「就地取材」,將屈辱打造成「百年屈辱」,塑造成為動人的、傳家教子孫的大眾動員工具。而沒有遵循這條道路、沿著這條軌道往前走的人們,就是不「認同」這些國仇家恨,是個背叛者而用各種方式處決。「百年屈辱」於是變成了一把超強的兩面刃:「內抗國賊、外除強權」。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中共从最开始就鼓励强烈的排外情绪。狂热的民族情绪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机构创造了"百年屈辱"这个词来定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达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众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国人曾对他们做过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们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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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籽,或者「我並不想簡單的追憶」

耀盛學長回憶余老師的文章〈不經心的擺渡〉中,引述了德希達對其師 Levinas 的悼詞:

但是,Derrida 在 Levinas 的永別悼詞說:我並不想簡單的追憶。關於永別,Levinas 究竟對我們說了什麼。首先必須向他告別,用他的名字來呼喚他,呼喚他的名字。即使他沒有回應,但他的回應總是蕩漾在我們心中,從我們心中升起。

人們有著不一樣的紀念方式。我則是在努力的讀 Ben Agger 1994年的這篇文章:Derrida for Sociology(暫譯:〈社會學與德希達〉):我自己在當年碩士論文中努力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時,所緊扣的是德希達的藝術家反種族隔離宣言(AAA, Artists Against Apartheid)。當時我心中所惶恐的問題是,德希達是社會學家嗎?如果傅柯可以是社會學必讀的重要經典,為什麼德希達不被列入討論的重要影響人物之列?這條路,真的能夠通往未來嗎?

“At the very least, Derrida is a sociologist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至少至少,德希達是一個關心論述政治的社會學家…」

“…deconstruction is neither theory nor method but is a textual intervention called forth by all writing that cannot escape from assumptions, limita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words, meaning’s deferral."(Derrida 1981:15) 「解構既非理論也不是方法,而是一種由所有無法從預設、限制、文字的曖昧不明、意義的延宕中逃脫的書寫,所召喚的一種文本介入行動。」

“He also makes clear that deconstruction does not shun social criticism but is a radical critique of all systems. (Derrida 1982: 109-36; see also Fraser 1993:53) Far from being nihilist, Derrida wants to reveal the hidden assumptions of systems in order to open public dialogue about them; far from refusing values, Derrida wants more talk about values, albeit talk rendered humble and dialogical by the acknowledgement that no text or argument can achieve “foundation".「他也澄清了解構並非對社會批判無感,反而是一種對所有系統的激進批判。全然不以一種虛無主義論者的角度,德希達希望為了能夠公開在公眾之前對話、而去揭露系統的隱藏預設;他一點都不拒絕價值判斷,德希達希望有更多關於價值的討論,即便在認知沒有文本或論證可以達致『基礎』的功效下,討論看起來是低姿態的、對話方式的。」

Deconstruction becomes critical sociology, social theory, and culture studies when we move beyond literary texts to all “social texts", whose secret authorship can be revealed and contested.「當我們超越了文學的文本,移動到所有的『社會文本』,其中的秘密作者角色可以被揭露與競逐時,解構遂成為了批判社會學、社會理論與文化研究。」

A Derridean sociology rejects the “logo-centric"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of positivism, which, in the case of quantitative empiricism, try to solve intellectual problems with sheer technique, thus falsely achieving what Derrida calls foundation. Deconstruction sociology reads methods as a rhetorical text — a way of making an argument. Deconstructive sociology does not abolish methods but “narrates" their hidden metaphysics, thus starting arguments conducted explicitly in terms of values and other ontological assumptions. Such a sociology would also place a great deal of emphasis on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otherness". Derrida is a “small" social theorist, like Lyotard (1984), who mistrust “big" social theorists like Marxism that attempt to tell the “whole" sociological story and thus suppress the heterogeneous voices of “others". And yet a Derridean approach to “big" social theory is possible, especially when we recognize the intellectual overlaps among deconstruction, critical theory, and feminist theory, all of which support new social movements committed to micr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德希達式的社會學抗拒『理路中心式的』預設與實證主義實踐,其中後者在量化的實徵主義案例中試圖透過簡單的技術來解決智性上的問題,於是錯誤地創造出德希達所稱為『基礎』的東西。解構社會學將方法視為一種修辭文本 – 一種製作論證的方式。解構社會學並不拋棄方法,而只是「敘說」這些方法所隱藏的形上學立場,他們如何開始透過價值與其他本體性預設的方式,外顯地創造那些論證。這種社會學將會同時把大部分力氣,花在對「他者性」(otherness)的論述與實踐的強調上面。德希達是一個『小』社會理論家,就像 1984 年的李歐塔一樣,不再信任『大』社會理論家— 諸如企圖述說『整體』社會學理論、壓抑他者的異質聲音的馬克思主義。而且,對於『大』社會理論的德氏取徑仍然有其可能:特別當我們認出在解構主義、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理論之間的智性重疊區塊,所有的這些支持新社會運動的人們,都對微型政治轉變深切關注。」

He does not make big theory and big method impossible. Rather, he converts them into undecidable textuality – secret writing – which can be reformulated, indeed with every reading reformulates. He thus open the field for heterogeneous, heterodox discourses, all of which deserve the label of sociology inasmuch as they deal they deal with the social. Derrida forces sociologists to admit, – no, to celebrate – that sociology is discourse.「他並沒有讓大理論、大方法變成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地,他將這些轉換成無法被決定的文本性 – 秘密寫作 – 也就是可以被重新組合形式、並且在每次的閱讀當中也會重新組合。他於是開啟異質的領域…德希達逼迫社會學家承認,不,其實是慶祝,社會學就是論述。」

在余老師家相聚,朋友們的生猛追憶中,我倏地想起當年余先生在說,他就是不要用「後殖民主義」的詞語的神情。當年的我認為他這樣作會「無法溝通」,有意地創造語言的壁壘,他也不加否認;而是否,從今天的這個角度來看,也是一種「小」理論家的堅持呢?他又為什麼一定要跟年輕廚師講清楚全部的道理呢?文字本來就承擔了無可逃避的意義延宕與誤解。從那個點開始分手,開始走自己的路。也許當叢林中踏出一條路的時候,就代表著對那個點的禮敬。

微動的晚風,凝視窗外的暗光。

多年前開始走了一條新路,在這結束之時,彷彿那路也真正的開啟了。同樣是田野方法,社會學的田野比人類學的田野晚了多少年才開始成為/承認論述?

我注視著那些在那分離之時撒下的種籽,如今已經通往一片翠綠的森林了。

創意的昨日

昨天下午參與了一場創意腦力激盪的馬拉松考驗。從中午到傍晚六點,與會的人們拋出了一個又一個精采的「創意」討論。一開始是小草(@swpave)的創意國家;然後是令儀的出版與創意;容瑛與學生提到 live house 的創意地景(creative landscape),Chu Mengtze 以極限金屬(Extreme Metal)的案例討論「集體性」,其中引發了動漫世代的靖嵐提出了御宅族系的比較看法、提問與觀點。我以 Creative Commons 為起點、protocol 作為概念工具、patterns of momentum 作為切入點想要「解」Internet 這隻大「牛」,而 Eric 則讓我們看到了設計公司的魔法舞台絢麗的前台面貌。

在開會前我先拋磚引玉地丟出了一個我的參考提問給與會朋友參考,作為我自己的出發點:

長期以來我是一個網路運動的參與者(鄉民)、實踐者(黑客)與反思者(批判者)。我所關注的是 Internet 作為一個實踐場域,涉及到眾人溝通對話的傳播模式(或者以 protocol「協定」一詞來總論之);帶動了諸如商業模式、人力資源與組織、技術典範、社會文化、消費與自由經濟市場,甚至資訊社會中公共領域的嶄新意涵的種種創新,是否能夠讓我們對「創意」有著更為深刻的提問與洞悉?

舉例來說,創意是否具有結構(structure)上的特性?是否有隸屬於底層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以及隸屬於外圍的應用領域(application)的區分,而外圍的能動性決定於底層的限制與開放?Laurence Lessig 在 Code version 2 書中試圖要以此種結構構型來理解網路空間(cyberspace)的運作規則:他稱之為 architecture of control(控制的架構)。Web 2.0 論者如 Tim O’Reilly 喜歡用 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eon(參與的架構)。

第二個提問,創意是否有其社會性格,例如社會性地互依?在此處的社會性乃是指稱關連的分類模式,例如 Manuel Castells 所援引的空間向度剖析,或者 Viviana Zelizer 在論述 earmark 在人類經濟生活歷史中的個人化、情感化特性。

第三個提問,創意與自由的關係?言論自由與創意之間有著難分難捨的藕斷絲連關係。希望釐清個體、集體在什麼程度的「自由」—或者免於依賴—是否是創意之所以能夠發生的基礎?

第四個提問,創意是否能夠被管理、被治理、被推動、促成?智慧財產權是否是關於創意的捍衛,抑或是壟斷衍生文化物件的禁錮根源機制?是否有推動創意的社會運動?

我希望這樣的思索能夠讓我們足以閱讀像是自由軟體運動(free software movement)、創用CC(Creative Commons,創意公共財)這樣的全球運動,以及TED這種席捲全世界的視覺傳播形式,釐清他們究竟是創意的(副)產物,還是他們是創意的過程,抑或創意的捍衛者。

當討論進行當中,我就已經覺得原本的構想粗糙而亟欲修之而後快。一些精采的對話速記如下:

  • 小草提出了一組四個概念工具:空間生產(想像)、尺度政治(門戶、內地)、流動、權力,來檢視他自己所參與的新加坡創意國家與雲南的水政治計畫;引發了我的想法,是否有「非想像」的空間生產過程?網路空間對於「尺度」的看法與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不同,網路的尺度往往是「既大且小」(scalable)的,是否網路(產業)創意與創新倘若被整合到國家層次的文化政策時,應該還要多出一組可能的新工具與新應用?
  • 令儀在描述台灣出版產業的 production vs. marketing 區分結構時,靖嵐提出了動漫文類作品的不同主導方向/比重可能。這如何跟跨國的案例做對話?(如 Lash 與 Urry 書中 1980 或 1990 年代的英國出版產業變化)而 Jerry 提醒了這些與音樂產業的 project-oriented 方式有其類似之處,我想到的是,是否某些「出版神話」中實務工作者傳奇般的「直覺」操作,其實是一種產業版塊運動前的「預動」?(我另外舉授權產業的例子,某些 bargain power 的產生乃是來自於商業模式的磨合、穩定共生關係)
  • 令儀問到台灣的小型出版社、小型印刷廠的創意成果,其實在資訊電子產業其實是有同樣類似的創新案例。其在結構上掌握生態系中大型公司所無法擁有的彈性空間,創造自己的獨特角色的附加價值;Jerry 回應的例子是東歐國營紡織工廠的生產工具、開放給工人再利用的經驗。(忘記是哪一位研究者)
  • live house 作為一種創意地景,有非常精采的討論:包括空間作為一種篩選、將群眾與表演者的「關係」ging 到極致的一種嘗試。小草、Chu、容瑛等人一段關於 live house 歷史的討論非常有趣。我則想要把政治再帶回 live house 的「創始神話」當中:什麼叫做「我們的空間」?而創意地景中這些「節點」的 inter-relations,衝突與協調,如何述說故事,則是眾人一致覺得最精采的故事。
  • Chu 在講述自己「極限金屬迷」的「法國民族音樂」研究時,靖嵐有很多基於日本動漫研究傳統的提問湧出,相當到位與精采。期待她可以寫一些來與大家分享對話。我自己因為前一陣子在讀《動物的後現代》,所以特別對「迷」們的二次創作深感興趣。例如那些「極限金屬樂團的族譜(圖)」,是否是一種動態、contesting 競逐的關係,隨著我們距離「正統」的現實距離遠近而「看得見」或「看不見」?這兩位女士的對話讓這個主題變得非常精采。
  • Eric 的「設計公司傳奇」故事實在太有趣了。我覺得透過「破洞」之處來讓人一瞥後台面貌,或者透過國際比較(與 IDEO 來對話)來「理解」他們是如何「在地化」知識與「特殊化」這些「尋常的台灣奇蹟」(OEM的精采成果),可以講述出超級精采的故事。



關於我自己的論述部分,我也有一些較為釐清的想法。

Lessig 與他的努力,例如全球的 Creative Commons 運動(台灣的分支是由莊庭瑞教授所領導的「創用CC」計畫),就是透過法律基礎建設與技術環境的整合,讓技術擁有主導權的現象如實浮現。然而也正因為他的努力,讓技術主導曝露出一切「公共園地」的「人工化」:人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有意識地去「打造」公共園地,而是讓公共與私有之間的交織更為直觀、易於反思與試誤、調整,或者更直接的說,是公與私領域關係的重新定義。無論是 CC Zero 的討論,或者 Sharism 等後繼者的更新視野,數位公共園地(digital commons)的努力似乎已經移轉到新的方向:開放資料、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Web of Things(感謝日本 Takaharu Kameoka 教授就 eCulture 與物聯網給予的啟發)。

Lessig 的簡單「功勳」,可以從這則 TED 的演講影片中來快速理解。(感謝 Jerry)

要耙梳 Creative Commons 十多年來的成果,說真的還有點嚇人;這就像是跟 Wikipedia,Web 2.0,自由軟體,或任何一個過去十多年重要的戰役歷史搏鬥一樣,讓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寒氣。台灣過往是沒有人關注,在源頭之際就已經資源稀少、苦苦追趕;而十年過去要做思想性的整理與批判,則又要面對深刻體力、智力、與意志的挑戰。

我不想只談 Creative Commons 運動,這座一如由律師與會計師所構成的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一般的人工花園。誠如我的摘要所闡述的,我想要捕捉的是 Internet 所具有的,「動量的模式」(patterns of momentum);讓網際網路動起來,連結起上千萬人的那股力量,而且那股力量仍在繼續啟發(啟動著)人們。透過 Jerry 和我的問答,我想要更具體地將分析焦點落在我所建構過的那台「開放文化硬體」裝置經驗中(這包括一系列衝撞與摸索的經驗:Christopher Adams 等人共同搞出來的 MilkyMyst、我自己的 GSM 系統救難硬體架構經驗,田間伺服器/環境偵測系統計畫,以及我跟 Denny 最近一起想提的 Social Innovation 整合構想:Fab Lab 微型工廠 與 Hackerspace 黑客空間)。因為通訊協定(protocol)所連結起來的不只是內容對內容權力關係的流動,而是將內容允許它得以被另置在不同應用脈絡的一種行動的可能。我們只有往後看,往下看,往未來看,才有機會理解眼前的這些苦差事、噪音、勞動形式、組合關係的意義。畢竟這 15 年的生命體驗,要細說從頭、同時又不忽略了當下左右手畔正在進行中的互動與演進,實在很困難重重啊。

總的來說,我想要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 Internet 所激盪/原生/激發的創意?以其中的 GSM 救難裝置(「自助行動電話系統」)為例,臨時基地台是英國的(台灣製造)、GSM 系統(2G 規格)是歐洲的、臨時基地台控制系統是德國人寫的(在台灣時創作出來)、整合的框架是台灣人跟斯里蘭卡人創造出來的。透過授權、自由軟體運動、創用CC、國際救難社群,這些東西才成為一個互相組合起來有機會可以發揮作用的「創意玩具」。

這就是我寫 Internet 與創意的意義。

「真的想要開放資料?」

LODLAM.netJon Voss,在今年的《博物館與 Web 研討會》(Museum and the Web 2012)所發表的文章〈基進地在 Web 開放文化遺產資料〉(Radically Open Cultural Heritage Data on the Web)中這樣寫道:

「但是(隨著我的計畫規模變大了)另外一個問題清楚地浮現。

我已經幫『從單一封閉資料來源存取並顯示資料』這個難題,創造了一個基本的解決方法;但是現在我把所有資料倒到了另外一個封閉資料庫中,任何人也無法直接存取那些資料。這個結果跟我們一開始所面對的狀況,其實沒有什麼兩樣。就好像我們走一圈、最後回到了原點的感覺。」

“But another problem was clearly evolving. While I had created a rudimentar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ing and displaying data from silo databases, I now had that data in another database, no more accessible than any of the databases we were drawing from and consolidating.  It felt like I was back where I started. “

 

我覺得這種心念(反省與覺知),是機構與文化專業工作者是否想要走向 open data 的一個關鍵思維。到底想要擁抱 open data 的人是誰?是行銷、運動份子,還是教育推廣部門、策展人、技術工程師、多媒體部門主管?這個關鍵思維,是誰的思維?也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以為記。

Google給中國(使用者)的敏感建議

昨天早些時候我在 twitter 寫到:我認為目前有兩種大型凝聚當代知識型(episteme,傅柯先生在《事物的秩序》裡的說法)的社會力:資本/市場與社會(不)正義。前者我想說的是美國、web 2.0,後者我想說的是中國。然而我更好奇的是其他的大型國家,如巴西、俄羅斯、印度。他們是怎麼進行的。至少在巴西的例子中,我讀到了在文化部門 Jose Murilo 對這八年巴西文化政治的發展經驗(
Jose Murilo
: How is Brazil’s approach to Digital Culture unique? And what c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learn from it?);俄羅斯的全球之聲文章報導等等。

Google 在 5/31 起推出會提醒使用者的 Google 中國敏感詞警告功能(InsideSearch: Better search in mainland China,或者請參考英國衛報文章Google change will alert Chinese users when search terms are being censored),則讓我意識到,這是這兩種大型凝聚力量的交匯與撞擊。宛如大洲頂端的岬角,是兩股洋流交匯之處;其地理與氣候的意義都非同凡響。這是繼中國防火牆擋掉敏感詞語資訊封包之後,第二次市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不)正義兩股動員力量的遭遇,也是市場第一次制度性的反擊。

所謂的制度性,一如中國祭出國家內政、國家安全議題所強行推動的資訊審查體制,資本市場亦有其制度性的「巨手」。也同樣如國家安全等級的維穩作為,必須要落實在地方政府層級、與貪婪和人性在地分工,資本市場的制度性「巨手」則同樣得鑲嵌在「某處」(somewhere):這個某處就是使用者自己的習性(或人性)之中。用科技的白話來說,就是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Google 成功地在過去的產品中一次又一次地透過使用者介面,在既有斬獲的疆土上擴張戰果,例如 Google Suggestion 讓你在搜尋輸入到一半時就幫你猜你到底(更)想要搜尋什麼。這次 Google 清楚地告訴了全世界的使用者:如果你腦中想到的是國家(在阻攔你),我們就幫你(選取)避開它。

這種制度性的擴張行動,當然是一種好的戰術(tactics);可以對各式各樣的行動者(例如一般的使用者、甚至他的抄襲與競爭對手百度)帶來具有啟發性的意義。這也是資本與市場這股力量的潛規則:它可以成為它自身掘墓人的同盟者。對於在地的行動團體,例如正在訴求學生/研究生的知識勞動應該被正名化的台灣高教工會(苦勞網新聞:台大工會申請遭駁 研究生要求正視學術黑手勞權),如果台大研究生協會串連各校研究生協會,在所有研究生入學、或者每學期初開學前後時發送具有「黑紅字眼警訊」的研究助理工作提醒,大概就等同於 Google 這次跟中國政府相互出招的意義。

Spam 的文化研究

以前我記得一起玩部落格的朋友,有時候就會把攔截下的垃圾訊息來比較一下,欣賞其文情並茂的創作手法。在使用 FreeBSD 時,自己加裝 SpamAssassin 的過濾器設定,也是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地下世界舞台:花花大千世界,有這麼多各式各樣的訊息想要自己溜進來。讀到《網路殺神》(Daemon)這本小說時,最後至少還花了一個章節來目眩神迷地、追殺全世界各地的 Spam 廠商。

我覺得 Spam 是一種數位時代「全新」的文化現象。所謂全新,就是這些複雜的文化現象:必須要走在時代尖端,探索人性與系統的漏洞,找到方式置入「訊息」,同時又反向回來「找到」買主,乃是在一種沒有歷史傳承、在科技與社會介面直接增生的新種有機體。比色情科技產業還要厲害的是,人人可能都有想要搜尋情色字眼的時候,但是不是人人都想要購買 Spam 服務。如果說電腦病毒是一種 PC 時代寄生在單台主機上的文化現象,那麼 Spam 就應該是網路時代,在一台又一台伺服器提供的內容服務周圍的文化現象。

假使 Spam 是一種可以被了解的人類文化現象的話,那麼了解 Spam 應該就是了解軟體、商業模式、人性、使用者介面、使用者體驗的一種集大成課題的實戰檢驗(笑)。

《微博中國》version 0.3 版之後的寫作計畫

今天寫完了古老師課的第三版小論文:原本題目是〈微博中的網路監控:中國文化產業中的市場與社會〉。現在改成〈微博中國:公共性經營與治理的數位文化產業〉。題目的變動第一個原因是要讓「數位文化」凸顯出來;第二個理由,我不想把監控單獨來談,而是把監控視為是科技形式的一種「衍生功能」(derivative);而核心的運作乃是「(偽)公共性的經營與治理」的一套文化產業實踐。

在文中我試圖導入批判「市場化」(Marketization)與「自律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概念的波蘭尼(Karl Polanyi),想要借助他的理論框架,來閱讀中國的微博文化現象。我認為微博現象就是第三波市場化、將知識轉變成「虛構商品」一個重要的階段/步驟。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保守力量的反撲/反運動以中國的言論自由箝制的力量來做為展現;而兩股力量的相遇與融合,則帶來了人們社會存有之的知識被商品化,徹底的肢解的過程。

英國前政治學者、紀錄片導演 Adam Curtis 在他的新片 All Watched Over by the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2011)當中,批判了貫穿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矽谷網路電腦浪潮與嬉皮生態社區背後所共享的「自律網路」(self-regulating networks)的概念(我自己就深深著迷於其中很多年)。我試圖從波蘭尼銜接 Adam Curtis 的「視頻批判」(video critics),來反省「數位公共領域的本質」:架構在複製之上的科技溝通形式,與其衍生物。雖然我們可以懷舊地回到哈伯瑪斯的理想溝通情境,試圖用科技物來偽裝成熟稔的「團結意象」(solidarity),模擬傳統權力的對峙與詰抗;但是這終就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像。我們對眼前的科技本質邏輯視而不見,宛如總是用後照鏡(McLuhan、Derrida)在凝視過去。

比較不同的網路技術溝通形式所創造出來的虛擬公共性的差異,會是第一步。了解這些差異的溝通形式所呈現出來的「公共性」經營與治理是怎麼可能;其中鑲嵌著排除與含括(exclusive and inclusive)的「能力」,也就是監控,而這才是黑暗與光明合奏的本質。我原本以為監控與微博的內容共舞,直接在論述層現身;因而想要直接談監控,事實上是困難而且會誤導。所有的系統都在監控,監控是本質,是技術形式的「衍生物」,而非被呈現的內容。所以監控一如資訊軟體的演算法一樣,是捕捉不到固定面貌、而隨時都在與時俱進、千變萬化的。

Scott Lash 與 John Urry 的論述中指明了文化產業的核心功能是智慧財產權的交換功能,呈現為版權的複製的權力之讓渡與排除,我想要同樣地回到「複製」這的核心現象,來重新檢視數位公共領域的面貌。Lawrence Lessig 的《自由文化》(Free Culture)也同樣地在「複製」之上建構網路世界的法律思想與架構。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人從複製的角度來談「公共領域」的。舉例來說,咖啡廳當中的對話,經過一段距離之外就不會被聽見了。所謂的公共領域,其實是被真實世界的實體限制所「包裹」起來的一種特定「體驗」。傳統的政治與公民社會架構在這種體驗基礎上,產生英雄豪傑、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熱情澎湃的集體與個人記憶。但是一旦這種體驗被徹底顛覆,公共領域會變形成什麼樣子?這是我想要探索的。

網路艾未未與展覽艾未未手記(演講用草稿)

網路艾未未

「現實扭曲力場」(reality distortion field)是賈伯斯傳作者記錄下來收錄在歷史裡的特殊描述。在賈伯斯周圍的人、聆聽他的專題演講的觀眾都了解他有所謂的現實扭曲力場,一旦力場啟動就能夠順利的扭曲現實。不論工程師、設計師原本認為如何艱難、無法做到的情形,碰上了賈伯斯,他就能夠讓你接受他的要求與說法,完全拒絕現實的限制。讓做不到的變成做得到,這就是「現實扭曲力場」的作用。維基百科的這段原汁原味描述很能夠傳達那種介於可能與不可能之間「跳躍」的力場啟動效應。

The RDF was said by Andy Hertzfeld to be Steve Jobs’ ability to convince himself and others to believe almost anything with a mix of charm, charisma, bravado, hyperbole, marketing, appeasement, and persistence. RDF was said to distort an audience’s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scales of difficulties and made them believe that the task at hand was possible. While RDF has been criticized as anti-reality, those close to Jobs have also illustrated numerous instances in which creating the sense that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was possible led to the impossible being accomplished (thereby proving that it had not been impossible after all). Similarly, the optimism which Jobs sowed in those around him contributed to the loyalty of his colleagues and fans.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被逮捕、被全世界人士聲援呼籲釋放、再被釋放,然後被控逃稅、公開向大眾「借款」來取得上訴憑證,在過去幾個月來事件的最新發展,讓人像是看八點檔連續劇嗑藥看愛莉絲夢遊仙境一樣。我記得目前流亡在德國的作家廖亦武曾經這麼說:

「我從來沒從中國任何一個作家筆下,看到比現實還要震撼人心的東西,作家的虛構不值一提。」(〈現場太震撼,虛構太不值:廖亦武 唯有見證!〉

如果說被罰補交稅款一千五百萬之後,艾未未順利向約三萬名網友借款八百多萬人民幣,是這個藝術家最新的藝術作品「來當艾未未債主」的話,這應該是中國最熱門的連續劇:有三萬多名演員擔任臨時演員,艾未未和他的工作室同事,與中國政府(國稅局、公安、機場邊檢人員)擔綱主角演出。如果這不是中國山寨版、集體力發功的民眾版「現實扭曲力場」的話,那麼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才是扭曲了(笑)。

如果說企業家賈伯斯的現實扭曲力場,其功力來自於藝術家賈伯斯的龜毛要求,那麼藝術家艾未未所展現的現實扭曲力場之強大功率來自於何處呢?中國、中國政府、藝術家艾未未、互聯網/網際網路合起來帶來了這個強大的綜合效應。

我曾經用戰術媒體(tactical media)與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這兩個歷史概念來解析艾未未。前者在描述媒體工具成本降低之後、消費者自發性的行動主義;後者描述的則是網路知識分子(network intellectuals)集結與抵抗主流媒體的新型態戰場。然而在中國蘊生的新型態藝術家-運動份子混合體之前,似乎需要新的概念工具來解析這個既舊又新、既傳統又創新的新型態風暴。

2011年11月14日凌晨零時,艾未未敲下「借款截止」槌子,告訴所有要湧進來借款給艾未未的債主:

「截至11月13日24時,共收到29434筆借款,總金額8693366元。借款截止。」

如同一個網友在借錢給他之後,在 Google+ 的留言處問的:

「为什么艾未未收到了这么多捐款,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有人說,他是中國的良心。四川人表示他為了四川做了很多事情,現在是他們回報的時候了。網友發明說,艾未未幣的匯率應該要一艾=1522人民幣(浦律師的微博),因為這樣加起來才是正確的數字。捐錢的人不僅僅捐錢,還要捐裸照;顯然是一筆人財兩失的生意。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基本上見證到一個金錢再度被社會「鑲嵌」的大時代故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政府運用經濟在撲殺社會價值,維繫得利階層;經濟學家許小年說的「半管制半市場;管制以尋租,開放以套現」讓經濟改革走回頭路。當政府用各種飛帽特技坑殺異議份子,維繫政治權利的延續時,藝術家選擇用民眾動員的方式來迎擊。在民眾拋進艾未未家院子裡面的錢,是綁在「鴨梨」上。因為金錢太過於輕盈了,必須要用實體社會的象徵(壓力 = 鴨梨)來連結,才能讓金錢再度回到地面、回到人們的生活。

台灣以前的黨外感人故事不也是這樣嘛?我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那樣的年代。現在小英選舉的三隻小豬的故事,以及2006年228紀念會眾人捐錢照顧陳麗珠的故事,也都是同樣的力量。

展覽艾未未

台北市立美術館現在正在進行中的《艾未未.缺席》顯然讓我們看見了這些神奇魔力背後的另外一些組成成分。至少在這批為了台北展覽所選擇的作品當中,我覺得艾未未轉化了傳統中國意象中的構成元素,將其編織成當代藝術市場與美術館場景中的凝視對象。

我喜歡大廳裡的獸首作品,也喜歡 Through 穿越、永久自行車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共同呈現的是一種資本的轉化:傳統文化資本、傳統工藝被連結到當代全球藝壇與藝術市場下、甚至連結國族意象打造的當代藝術作品。中國這個符號不斷地出現,無論是永久自行車的CNFOREVER.com、鐵梨木的中國地圖、傳統方桌;這麼濃郁的國族味道,實在是很少見的藝術觀展經驗。

這是因為在台灣所以做這樣的選擇?還是因為華文的觀眾更為親近這些作品?這個可能要請更了解策展過程的人來做說明了。

要是我取名字的話,我會把這個展覽的名字叫做《艾未未.穿越》。穿越什麼呢?穿越時間的隔閡鴻溝,打造出一條傳統資本通達當代資本的特殊甬道。也許在古代這條大路稱之為宮廷藝術,在北京的頂尖藝匠向皇宮致敬。這個皇宮可以是法國、奧匈帝國、俄羅斯的皇宮,也可以是英國的皇室、北京的紫禁城。這條甬道在今日呈現在當代的藝術場景中,卻顯得有點突兀。如果是故宮博物院展出這些作品,是否更為適切呢?跟「皇家」的脈絡呼應對話,傳統國家乃至於現代國家的敘事會是很棒的作品、引出更為互動的對話呢?

《艾未未.缺席》這個展覽顯得片段與碎片化。這些不同時期的作品,要交織、構築出什麼樣的故事呢?

這個展覽創造出了很多有趣的、社會性論述(social discourse)。艾未未的缺席被藝術家跟政治評論家一起拿來消遣主辦單位,消遣馬總統與總統夫人與天龍國的大大小小文化菁英。就像是做球給藝術家殺球一樣,台灣也加入了全球媒體的行列;只是這次殺球的對象不是中國政府,而是台北市立美術館。
舉例來說,艾未未說這是他在「國內」首次展出他的作品。

「快點讀書、快點蓋章」

犬馬先生寫了一篇〈踏雪(懷光華商場兼答ying兄)〉,頗為有意思:

…後來,我看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跑到學校圖書館借了幾本關於速讀的書來看,其中有一本提出的例子論證,讓我馬上信服速讀是絕對可行的,書上大概是這樣寫的,其實每個人都有速讀的本能,比如說拿一張裸女的海報快速從你眼前掠過,你會不自覺地在極其短暫的剎那間將目光集中在重要部位,定格、放大,無論多麼快速運動都能靜止如山,而這種反射性的目光集中,就是速讀的本能。 只要把看裸女的重要部位的本能轉換成看文章中的關鍵字,自然可以加快閱讀的速度。像這樣的說法,要不相信都難。另一本書上比較具有科學根據,說速讀的起源是美國空軍為訓練飛行員能在疾速飛行時快速找到攻擊目標物,於是使用高速切換的圖像讓飛行員目視,圖像中有各式各樣由高空俯視可見的微小細物,飛行員必須從中敏捷地找出高射砲、坦克、機場、橋樑、建築物,做出適當的反應。這種速讀的理論說的極好,只是過於理性,缺乏了一點趣味。幾本書看完,發現速讀的原理不外是,看書時不要唸出聲音、尋找句子中的關鍵字、隨著關鍵字跳躍閱讀、一目十行(若能一目兩頁更好)、不要回頭看、精神要非常專注,並且能將文字轉換成圖像可提高記憶力等等。

反正我除了應付買書的客人之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埋首看書,練習用速讀看書後,速度果真變快,漸漸地書裡頭的關鍵字會自動浮起,不重要的介詞、嘆辭,多餘的主詞、副詞、形容詞會自行下沉,越不重要沉得越深,一浮一沉讓文字有了高低漲落,看上去每一頁都像一幅3D立體圖,平常不仔細看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文字擠成一團,一旦專注地速讀起來,躍然紙上的是一幅幅黑白立體浮雕,可以左看右看,仰觀俯察,前後參照,速度可以極快,書裡頭的意思換成圖像掌握又快又好,讀起書只剩二字可以形容,痛快。

讓我想到日本的漫畫與動畫:《蟲師》。兩者之間的差別是讓文字飛起的過程、源頭、目的和意義。文字怎麼會飛?誰讓它飛起來的?一般人能夠做到,還是只有天賦異稟者方得之?飛去那裡?怎麼樣得以停下來?有著甚麼樣的意義呢?

…一手將印石放進口袋,然後翻讀起老闆的筆記本《錄鬼簿》,裡頭關鍵字浮起的圖居然是一隻灰白的大鳥,隨著頁數的翻動,可以看見大鳥拼命地在雪地上踏腳印,前後左右,上上下下,異常焦躁。就在這個時候,我忽然聽到了聲音,啪啦啪啦,是翅膀拍動的聲音,我嚇一跳抬起頭來,只看見一張又一張千姿百態的美女胴體,在色情光碟上閃閃發光。

不過假托市井大隱的這種寫作方式,主軸論述文字之形象化過程,似乎兩者都需要更多的經營;兩條戰線砲火隆隆,負擔沈重。市井大隱只作引人而琵琶半遮面,在地震的「洪水般的圖書」中羽化而離開舞台,留下很多想像空間;文字待聲音現身、振翅欲飛而不可得,待主角終聽見聲響,卻是隔壁的沙灘美女海浪聲,形象化為 AV 女優。固然此乃光華商場之刻板印象,但終不免讓人有沈滯胸鬱、失之昇華而掩卷一歎。是否再如何深藏不露的功夫,自限於私評錄鬼、蓋章上架,燙衣鋪、苦力房終日,終究仍需跨越疆界的武功奇才痞子現身,故事才能完結、眾人方得拯救?

PNC2006 太平洋鄰里協會年會:出國報告

底下是我這次參與 PNC 2006 太平洋鄰里協會年會的出國報告。倉促寫就,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從跟更多人分享中獲得收穫,敬請指教。

PNC 的空間譬喻與想像

根據 PNC 網站(http://pnclink.org)的資訊,「太平洋鄰里協會」(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以下簡稱PNC)乃是源起於太平洋周邊國家公立大學校長聯合會、以及在聯合會的構想下所產生的太平洋鄰近國家協助計畫。協會由已故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田長霖校長,以及該校哈迪克教授(Professor Curtis Hardyck)所共同發起,並正式命名之。其宗旨為推廣網際網路、透過先進的網路技術,促進太平洋沿岸地區國家資訊的交換及流通,使太平洋沿岸地區的各國成為生活密切相關的近鄰,將太平洋沿岸地區轉變為太平洋週邊的鄰里區域。

這樣的空間概念與想像非常有意思。發起這個組織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本身所在的位置位於美國北加州舊金山灣區(San Francisco Bay Area);而數個鄰近的衛星城市都分佈在舊金山灣周圍,共同形成一個包含都市、城鎮、機場、州郡等人口約八百萬人的大都會。這些衛星都市包括 San Jose、San Francisco、Oakland 等都是大型的都市中心,有著文化、金融等不同的發展特色,彼此之間透過公路、鐵路與通勤電車相互緊密連結。目前舊金山灣區(舊金山、奧克蘭加上聖荷西)是美國第五大的大都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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