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文化為何實驗

一本書不只是一本書

針對新媒體文化,我手上當作珍寶的一本經驗彙整的「原料之書」(source book),是 1999 年當年荷蘭組織 Virtueel Platform 由 Cathy Brickwood 領銜彙整與編輯的著作:《歐洲的新媒體文化》(New Media Culture in Europe)。因為文化實驗室(culture lab)的源頭脈絡與新媒體文化有相當大的重疊,所以在開始啟動計畫之初,這本滿滿是字的文字書就浮現在我腦海。

集合實踐與批判、倡議行動與設計風格的「原料之書」:《歐洲的新媒體文化》

事實上,它不是一本書;就像新媒體與新媒體文化不只是一個浮光掠影的潮流、或者只是一種表演藝術形態而已。

除了一本印出來的厚重磚頭,當年拿回台灣還沒有任何出版單位願意出版(因為字實在太多了,沒有任何圖片、但卻充分體現了荷蘭的精簡效率溝通設計風格),當時同樣還出版了另外一本著作 Nettime Reader: Readme!,收錄了透過 email 信箱線上討論、當時叫做郵遞論壇(mailing list)現在已經較不流行的討論形式,nettime 「網路時代」這個知名西歐北美媒體菁英對話論壇,當中的精彩文章。

除了動態交換魚雁往返的討論文章,這本書的內容策劃頗為新穎。書中呈現的是一組西歐文化組織、運動團體透過網路串連交流的文化科技第一手體驗。裡面是一連串的網路社會運動的集結:「我們要頻寬!」(We Want Bandwidth)、「沒有人是非法的」(No One Is Illegal)、「跨越邊界」(Cross The Border,no border,<border = 0>)、「重新佔領街道!」(Reclaim The Street)、「幫助 B92 電台!」(HelpB92),還有當代藝術文件大展 DocumentaX 的藝術實踐與宣言「混雜工作空間」(Hybrid Workspace)與 「混雜媒體交誼廳」(Hybridmedia Lounge)。

從美墨邊界交通告示觸發的反邊界理念
1997年文件大展 Documenta X 當中的 Hybrid Workspace

它本身還是一個超過五百人參與的國際研討會。歐洲的文化組織,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戰術媒體研討會」(Tactical Media Conference):第三屆《下一個五分鐘》(Next 5 Minutes 3)中,聚集起來討論能否透過衛星通訊、廣播節目與網際網路等複合式資訊傳播科技,把歐洲給串連起來,建立「歐洲文化骨幹」(ECB, European Cultural Backbone),與「深邃歐洲」(Deep Europe)。只需要在西伯利亞租一個退役的蘇聯火箭發射基地,購買二手的衛星,就可以把文化打到天空上,把人們串連起來。(當年就已經國際知名的台灣藝術家鄭淑麗,就是參與了衛星電視台構想對話的紙老虎電視臺計畫)

它更是一個當代藝術實踐與展覽、表演作品。1997 年在德國卡索舉辦的第十屆文件大展(Documenta X),策展人邀請 Geert Lovink 在文件展外的空間中,舉辦實體論壇與線上活動,打造一個 100 天邀請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與藝術家對話的平行會議「混合媒體空間」 Hybrid Workspace。它就是一個混跡在展覽中、在大型藝術展覽、卡索文件展裡面的數位創新。

“….We are here at Documenta (1997), which is a very large art exhibition, and it was the choice of Documenta, Catherine David, and the new Berlin Biennale to make a space together where not art is exhibited, but which is a “workspace”. I mean… the name says it all! “

「…我們在第十屆文件展(Documenta X)這裡,非常大型的藝術展覽所在,而且這是文件展 Catherine David 與新的柏林雙年展的決定,打算一起創造一個空間,不是展出藝術,而是一個『工作空間』。我的意思是….這個名字說明了一切!」

Geert Lovink 當年在德國卡索第十屆文件大展(Documenta X)接受專訪

當我們在 2018 年的今天,在台灣這個地球的一個獨特的角落,討論什麼是文化實驗室、檢視世界各地的不同特色案例與他們的獨特文化實踐時,我回想到底這一連串的探索與研究,究竟從哪裡開始的?

文化為何需要實驗?二十年後的此時此地,文化實驗是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重新回想二十年前的情境,所謂的新媒體文化,其實是許多術語的同義詞:網路文化、網路(點)藝術(net.art)、數位文化等等,而他們都是九零年代全球蓬勃文化運動的產出與體現。跨國的藝術家與資訊文化工作者共同關心邊界與移民問題(德國 no one is illegal,法國 san papier,no paper,沒有文件,澳洲 boat people,波蘭與美國墨西哥的跨越邊界運動 no border),在各地如煙火般綻放在網路的星空中。透過一個剛誕生的新媒體,他們有機會把聲音串連起來,大到「有可能」可以讓財團、媒體界、學術界甚至政府、超政府組織(如歐盟、聯合國)聽見。

新媒體文化在技術的撞擊下,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文化想像與實驗空間。帶頭大哥們在長達五到十年的跨域交流、對話傾聽與合作串連之後,創造了一個又豐富、夾帶著厚實文化底蘊與在地網絡的巨大網絡。而文化實驗,作為一種「標配」功能、透過內部管線配置的實踐形式,從技術資源與社會撞擊中間誕生。

十年前藝術大學開始出現「跨領域」藝術的組織單元;除了已經浮現在藝術文化地平線上已有一段歷史的策展(curate,curator,curatorial)技藝之外,資訊傳播/溝通技術在過去二十年來的巨量進展,當代藝術作為一個組織文化社群聚落,早已跳脫出來原本狹隘的定義,對接到更多樣的社會群體。

我們今日的文化實驗室將怎麼看待自己?它將從何處開始闡述其自身的歷史?這只是一小群的藝術家,擅長挪用公共空間與社會流動的文化符碼,拼揍一些對整體社會的投射與聰明狡獪的類比指涉與象徵行動,還是它在中介現實的流動媒介裡反身性地拆解逐一接壤(engage,在維基洩密的美軍直升機影片中,甚至是駁火的意義)被脈絡形塑、同時又努力要掙脫束縛,企圖形塑對未來突破性的建構的文化科技行動?這對於今日的、十年後的我們來說,具有絕對迫切的重要意義。

這個意義,留待我們決定。

實驗什麼,與為什麼實驗

12/2 剛結束以「數位創新文化平台計畫」主持人身份,與生活美學基金會(Living Art Foundation)合作設計與策劃的系列活動:《台灣區塊鏈生態論壇》(Taiwan Blockchain Ecology Forum)。對於還不太理解區塊鏈的功能與意義的朋友,心中湧起的疑問會是,為什麼要談區塊鏈?對於已經知道風起雲湧、「對韮當割」「幣圈一天,人間十年」的金融投機浪潮的朋友,問題可能就變成為何要做這麼投機的作品與計畫?然而卻很少人能夠再往下探索,提出區塊鏈技術與文化藝術日常生活的描述性、或者甚至結構性問題。

2018.12.2 文化與區塊鏈系列活動2:《區塊鏈生態系國際論壇》

區塊鏈,就像前面排得長長一整列的技術名詞、專業術語或黑話,如資料科學、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 / 機器學習…等,乍看之下不過是另外一個譁眾取寵,讓人們投射想像的科技稻草人。懂得借力使力的老江湖,搞不好還可以藉著創造對立,塑造一個厭惡科技造神,逆勢上游、展翅高飛的文化深遠、創意無限的孤高景緻。更遑論在這一年來區塊鏈與比特幣一路下滑,眾人早已習慣暢論其泡沫起落,快速湧現與急遽破滅。這不禁讓人想問:舉例來說,為何還要碰區塊鏈?實驗什麼?為什麼要實驗?

實驗的重點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區塊鏈只是一套及手便利、有著較多人有機會一同參與與共構的技術框架,也因此在技術的生命週期觀點來說,最有可能持續較長久時間的一組具有能動性的工具。在無科技、或者是低慢科技時代(low tech, slow tech,and no tech:n5m3 會議中的主題口號),人們就已經熟稔論述與文字言論技術如何可以分析、批判、挑戰、挪改與形塑現實。運用各種及手工具來修整現實,這同時也是 1970 年代萌芽的自由軟體與開放源碼運動,最基本的實踐想像。

我們不是科技的拜物教(technology fetish)信眾。我們運用各種多重、多樣性、適性科技來反饋世界,調整日常生活。我們評估與測試、考驗各種技術,一如透過語言「測量水溝的寬度」。不是為什麼要實驗區塊鏈,而是為什麼不實驗區塊鏈?為何要讓無效、過期的科技宰制與壟斷社會生活場域,僅僅為了圖利積累了各種文化資本、愜意地周轉調度人際與知識資源的既得利益者?

只有透過對資源與機制的有計畫、系統性的擾動,才有機會看見那看不見的決定機制與層疊現實。文化與藝術才不會淪為僅僅是既有體制、透過各種偶然因素聚集在一起的後殖民政治系統的點綴娛樂、符碼行動。

內建了批判迴路的文化實驗,總是在思考著要連結什麼,以及為何存在著這樣的資源連結,以及下一步該如何連結。網路化(networking)是我們的文化實踐生產機制。

新媒體文化的分類與架構

我們仍然可以從《歐洲的新媒體文化》,這個將近二十年前的年輕阿姆斯特丹與網際網路對話果實中,獲得一些啟發。在它的章節目錄中,該書的編輯是這樣「對應」著新媒體文化的浪潮的,並想要用這本書來對新媒體文化提問與對話。

  • 第一章:網路社會的文化(Manuel Castells)
  • 第二章:藝術、創新與研究
  • 第三章:參與與公共領域
  • 第四章:學習與教育
    • 科技文化時代的藝術與設計教育(David Garcia
    • 教室裡的網際網路(Emilie RandoeLara AnkersmitCathy Brickwood 翻譯)
    • 計算與新興數位媒體的影響:論荷蘭視覺藝術與設計的高等教育現況(Jules H.J.M. Van de Vijver)
    • 年輕人與數位科技的多樣遭遇(Roz Hall
    • 從社區藝術到文化能力:FACT 合作計畫(Micz Flor
  • 第五章:從實踐到政策
    • 歐洲的新媒體文化政策(Andreas Broeckmann
    • 阿姆斯特丹議程:加速歐洲媒體文化的新興實踐
    • 「電子網路的文化」工作小組報告:網路連結創新的中心(Spyros Pappas 歐洲議會 DGX Director General)
    • 蘇拉克藝術與工業憲章(Don Foresta 與 Jonathan Barton)
    • 歐洲議會新科技與文化相關計畫(Cathy Brickwood)
    • i^3 藝術家與’oeuvre de l’esprit’(Sally Jane Norman)
    • 撒下種子:歐洲協會新科技、文化與合作工作小組報告(Luis Soares)
    • 藝術與新科技的創新中心:歐洲數位文化的關鍵人物通訊錄(Robert Harauer 與 Paul Murschetz)
    • 虛擬平台:新媒體的低地開拓模型?(Cathy Brickwood)
    • 從實驗中描繪事物:支持電腦技術藝術活動的英國藝術協會(Bronac Ferran
    • 閃爍的提示符號:新媒體中心與再生(Clive Gillman
    • 新媒體作為都市發展的引擎:Huddersfield 創意城鎮計畫(Phil Wood
    • 數位葡萄牙(Luis Soares)
    • 芬蘭的媒體文化:介面提升中的現代性與科技小裝置主義(Tapio Mäkelä)
    • 與 Jonathan Peizer 的Email 對談:前東歐索羅斯網際網路計畫的全部細節(Geert Lovink)
    • 來自 Net.Radio 世界首都 — 拉脫維亞 Riga 的 Net.Culture:Pit Schultz 與 Rasa Smit 的對談(Pit Schultz

在1999年要回答新媒體文化的問題,要動員到這麼多的專家來攜手合作,方能初步描繪一個文化、藝術與科技相互激盪的初始浪潮現象。二十年後的文化實驗室問題,是否沿著這樣的脈絡,道路會更加清晰可見呢?

文化實驗室的歷史與思考

讓我們先借用二十年前的視角,檢視所謂的「文化實驗室」的章節內容。當時〈文化實驗室〉(Cultural Laboratories)是由在 Banff 藝術中心主持跨領域藝術計畫的加拿大藝術家與加拿大政府研發經理 Michael Century 所撰述;如今他在美國 RPI 學院藝術系擔任新媒體與音樂教授。

他的文章首先追溯 1970 年代最早的實驗室與藝術計畫的三大源頭,如 1966 年在紐約的 E.A.T. 計畫、同時間 MIT 匈牙利藝術家 Gyorgy Kepes 所創立的先進視覺研究中心(Centre for Advanced Visual Studies)提供了藝術家駐點與大學科學家合作的基地;以及在 1970 年代作曲家 Pierre Boulez 基於研究與創新的辯證構想,啟動了在巴黎的 I.R.C.A.M. 計畫 — Boulez 基於「包浩斯模式」建立音樂家與科學家互動合作的啟發工作。

根據作者的音樂與藝術家背景,所探究的這些早期典範如 I.R.C.A.M. 有著深刻的美學要求,彷彿建造了一個現代主義的聖殿,這讓他們與 1980、1990 年代所興起、更為大眾導向的媒體中心有所區隔。這些第二階段湧現的典型往往伴隨著藝術節、展覽、策展與電子藝術競賽一同舉行,既對公共治理與私人企業都更加開放,也讓更大規模的公眾有機會可以參與其中。例如 Ars Electronica 與 SIGGRAPH 這些非商業藝術展覽的成功,讓新興工業國家結合研究發展與公共教育,建立了一個個的持續運作的中心。

最明顯的案例是德國的 ZKM,與日本的 NTT ICC 中心他們的模式在 1990 年代相當活躍。德國哲學家與評論家 Florian Roetzer 分析「媒體中心」的浪潮時,他是這麼評論的:「….到處都有要蓋媒體中心的計畫,目的是要避免不要失去科技的『連結』」,誠哉斯言。對藝術與科技結合感到興趣,商業力量在這個時候進場,轉換這些藝術家進入設計者的軌道,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的自動化也被加速。

進入到第三階段的當代工作室-實驗室,MIT Media Laboratory 媒體實驗室被視為是最主要的宣傳角色;然而在其研發的過程中缺乏了藝術實踐,成為主導力量的卻是工業集團所關心的應用研究。這裡的批判思考背後是1960年代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反對從想法(ideas)經歷基礎科學、然後到應用科學的線性、機械模型的發展想像,取而代之的則是轉向了創新演化、互動的模型。

Michel Century 總結這段歷史敘事的想法:

「這個段落處理著範圍很寬廣的一系列創新歐洲活動與計畫;它們把藝術、科技發展與科學研究當中的創意過程給連結起來。簡要地說,我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概述與詮釋了文化實驗室(本文作者註:到兩千年之前)的發展。這些「工作室-實驗室」將被視為一種混雜文化研究機構的「新類型/新文體」,在其中藝術家作為中介角色,媒介著科技設計與散佈的網絡(聚落)…..

(Michael Century, Cultural Laboratories, New Media Culture in Europe) 

在國際間文化實驗室,或者按照 Michael Century 的用語「(藝術)工作室-實驗室」,其實是透過藝術家的經驗知識穿梭其中媒介與形塑的。在亞洲晚近的例子如 2009 年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請到 ZKM 創始主任的新媒體藝術家澳洲藝術家 Jeffrey Shaw 擔任院長,主持與規劃相關的新媒體師資陣容及課程。Jeffrey Shaw 與 Sarah Kenderdine 共同推動了如應用在敦煌研究的沈浸式媒體環境,累積了對數位文化遺產(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的研究與創作作品。這也改變了香港與中國在數位新媒體文化的國際潮流與發展角色。

回到新媒體文化

如果說「文化實驗室」在當時只是新媒體文化浪潮的其中一朵浪花,那麼其他的向度的風景又是什麼呢?這兩者之間的比例與落差,在今日看來又有什麼意義呢?

整本編輯作品包含了五個段落,分別是第一章界定全書調性的社會學家 Manuel Castells 在荷蘭設計學院的專題演講〈網路社會的文化〉;第二章〈藝術、創新與研究〉從不同角度處理創意、電腦資訊科技與文化藝術的「邂逅」;第三章〈參與與公共領域〉整理各種參與取徑的新公共領域思考與倡議;第四章〈學習與教育〉觸及教育體制與機制如何面對新的新媒體文化衝擊,第五章〈從實踐到政策〉各國的先驅者如何在地方、國家,與歐盟的層次框架下,思索新媒體文化的實踐意義、產業發展、政策建議,甚至對民主體制的思考。

其中第二章〈藝術、創新與研究〉收錄文章第一篇就是在處理文化實驗室的歷史回顧與加拿大個案意義。但是在1999年的當下,數位新媒體的全面性可能尚未展開,所以整個最傳統、具有歷史的接壤時刻就是學院裡的文化實驗室了。這讓我也聯想到在還沒有辦法高舉任何旗幟之前,無論是檢討人才資源、或者框定空間與活動參與能量,沿著學術機構來建置知識探索與操作機制,的確是最安全、與最可以想像的作法。

然而學院的優點同時也是缺點:學院內的人才的組織型態,無法如業界的待遇與空間讓真正的人才發揮,必須回到博士後、碩士助理這種具有古代階層權威的刻板上下關係、在教育體制內扭曲的薪資結構中來產出知識與創意產品;而加上學院內觀眾的類型限制,也讓新媒體文化進入到常民文化與日常生活的爆發潛力遭受限制。例如臉書就是一個哈佛的輟學生所發想與轉型而來,而各種直播影音產品、中國網路影音應用「快手」,或者現在風行的「抖音」,幾乎不可能從學院的文化中能夠誕生出來。

第二章的第二篇文章處理在歐盟的視野來審視創新實踐裡的「邊緣效應」(edge effects)— 生態學中認為在不同的生態區位交界處,也就是區位的邊緣,例如草原與森林生態系的交界處,最容易發生新的物種。作者把創新現象用「邊緣效應」的概念重新整理與展開檢視。除了檢視網絡當中的邊緣節點作為創新爆發潛勢所在,同時也在作為典範的 i3 (讀音讀成 eye-cube)中心計畫裡面關注 intelligent(智能)、information(情報)與 interface(介面)。

透過精彩的論述介入,作者成功地把邊緣轉變成為新知識、新產品/新服務的「商業模式熱點」,也帶進了工業發展的下一步資源部署安排。無論是相較於阿姆斯特丹舊城區,Schipol 機場作為一個「邊緣節點」,其複雜性與商業策略資源的部署安排,成功地轉變成商業創新的規劃領頭羊。而資訊軟體介面(interface),處在硬體、系統、使用者之間,也從這個論述角度成為最重要的戰略要衝,值得眾人投入資源創新與關注,如同 Waag 所推動的「國際瀏覽器日」(International Browser’s Day)活動,在歐盟中提升設計產業的地位,並呼應首篇第一章 Manuel Castells 的呼籲:今日藝術已經變成文化溝通的橋樑。

第三篇從英國媒體文化裡的「藝術」vs.「設計」對立,檢視純粹藝術與應用(藝術)設計的相對關係,如何在新媒體文化浪潮中面臨衝擊與改變。我們似乎不能夠過度天真地以為認真投入資源,發展文化藝術的文創商品服務,就會被商品化的資訊社會消費者所熱情買單;現實反而是完全獨立無涉的兩種團體、兩種組合,來分別收割政策與資源計畫投入的剩餘資源。作者這樣說:

附掛在「純粹(藝術)」與「應用(設計)」上的文化與經濟貨幣,他們之間的差異一直是歐洲文化當中持續的問題意識。當我們討論到創意與電腦(數位工具)之間的融合時,這個對立問題甚至變得更加尖銳。硬體與軟體都可以扮演工具、媒體與材料的角色,而且就像電視一樣,機器裝置自身提供了最立即的脈絡。生產所需要的科技過程與理解,促成了一種觀點:技能與專業比創意構想要更為著要,而且對許多藝術家來說,對一個有興趣關切自我反身性的、晚期現代主義者來說,這個說法是真的:所鑲嵌的物質特色與資訊社會的社會價值(而不是創意),提供了內容。在材料稀少、知識待價而沽的經濟系統中,藝術與設計的區隔將會發生什麼變化?這會持續下去嗎?這種差異很重要嗎?我們欲求這樣的差別嗎?

…. 並非實踐者自身希望持續這種藝術與設計之間的分界,而是他們不同的價值系統與機制基礎(institutional bases)— 無論你喜不喜歡他們 —- 提供了不同類型的機會。

第四篇〈用畫素說故事〉,作者整理了過去九年在 Nottingham 舉行的 NOW Festival 「當下藝術節」的經驗,指出了現實與虛擬兩種世界的對應情形,以及他們如何在新媒體文化中的運作關係與邏輯。並非是我們將傳統世界帶進了數位世界,而是認知到無論是誰踏進這樣的空間,都會帶進來他們自身所繼承的態度、規則,並且藉由這些「帶進來的違禁品」,試圖要阻斷(數位)世界。

第五篇〈新媒體與創意姿態接觸〉回顧了另外一個 Touch 藝術節的經驗,提到了螢幕、感測器、攝影機等技術如何組合,創造了一個新範疇的故事。新媒體藝術家要如何從不一樣的角度獲得新的體會。

第六篇〈一種新媒體實驗室模型:東歐中部文化與溝通的布達佩斯 C^3 中心〉,作者反思自身的組織經驗,認為「…唯一的真正有用的策略與戰術,是那些會增強在地表現形式與區辨藝術行動,這將會與個體一起、帶著特殊的意向性、操作過程與在超越限制的過程中近用,創造充滿活力的異質性能量場。而這我們也許會稱呼它:『媒介化』過程。」

第七篇文章〈傳播、藝術與科技的交界地帶:CAT 研究〉,作者 Monika Fleischmann 與 Wolfgang Strauss 認為「電腦繪圖與互動科技所帶出來的革命,顯示我們正在朝向口述-視覺文化的路上,並且越來越遠離一個以文字為基礎的文化。朝向一個記憶的文化前進,其中記憶將會作為一種在網際網路上的全球倉儲而存在著。….虛擬環境找到了他們自己的生存路徑,離開研究實驗室,走向傳統矗立不搖的公司。遲早他們將攻克公共空間。」這恰巧是二十年後、今日社交媒體時代的寫照。

第二章最後一篇文章〈數位建構主義:什麼是歐洲軟體?專訪 Lev Manovich〉中,《新媒體的語言》作者、俄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藝術史家 Lev Manovich 教授在 Geert Lovink 專訪說:

「我想要看到一個設計是文藝復興介面、巴洛克介面,或者新古典介面。想像介面是由斯堪地那維爾設計師或義大利的工業設計師。或者一個由 Prada 所設計的介面!」

「….新前衛不再關心用新的方法看見、或者再現世界,但是卻以新的方式,透過存取與使用先前所累積的媒體。從這種角度來說,新媒體就是後媒體,或者超媒體:他只運用舊媒體就好像它的原始素材一樣。」

這八篇文章從各種角度來切入創意產業、文化內容,並且一直回到核心命題:藝術、創意與研究該如何共處,融合?其實當年的這些「藝術、創新與研究」議題與經驗的釐清,今日文化實驗室完全得一一面對這些挑戰!

今日的文化實驗室

今天的文化實驗室已經不再是專屬於學院的特殊形式:聲音技術創新、動畫、特效、新的互動現實如 VR AR 更各自走出不同的探索路徑,新的技術也不斷湧現,重新整合沈浸體驗的種種可能。人們先體會到的是業界的展示技術與產品風貌,然後開始想像其他的可能性。在技術發展後浮現的數位人文主軸,提供了思想上與設定上的深度,讓感官體驗撞擊現實同時打造人性的新形式、存在與溝通型態的新疆界。

例如在 VR 世界中創造溝通經驗的 The Story of US,Aaron Koblin 的 Within 公司製作,最近他們即將在 2019 年日舞影展(Sundance Festival)推出的新體驗是 Emergence (VR)),它的說明是這樣寫的:

進入一個開放世界環境,表現原始欲望來維繫你的個體認同,同時又是群眾的一部分。將展示超過 5000 種智能人類行為。這個威力強大的 VR 體驗透過先進繪圖技術才得以實現。

而今日浮現的社會創新主軸,則是首先捕捉到「在邊緣效應上部署創新」這樣的洞察;我們團隊今年在香港 PCC 合作主義平台聯盟大會〈合作松2〉的參賽團隊「剩食」與食物銀行的派送技術創新,以及司馬庫斯原住民部落的資源調度與管理系統,這些合作技術的創新,正是當年所探索的「邊緣效應」的具體體現。而唯有「增強在地表現形式,區辨藝術行動」,才有機會創造能夠接地氣、落地的新藝術表現潮流,釋放文化創作與民眾對話的力量。

純藝術與應用設計的二元對立,在今日的教育體制、文化藝術機構資源部署上,仍然是籠罩在傳統的 mindset 心智狀態之下,處處受到傳統思維的限制與制衡。我們目前仍僅僅試圖用「機器技術形式」來區分創新,尚未意識到工具創新的撞擊,最重要的改變是「新範疇」的湧現。在年復一年的展覽預算中,我們的博物館可曾倡議建構數位藝廊、線上與線下的互動裝置作為一個探索的新疆界?

數位互動平台、虛擬世界的建造台灣的藝術家們也並未缺席。除了數位政委唐鳳一直致力推廣如 HighFidelity 這樣的溝通體驗之外,從第二人生(Second Life)時代我們就曾經與倡議溝通人權的鄭南榕紀念館合作,把真實世界經驗串連到虛擬世界之中。這些摸索的努力,今日景美人權博物館裡面的 VR 劇作、強調支援多線敘事劇本架構的「人權劇本寫作松」,也是一種串接兩造世界的嘗試:我們在處理與運用那些「真實世界對虛擬世界的必然滲透」。

最終誠如 UCSD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藝術史教授 Lev Manovich 所言,「舊媒體以原料素材的方式,被鑲嵌進新媒體的敘事架構之中」。這件事情這二十年來一直在持續進行之中。運用新媒體說故事的人們,與紀錄片工作者、攝影工作者、音樂及社區總體營造合作,探索新的故事可能,呈現在平板、手機等多種硬體設備上,融進博物館、藝廊甚至都市商業與社會人文地景之中,將變得越來越習以為常。我們時代的文化實驗室,也將帶頭指揮這樣的交響樂團,與世界和諧共生。

今日文化實驗室要實驗什麼?為何實驗?在追溯歐洲新媒體文化的歷史境遇之際,我們對應自己的發現,更加清晰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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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頭與森林」

黨工與森林

ξύλου Δάσος 這串詩意的符號是一組希臘文;它們分別是「木頭」與「森林」的意思。

這組希臘詞語同時也是一個中文 YouTube 頻道的名稱:上面有 26 部跟高雄市長選舉、跟候選人韓國瑜先生有關的影片;幾乎是以一天 1-4 部影片的速度在釋出內容。這個頻道幾個月前名字還叫做「民進黨工」;是由使用者帳號 htcheng417 所創建。查詢「關於」頁面,上面註明的作者所在位置是「中國」。

這些影片都是針對高雄市長選戰所製作。影片素材的內容剪輯自台灣的電視新聞、談話性節目、以及臉書網友文字影音內容,甚至有些是盜用國際或台灣的廣告或網路影片段落,之後被民眾所舉報。每則 YouTube 影音內容底下討論區留言的網友們,是個別夾雜著毫無過去點閱按讚歷史的空白帳號;簡短的留言訊息往往是「簡單的附和語句」。所有的內容意義很直白地在指涉執政黨、與執政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的種種「劣跡」。

如果這是一個民眾自發性的創作內容,我們應該要尊重這個民眾的意見與看法,因為這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但是如果這不是一個「熱情民眾」,而是一個專門負責散播假新聞的工作人員所製造出來的「精緻產品」呢?如果這是一個熱情民眾的真誠發言,但是在發言之後,有十倍、百倍的專責工作人員(或假帳號),圍著他來放大所有不滿與對立衝突,這樣的爭端還隸屬言論自由的範疇嗎?

謊言講一百次,一萬次,十萬次,百萬次,千萬次,會不會就能夠得以成真?也許作者運用希臘文「木頭」與「森林」的意思,是指運用電腦資訊工具,來創造一整片謊言與假資訊的森林?

謊言的平台

「煮者」是另外一個分享著韓國瑜系列影片的 YouTube 頻道名稱,也是「木頭與森林」這個頻道的自動推薦內容。查詢「煮者」的「關於」頁面,你會看到作者所在位置是「美國」,同時有著奇特的簡介:

 「南加州的秋天,西風挾著落葉,一片肅殺之聲,像極了台灣的選舉。」

使用「肅殺」這樣的語言,是在感慨這次進行中無聲的「假新聞」戰爭的真實面貌嗎?我們不知道是否無論是 ξύλου Δάσος,或者「煮者」這樣的頻道,他們是否收費進行這種內容服務?他們的金主是誰?除了這個帳號之外,還有多少個這樣的影音頻道帳號,介入台灣的選舉?而這些構築成什麼樣的平台?

如果繼續從搜尋引擎挖掘下去,你還會發現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先生的影片出現在lbn.su(21)、vilook.com(40) 與 vworde.ru ,AmiraPress 這些地方。這些網站有的是內容農場,有的是知名影音服務的山寨網站;在其中兩個以俄語為主的網路服務頁面中看到這些影片時,你甚至還沒有辦法搜尋: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的系統能否處理中文字元。

這些特定的內容農場與山寨影音網站,又在謊言的生態系統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不懂中國網軍

韓國瑜先生在一開始網路以他為名義的宣傳影片引發盜用抄襲爭議時,所陳述的強硬看法,如 10 月12日自由時報:〈今日廣場》郭家駿/二次創作網路影片與著作權〉文章所記錄下來的:

「….網路年輕人自發熱情地投入,剪輯影片來播放,這都是非常自然,『不光是讚美我的,也有批判我的,我覺得在這裡做文章,一點意義都沒有。』」

「….為什麼高雄經濟這麼差,造成北漂青年人受苦,應該從這裡檢討,而不是在小技術性問題打轉」。」

一但到流傳「三鳳宮」籤詩被三鳳宮主委按鈴申告之後,被指控的韓國瑜候選人在11月7日晚上22:50 分開直播跟民眾解釋,提出了不一樣的角度思維:

….韓國瑜最近被綠營稱為「韓導」,指他自導自演一些相挺、籤詩等事。韓國瑜以網傳所謂三鳳宮靈籤之事為例說,這似是新型態的選舉詐騙手法,不是負面罵他,是正面捧他,再從中找暗藏的東西攻擊他造假;高雄三鳳宮就網傳假靈籤的事報警,他籲請三鳳宮千萬不要撤案,一定要讓警方查明是誰第一個傳出那張造假靈籤的人。

但是同時他也澄清,他並不知道什麼叫做中國網軍。

韓國瑜強調,「支持我們的網路力量,我怎麼知道從哪裡來?」他指海外華僑最少有5千萬人,可能罵他、喜歡他,他怎麼會知道,他3個月前被批是黑道、菜蟲、流氓和色情狂,因民調支持度上升變抹紅,「說中國的網軍支持我,一點意義也沒有,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中國大陸的網軍。」

短短幾個月,韓國瑜聲量所引起的討論與質疑,既蓋掉其他政黨與候選人的訊息,也連帶曝露出台灣的身份認同在一般民眾心中的種種疑問:高雄就是台灣的譬喻,誰可以發聲決定高雄的未來?這讓人想到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川普陣營,透過社交媒體的影響技術,創造出比希拉蕊陣營總體五倍以上「媒體曝光量」—- 從此人們才開始知道後面可能有系統性的干預工作在進行。

候選人也許都各自非常真誠,但是他們卻被操作者用來打一場,網路原子彈跟步槍的戰爭。


走出森林

我們在網路的平台資本主義世界裡面行走、生存,往往只看到樹木,看不到森林。使用臉書,卻不知道自己帳號的「動態消息」牆上,系統用著什麼樣的演算法;看著 YouTube 推薦的影片,一下子就看完所有的蜂蜜檸檬,但是卻對怎麼挑選出來、推薦給你的「下一部」影片渾然不知。

往下滑永遠滑不完的內容,往上一頂就會自動重新 reload 頁面內容,就像電動機台第一人稱射擊遊戲中 reload 子彈的英勇主角。你不僅看不見後面的推薦演算法,也深陷在目標讓你上癮、永恆更新的遊戲設計中。

鏡週刊前一陣子做了報導,譯介了英國衛報針對法國離職 YouTube 推薦演算法工程師的計畫網站:algotransparency.org,幫助使用者揭開網路影音平台業者推薦演算法的運算過程。Google 的前設計倫理實踐者崔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目前是人性科技中心的共同創辦者,反省並且撰寫文章揭露科技如何利用心理與人性的弱點讓人上癮、無法自拔。

要是這些科技不只讓人們的使用習慣上癮,還創造了社會對立與衝突,那會是什麼樣的場景呢?

烏克蘭的記者盧斯蘭·德尼欽科(Ruslan Deynychenko)努力揭露俄國的新聞頻道如何系統性地創造了不存在的混亂與衝突,製造克里米亞俄語民眾的恐慌,最終導致了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美國 PBS 公共電視製作專題報導,臉書被菲律賓的記者、柬埔寨的企業家認為流通的假帳號、假新聞創造了生命威脅、種族衝突,而且多年以來拒絕採取任何行動阻止社會崩解;聯合國緬甸的特別紀錄工作者認為,臉書如今已經變成一個野獸,需要對導致的種族清洗負責。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今日很容易以光速、在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的狀況下,瞬間轉變成洗腦工具。

從社會的現象回頭檢視這些社交媒體的迷霧森林,倘若還有時間與機會彼此合作,也許在下一次「木頭與森林」頻道釋放出更煽動對立衝突的訊息之前,我們有機會放下對立、彼此攜手走出來看見藍天。

 

 

 

為何要討論韓國瑜?

林濁水在自由評論網的「林濁水觀點」專欄文章:〈活在虛擬幻境的老藍男韓國瑜〉,自問自答為何要討論韓國瑜?他這樣的回答頗令人深省(第三點):

「….一個黨把不斷口出可笑荒唐言的人當黨國救星,可見黨之無人;一個黨被這樣的人胡言亂語打得難以招架,可見民怨之深;這樣的兩黨固然同樣可悲,但這樣的事居然就在台灣發生了,而且台灣的年輕一代居然群起為這位活在虛擬世界中,意識型態老舊不堪地站在進步精神對立面的老藍男瘋狂,台灣的悲真是既深且重!」

深切的事物,的確是不容易用簡單話語傳遞清楚的。這也是一個超越個別的候選人,普遍地必須要被思考的問題。

我覺得韓國瑜的市長選舉行止,應該要跟參選國民黨主席的種種行徑一起來看待。他其實是一個借力使力往上逆勢攀升的表演者。延遲的國民黨主席表演賽。

另外需要討論的是,民進黨長期以來無法「進入」媒體圈的實況。媒體圈就跟司法圈一樣,有著自主的面貌,也有著各自的意識形態機器在持續運作,排除「異己者」。

乘載這些機器的基本元素,例如媒體環境、例如主播李四端,例如"抄襲"「深夜食堂」的節目虛假形式,這些又合在一起各自扮演了什麼樣的合力角色呢?

相較於今天同樣看完的 PBS Frontline: The Facebook  Dilemma,台灣現在有什麼樣的報導影片是能夠令人信任的呢?

不實資訊,或者去現實

目前為止分析台灣選舉選戰修辭與語言的文本,沒有類似 BBC 紀錄片導演、同時也是影視史學教授 Adam Curtis 分析川普的這種方式:在影像文本的處理中,試圖去討論另外一種現實,以及川普如何運用他的各種語彙滋養,包括強調在謊言與誇大不實說法,運用「假新聞」的指責來建立「#去現實化的碉堡」。

我們以為那是假的,所以全力去處理其真實性問題(並且試圖要在言論自由與造假中間做出區分)。但如果把 Adam Curtis 所謂的 hypernormalization 或者「另類真實」納入討論,現有流通的不實資訊已經在創造一個夠大的「烏托邦泡沫」,讓所有不滿的人們可以逃避與躲藏。

這種泡沫的存在明顯隸屬於一種實用主義的務實策略:繼續灌溉去現實的泡沫,或者面對現實哪一種可以帶來短期的利益,甚至在長期也未必需要遭受太多損失?(泡沫破掉之際,其實有更多人一起分攤風險)倘若有「正確」的算計幫助政治人物做出了決定,那麼相關的滋生流通訊息就可能變成是選戰決定選項了。

當這個「泡沫」成功,就可以轟下台執政黨的政務官員,並且把荒謬的政見付諸實踐(所有人都嗤之以鼻,因此沒有人認為旅館摩天輪、陪睡政見真的會實現);倘若「泡沫」崩裂,則可以替憤怒的群眾煽風點火,創造更大的怒火來繼續抵制與喧鬧。

無論如何這種資源的挹注都是「成功的」。只要人們生活在不同的現實中,相信邪惡的執政黑手無所不在、或者相信加州即將從美國獨立出來(俄國分離主義論者),故事就能夠繼續下去。

同場加映:BBC 紀錄片,普汀的力量。

Disinformation, It’s Complicated.

敘事者的自我角色:與科學研究團隊合作,本身也是第一線的從業者,有兩年以上的經驗。面對資安來說,曾經提出「社交媒體安全性」(social media security)這個概念,也是一個國際資訊社會、網路文化學術研究者。

在前面文化與法政專家談論「不實訊息」或「假新聞」為何,以及可以怎麼樣被法律對象化進而逐步處理的同時,有聽到羅世宏老師提到,我們應該要有假新聞 — 連我們在課堂上也都會講錯,怎麼可能社會傳播訊息都是正確的 — 這樣的論點。這和林崇熙老師對民眾自己理解的能力的重視,應該是連動再一起的:他自己回想中國歷史傳統,幾乎充斥著假新聞在每個時刻。

有沒有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disinformation 問題?有沒有可能所有試圖「介入」最終都以失敗告終?無論是川普的當選美國總統,或者是現在的「巴西川普」堂堂邁入第二階段的總統投票,臉書號稱動員了 300 人的部隊建構「戰情室」(war room),也許確定「不實」必然是一種在混沌與混亂之後的後見之明。那麼我們從現在開始,可以做些什麼?

現在所形成迫切議題的假新聞,跟過往必然存在的假新聞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是奠基在社交媒體運作邏輯之上的一種新興現象。如果沒有拆解對社交媒體的知識,是沒有辦法發現假新聞所攻擊的對象的。

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才是一大片拼圖的頭幾片碎片罷了。如果我們現在開始意識到這個處境,透過許多次的失敗,適切的試誤,我們可以逐次累積對這一切的認知。

這個題目存在的原因是因為「素養落差」(literacy divide):社交媒體所代表的上癮狀況,在弱勢者特別容易被捕獲。我們以為的假新聞傳播者,透過「善意」傳播的「惡意攻擊」,可能另外的角色是受害者,被臉書平台同溫層困住的受害者而已。

技術問題怎麼看待?這裡面應該分為:

  • 消費者怎麼看待(公共安全,避免恐慌)
  • 黑客怎麼看待
  • 業者怎麼看待
  • 資安專業者怎麼看
    • 「社交媒體安全性」
  • 真假新聞內容生產者怎麼看待
    • ISIS 的數位哈里發:網路上的國度,軍武
  • 社交媒體平台怎麼看待
  • 學者怎麼看待
  • 國家(行政)怎麼看待
  • 國家(國家安全)怎麼看待:攻防

我的基本看法:需要設計出一種漸增式(incremental)的、處理「拼圖」資訊量暴增的「演算法」。

  • 特別記下胡元輝老師提到歐盟的進步做法:
    •  「非管制性的多方利害關係人取徑」
      • Working group vs. Sounding Board
      • 歐盟模式的業者自律準則
    • 缺乏系統性的因應!
  • 何謂系統性的因應?
  • 技術交流的迫切性。
  • 法律政策的交流
  • 防禦技術
  • 偵測技術

最後補上針對日劇剛剛上檔的 FAKE NEWS,編劇是野木亞紀子,她的作品的小小評論。

螢幕快照 2018-10-21 下午11.30.08

對話與論述的對決練習 Parry-Riposte

誠品信義踅了一趟,真正留在心裡的書還真的不多。我還記得我挑出的這兩本,情緒勒索與重新對話。

例如〈心理師教你跳脫情緒勒索:你沒有責任滿足任何人〉裡面提到的《情緒勒索》。沿著誠品搜尋的清單往下看,裡面的每一本看起來都很閃亮亮,很吸引人呢。

另外一本是 MIT 心理學家 Sherry Terkle 雪莉·特克的《重新與人對話: 迎接數位時代的人際考驗, 修補親密關係的對話療法》(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為什麼突然想看書了?

也許是因為昨天跟 Next Commons 的朋友互動,反射地希望去倉庫裡面找思想上的武器。我特別想要找的是跨到公益領域、資金領域的區塊鏈相關書籍。當然沒有找到我要的書。當大部分的人還停留在區塊鏈的技術議題與門檻,很大一部分的知識挑戰重點已經移轉到資金、經濟模型與文化社會的衝擊。

例如 Distribia: A Society Free of Tribalism ,Blockchain Faith: A Guidebook to The Future of Promises, Relationship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Post-Digital Age,與 Radical Technologies: The Design of Everyday Life ,Blockchain for Everyone: Unlock the Secrets of the New Millionaire Class

走到實體書店空間的效益真的比 Amazon 差這麼多?當然,聯通全世界的知識,跟以往有限的空間本來就是不同尺度的戰事。

但是為什麼要找那些書呢?當遇到 30 多歲的日本年輕朋友,已經成功地在經營社會企業節點、考慮運用區塊鏈的技術來解決效能問題,一開口就是面對「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與理念。分享的台灣朋友除了資深的學姊想討論「勞動價值」與貨幣的主從先後之哲學爭論外,年輕的朋友們其實在討論是否需要資本作為推動引擎,以及是否這個巨大的力量是無法脫離的火箭「噴火基座」— 在躍入太空之際,仍然以黑手姿態操控一切。

這個時候我看到的是論述對決練習上的「空缺」,沒有過招到的歪斜線。

有時候我們為了要跟對方再靠近一點,甚至要用英文來直接討論,因為要切進到對方的「同溫層」內,更直接地和彼此的強弱節點切磋印證出手前的看法。當然越沒有料的時候,用這樣的語言死的當然就更快:人家覺得你談的根本不是重點,甚至在論證上有各種錯誤或謬誤。

當我們已經走在最前面,我們需要更細緻地把自己的思想論點交織所實踐的行動、項目,在各種場合裡面與各類人士對話與論述練習。就像西洋劍的 Parry-Riposte 的基本功一樣。如果沒有專注在這種事情上,人們就很容易散逸,躲避到那些你一定很容易得分、很安全的思想遊戲領域,詢問一定政治正確、一定能夠帶來自我感覺良好的對話內容,而不是那些讓自己的行動與思想更為銳利的磨練。

最基本的 Riposte 其實就是好奇心:你真的這樣認為嗎?你是如何做到的?這些問題一方面挖掘得更深,同時也是試圖掌握關鍵細節、企圖重現對方的論證與實踐。

飛錢:組織化的犯罪與新數位金錢(希爾特·洛文克)

翻譯者:李士傑 ver. 1.1 (持續修改中)

原文網址:Flying Money: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New Digital Money by Geert Lovink
By Geert Lovink, May 8, 2018 at 2:14 pm.

(written for the Flying Money conference, Amsterdam, May 22-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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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金錢讓你處在一個真正的派對心情裡。」安迪·沃荷

「飛錢」(Flying Money)這樣地提問:在地的官方單位可以如何地在動態金融環境中,考量到他們在接觸隱微的金融流動時的特殊角色來定位自身?在數位貨幣與金錢流動的全球發展,正在以扯斷脖子般高速在展開中。區塊鏈、加密貨幣與平行銀行體系(例如行動支付,Hawala 與地方貨幣)的浮現,對著社會中「未來的金錢」這樣的概念給予巨大的衝擊。當中央銀行失去壟斷的角色時,誰將定義何謂金錢?一旦金錢被數位化了,並且儲存在私有的電子錢包裡,國家貨幣將只是價值儲存與交換系統的諸多形式中的一種選擇而已。這樣的動盪轉換時代,也擴大了組織化犯罪的戰場 — 這就是「飛錢」的焦點所在。

當越來越多的人們仰賴電子環境,而非金錢的日復一日基礎與看得見摸得到的形式,同時世界的金融系統越來越複雜,許多人被迫要去困惑思考:誰該對這種新型態的金錢價值、這些交換系統的穩定性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理解組織化犯罪擁有什麼樣的機會就顯得分外重要。現金(交易)往往被視為一種髒兮兮的商業活動,一種讓罪犯得以洗錢的方式,同時數位的金錢可以看起來像是一種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具有吸引力的解答。加密貨幣連結到「拉高與出倉」式騙局(pump & dump schemes)、猖獗的內線交易,它也被運用在勒索贖金與「暗網」(dark web)平台(如數位絲路市集),顯示了這種思考方式的弱點。

用加密貨幣來進行投機行為,這並非意外;也不是可見的未來被投射的高度需求,而是一個內建功能。如同 Nathniel Popper 在他 2014 年《數位黃金:比特幣的未被傳頌的故事》(Digital Gold, the Untold Story of Bitcoin)所說的:「全世界的比特幣擁有者坐在私鑰上,等著要變富翁 — 這讓我們迫切地思索,到底這些數位檔案的內在價值是什麼的問題。」如果沒有人做些什麼的話,這些鎖起來的虛擬貨幣真正價值為何?總結比特幣的最初五年來說,Popper 表示雖然虛擬貨幣吸引著天才圍繞著它,但是「它幾乎都用來投機、賭博與購買各種藥物」。囤積是加密貨幣的基本功能,而不是被回報的問題(bug)。這是為何加密貨幣被考慮是新的黃金、而非新的美元緣故。這讓他變成一個儲存價值、很明顯的在「有關單位」視野之外的一種理想媒介。

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許多公民對金融領域中的傳統機構失去了信任。新的參與者接手了這樣的空間。政府如何處理這樣激進的社會漂移?它跟平台經濟的巨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我們要等到下一次的嚴重崩盤、才讓管制者進場嗎?這個新的戰場所發生的犯罪行為,可以如何被監控?民主化數位金錢形式的未來,將會看起來像什麼?它將會變成是國家所發布的、還是全球化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沒有現金社會的未來,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如同金錢是人造的,這個媒介也可以被重新發明來正面地影響社會、環境與經濟領域的各種關係,來更佳地滿足個體或集體的需求。社區貨幣身處於認同價值系統與大範圍超國家的聯盟貨幣之間:前者如一個在地店家自我組織起來的地方貨幣系統,後者如歐元在歐盟的範圍發揮作用。當 Makkies 在阿姆斯特丹的特殊鄰里社區被使用,Brixton Pound 創造了另外一個圍繞其上的、較大的社群與募款架構。地方貨幣有著什麼樣的價值呢?他們的存在讓哪些使用者、或者哪些被需要的更大的視野成為可能了呢?

實驗性的付款方式在國家與國際層級有著不同的名字。他們可能被稱為虛擬、數位、另類、加密貨幣、錢幣等等。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定義了虛擬貨幣是一種價值的數位再現,這些價值既非經由一個中央銀行或公部門,也不是一個法律上的角色所發行的。即便沒有被國家官方所支持,虛擬貨幣被許多個人使用,作為交換或投資功能的媒介,同時也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當作是付款工具。在各種不同的虛擬貨幣運用情境下,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文化與社群呢?在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狀態、未被規範管理貨幣下投資,除了期待賺大錢之外,還有可能有什麼原因呢?什麼是在 speculative realm 之外、以區塊鏈作為基礎的組織架構,將他們做社會用途的運用呢?政府該如何處理這些區塊鏈的會計假名本質呢?

對於法庭證據調查者來說,區塊鏈交易分析有著好消息跟壞消息。好消息是:比特幣區塊鏈是一個包含著從 2009 年一月比特幣誕生之後,過往所有的交易、公共可取得的帳本。壞消息是:這些交易背後的匿名本質,不是正式的名字或者留下 email 地址,而是一串地址。例如比特幣的地址範例:1yXfRNBg9E2URDEcrdZx5R1ZPxTcUJGTH 。對調查者的挑戰是:去找出鍵盤後的使用者,這個狀況混合了傳統的調查與數位的法庭證據技術。最終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永遠保持秘密。我們需要審視匿名性與破解加密的程式,就像是一種軍火競賽的一部分。大多官方機構仍然無視於這些相關的議題,組織化的犯罪運用這些暫時性的混淆、知識的欠缺與運用加密貨幣來追逃漏稅、購買藥物、非法房地產交易等狀況,知道最終來這些加密可以、也將會被破解。如果沒有能夠處理的同仁,你將無法打擊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收集「大數據」資料不會解決問題。

逃稅與加密收稅

2016 四月巴拿馬文件解開了某些針對國際避稅 / 逃稅架構有史以來的最大量的證據。國際上超過 150 個政客與他們的關係人被連結到數十萬個離岸空頭公司,過往他們被稱為避稅天堂來藏匿數十億美元。2017 年的巴拿馬文件產出了同樣大的離岸投資故事的續集。除了個人的犯罪計畫之外,這些逃稅活動背後其實是政府金融管理規範的漏洞。目前這個規模房地產獲得指出了在城市中土地擁有者的系統性的轉變。這對城市中的平等、民主與權利有著深刻地轉變。以往小小的問題,或者在公共手裡的,如今變成大量的個人化的轉移,這些常常在地方政府支持的狀況下被解決了。藉由改變數位儲存與交換物的價值,區塊鏈科技已經改變了房地產如何全球性地被紀錄、移轉與金融化,與管理。這個科技有著增進法律遵循、減少成本與增加效能與速度,
同時增強在金融系統中的反洗錢標準。但是我們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嗎?

飛錢想要講清楚這些治理的議題。一邊來說這是歐盟層級、全球層級的規範問題,另外一方面這是具體的在地與國家稅收問題。加密貨幣與民族國家的關係越來越沸騰:可能的作法如購買加密貨幣來投機,付稅;如果用加密貨幣來使用,不用付稅。當國家朝向數位稅收邁進時,區塊鏈便將邁向一個新的複雜層次,踏進透明性、安全性與立即性的領域。區塊鏈與智慧合約,特別來說可以改變我們處理稅收的狀況。透過實行即時稅,意味著交易的瞬間,付費或付錢時即時就完成了。

治理去中心化的金融流動

沒有人、沒有中央化的組織或政府負責網際網路,而且網際網路的治理在過去數十年來是以去中心化的全球組織網絡的形式在進行。這些組織包括 ICANN、IETF、IGF 等等。即便如 Don Tapscott 與 Alex Tapscott 這樣的專家(《區塊鏈革命》的作者)他們認為區塊鏈是網際網路 2.0,網際網路對網路連結系統的治理從來沒有應用在區塊鏈科技的治理上。網際網路 2.0 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沒有治理的網際網路?幾乎差不多是如此。創造金錢的世界是龍蛇雜處的。你還能夠期待什麼?今日電腦程式碼的確是在創造金錢,而且幾乎是無中生有(我們現在這裏暫時不討論無法永續的能源浪費)。這是一個差異的世界,相較於許多資訊工程師的天真、脫離現實的態度。誰會踏進這裏來定義一切事物?像「多重利害關係人取徑」、人權議題這些自由派的理念,幾乎在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壟斷的區塊鏈論述中全然缺席。歡迎來到一片荒野的西方世界!

溫和地說,加密貨幣的內部與外部治理都是一團爛帳。甚至連網際網路治理與自由、開源軟體脈絡裡面最基本的規則與工作方式,都沒有應用在其脈絡上。沒有像網際網路 1.0 一樣的運作的程式碼與共識。過去十年快速擴張的網際網路金融宇宙,既沒有被傳統網際網路治理所掌握,也沒有被銀行或類似 Swift 之類的國際機構所控制。在一團困惑當中,每個地方金融市場的監管單位爭先恐後地拋出國家規範計畫書。目前的駭進系統的案例既載被偷金額上是嚇人的巨大,而同時加密貨幣狂野地在上下震盪。這些主要的年輕加密貨幣投資者有可能被國家「紓困」(bailed out)來承接嗎?完全不可能。

上次金融危機迄今也已經十年了。某些人已經預言下一場金融危機已經不遠。無論它什麼時候到來,它將會很大可能根植於電腦程式碼與演算法、從雲端某處加以操作,而非源自傳統老派股票交易所如華爾街的所在。金融科技(暱稱 fintech)市場充滿著與大型、機構化且長期宰制金融的華爾街銀行們,全然相反型態的小型新創公司。這些新公司對投資者與客戶帶來巨大的利益。透過自動化決策制定與降低交易的成本,金融科技潤滑了金融之輪、讓它運轉的更快與更有效率。它同時也拓寬了那些新手與過往低度被服務的客戶近用資本的道路,讓金融比以往它曾有的狀態更為民主。

華爾街不再是金融的未來了嗎?矽谷的玩家如蘋果、亞馬遜將在某個臨界點接手嗎?或者來自中國的阿里巴巴則會進場?有大量關於個人金融資料銷售與「商品化」的問題湧現。數位金錢將會如何與內容整合?在過去 20 年線上服務嚴格地區隔了付費系統,這些被傳統的銀行與信用卡公司所控制。當金錢與資料無縫地整合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誰將會是新的中介者?規範如何使用資料與金融市場的治理將會是處理隱微金融流動的關鍵。而且,當金融新創公司帶著最新的創新湧進戲局,企圖要破壞另外一個部門,政府需要準備好如何回應新的商業模式,以及關心隱私的問題。人們仍舊主要是國家的公民,還是政府已經暫停了這個角色,準備要讓渡給某種網路國家聯盟之類的新權威?

阿姆斯特丹,2018 年五月八日
Amsterdam, May 8, 2018

(thanks to all of the Flying Money editorial team for their input and comments)

組織化網路:自主組織的模型

Organized Networks: A Model fo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By Geert Lovink, June 9, 2017 at 8:59 pm.

  • 為了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 Initiative)而寫。作者:Geert Lovink,譯者:李士傑
    譯註:network 也可翻成網路,人文社會科學習慣特別稱為網路,但這兩者在此譯文的使用上,其意義與衍生義都相同。
  • 在今日新自由主義「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景,自主性(autonomy)需要被重新定義。這個詞彙有著多重的意義 — 潛在地造成了混淆。讓我們試著區辨在當代藝術脈絡下使用自主性這個詞,與在(激進左派)政治、社會運動與理論圈當中,對自主性這個詞的運用。在這篇短文中我倡議檢視當代網路文化作為一個活躍地 — 雖然是臨時性 — 實際上存在的自主性實體,並且看這可以如何地應用在鹿特丹的脈絡上。

在藝術領域中,自主性曾經被指涉為藝術家,相對於贊助者與博物館、畫廊世界的獨立位置。弔詭的是,在 1970 年代這個概念達到最熱門的高峰時,西方福利國家也同樣到達其最高峰的狀態。當跨進新自由主義政體四十年後,自主性仍然意味著藝術家能夠對市場(同時在很多國家中,這也意味著相對國家)獨立,但卻在藝術家將如何謀生的這個(政治)問題上,神秘地留白。

自主性這個詞也意味著:從監督與引導藝術家的生活與作品的角色,如教師、策展人、評論者與文化政策公務員等這樣的專業階級,他們的手中解放出來。解放藝術於是也是藝術家的鬥爭 — 從外部力量手中解放創意過程 — 的故事,同時開啟一段朝向作品本身、反思製作藝術作品成為自身的嶄新旅程。自主性於是便代表著激進地美學上的自我反映,理解於是解構遊戲規則與社會的影響。反映的成份元素導致了大規模的學院研究與研究領域,試圖研究自主性的新形式作為一種實踐。其中一個容易混淆的點在於:公開否定「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態度的「自主實踐」。這種狀況常常發生 — 自主藝術曾經是(而且目前也是)各種深刻地介入社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實踐。簡要地說,抽象-概念性的作品與政治介入,並非是互斥而對立的。所需要的是有意識地自我教育(Bildung),也就是一群有知的公眾,有能力「閱讀」藝術作品以便於討論。博伊斯所謂的「社會雕塑」創造了一種對「解釋產業」的相依性,其中策展人、評論人、新聞記者、導覽者與教師們都扮演著各自的關鍵角色。當代藝術能否有可能具備「自明」(self-explanatory)的特性,同時也將自己從其中介者的手中解放出來?還是它會變得更為依賴周圍環繞著藝術的基礎建設,變得無法自我支持、昂貴到無法再加以生產?

要打破與權威的牽連,常常導致朝向社會的移動(即便它可能也被表現為放棄、精準地拒絕介入的自由形式)。這裏真正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啟動者的自主性:它引導著與鑲嵌著真正既存的自由,無論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自主性作為自我治理(self-rule)或自決(self-determination)也有著一個強烈的政治傳統在此需要被討論:超越傳統的個體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例如自我覺察、自我動機技巧來獨立地行動,以及在(國家)機構或其他權威(例如家庭或部落成員、類似社會因子)的干擾之外,執行計畫。

在藝術論述中的自主性,有時候指涉到 1960-80 年代運動中反叛的心理狀態。這個詞彙諸多根源之一,是義大利工廠工人的自主性 — 夠反諷的是,獨立於共產黨與工會,同時也獨立於基督教民主勢力與社會民主(工黨)勢力的影響之外。在這個脈絡中,自主運動是那些對資本與國家、同時拒絕談判與妥協,並且動手建構再現系統、聚焦在合作社與集體運動,踐行著不合作破壞與抵抗行動,同時結合著一種對自主基礎架構強烈的信念 — 這些基礎架構如無住屋者運動的佔屋(squats) 、酒吧、書店、電影院、劇場、腳踏車維修店與影印店、印刷廠等。在階級社會運動頹圮的同時,我們也可目睹從組織的永續、自主性形式(隨著時間一一展開),朝向短時間、在特定空間中的一種暫時性的表現(例如「佔領立法院」「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佔領大學等的佔領行動)。

今日的自我組織,與「社交媒體」出場前的世界,是激進地截然不同。臉書是預設的在地網路連結與組織工具,也同時在設計者、運動者、藝術家,與學院研究者身上是相同的意義。非正式的創意部門今日如何組織自身,並且這種挑戰在被完成的同時,如何加以精進?在晚近的過去,這些工作主要透過 email、紙張、檔案夾與電話。現在那一種工具最有效?讓我們調查並且廣泛地公佈結果。會是透過 LinkedIn 群組,或者臉書群組嗎?還是我們不如透過 WhatsApp、Mastodon 或 Telegram?這裡有兩種成份元素需要被平衡:當試圖同步地取得人們同時的行動結果,以便聽見他們的聲音,試圖讓事情最終被完成時,網路需要被(相對地)開放。整體的目標應該被設定在創造所有參與者身上,可持續的時間軸效果。在 Instagram、Snapchat 與臉書直播的時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組織草根運動嗎?社會關係變成「即時性」的互動:這些要不是現在跟你相關,不然就永遠再不相見。這種社交媒體臨時性的政治如何可以打破,創造慢速的空間、區域來讓人喘息,碰面與協力(如果這些都聽起來太過嬉皮了,請自行置換術語,問題意識仍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如何超越認同的問題,創造團結與交換的新文化?藝術家經營的空間如何保持經濟上的能夠生存?我們如何期待一個共享的工作空間,如果不變成一個政治牢籠的話?如何可以顛覆性地聚集,將白人種族性給激進化,甚至擴散到其他的議程?

鹿特丹為基地的「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s initiative)可以被用來形塑位於在地性中的強連結,從藝術中的教育性結構開始(例如 Piet Zwart 學院),還有這些教育節點跟文化空間、以及對這個場景不可或缺的相關單獨個體的連結。這個目標在於直接衝擊主流社交媒體平台的「弱連結」模型。對「強連結」的推廣,是「組織化網路」概念的核心構想(我跟雪梨媒體理論家、我的好友 Ned Rossiter 過去共同發展的概念框架)。為何藝術家與設計師需要建立網路?不只是互相認識、維繫附近活動或遠方事件的更新消息,更重要的是組織起場域。人們可以把它稱作「文化的自我防衛」。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太過負面,但這些日子以來,甚至連非正式的結構都需要被捍衛。文化只在時間、空間中能夠被展開;它不會「即時地」在某處現身。下一個問題是:於是如果應該鼓勵組織網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是否也導致:人們應該成立正式的組織?在此答案會有所分歧。也許成立一個基金會、一個工會或政策智庫不夠酷。基金會很無聊,所以要不要來個合作社?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躲避在此做出抉擇。總是有真實的問題在等待我們:就像非正式網路中的「暴君」,網路組織常常經歷到缺乏方向。組織化網路的倡議正試著要克服來自兩端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真實存在、對社交媒體「弱連結」的依賴。從好的一面來說,我們總會有聚會碰面、做出決定、合作與一起完成什麼的真實慾望。

「自主結構計畫」其中一個外顯的目的,應該是對抗仕紳化(gentrification)、保護辦公空間的低租金,以及以分享基礎架構與交換知識的說法、交換如何在藝術領域建立「公共財 / 公有地」(commons)的資訊。有些人把建立公共財當作動詞(commoning),認為建立網路(networking)是建立公共財的前置動作。傳統地來說,在藝術與文化領域活躍的在地網路,其目的往往是遊說市府與議會、改變文化政策。這也許仍然還蠻重要,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場域中有多種角色與勢力在發揮影響力。住宅處境,位於我們所關切的最核心位置。作為集體的存在,佔領、建造與捍衛這些空間,是我們的責任。就像 Sebastian Olma 所寫的:「一種美學的、展演性的抵抗,並非某些可以簡單地向藝術家討來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要藝術家對集體感知結構的演化有所貢獻,這樣人們的未來將仍保持在我們美學想像可觸及的範圍,我們就得集體地保存住 — 在我們的努力中 — 在這還有可能的時候,所要創造的社會空間。」(p. 67)目前由中小型非營利組織、新創團隊與自由工作者所補綴起來的網路拼布,可能一個晚上就會蕩然無存。我們的存在被視為很不穩定,是有原因的。這種不確定性是非正式網路 — 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所描繪的圖像 — 應該沿著自身的「強連結」(並且克服社交媒體的「弱連結」)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喜歡這些個體層次新自由主義術語的話,繪圖可以僅僅是整套提升自覺-自主性過程的最初一小步。大的問題仍然存在:描繪這個網路的圖像之後,下一步呢?把所有的網路組織起來吧!

 

參考資料

Hakim Bey,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Autonomedia, Brooklyn, 1991.

Marie-Josée Corsten, Christianne Niesten, Huib Fens, Pascal Gielen (red.), Autonomie als waarde, dilemma’s in kunst en onderwijs, Valiz, Amsterdam, 2013.

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mative Defiance, Avans, Breda, 2016.

獻給世界的寫作者

Amor Caritas / Angel of Charity,慈悲天使。這是我用 Mac OSX Finder 截圖製作。原始檔案是 2009 年冬用 HTC Hero 機,拍攝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文物資訊:其他觀眾拍攝的同一個文物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

 

在臉書的資料醜聞之後,我比較了臉書聚集的黑暗,跟「共享經濟」中的腳踏車墳場。作為一個從兩千年開始的部落客,我的寫作是貢獻給網路與世界的。這些也許渺小的言論漣漪,不是給人們來反過來對自己算計、要脅與指控用途的。也不是讓某個企業家收編來編織「地球夢」的。

所以我願意把文字放在網路上,跟任何一個走進來的人共享、分享。

這種心情,也許以後有一日會不再能夠被理解。也許是 Altered Carbon 裡面的那種天上地下隔離世界,有錢人不會老死只有窮人才有死亡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迎向我們而來之前,至少這些中文文字,是為了一個共同理解的時代而準備的。

「百年屈辱」的政治語言意義

感謝《譯言》的翻譯,我閱讀一篇很重要的在地外籍「中國人」的文章:《前景》永遠當不了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曾經愛過的地方?

被創造出來的「百年屈辱」,實在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智慧型的發明。前面的人有了屈辱,後面的人就很務實地「就地取材」,將屈辱打造成「百年屈辱」,塑造成為動人的、傳家教子孫的大眾動員工具。而沒有遵循這條道路、沿著這條軌道往前走的人們,就是不「認同」這些國仇家恨,是個背叛者而用各種方式處決。「百年屈辱」於是變成了一把超強的兩面刃:「內抗國賊、外除強權」。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中共从最开始就鼓励强烈的排外情绪。狂热的民族情绪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机构创造了"百年屈辱"这个词来定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达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众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国人曾对他们做过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们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