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錢:組織化的犯罪與新數位金錢(希爾特·洛文克)

翻譯者:李士傑 ver. 1.1 (持續修改中)

原文網址:Flying Money: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New Digital Money by Geert Lovink
By Geert Lovink, May 8, 2018 at 2:14 pm.

(written for the Flying Money conference, Amsterdam, May 22-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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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金錢讓你處在一個真正的派對心情裡。」安迪·沃荷

「飛錢」(Flying Money)這樣地提問:在地的官方單位可以如何地在動態金融環境中,考量到他們在接觸隱微的金融流動時的特殊角色來定位自身?在數位貨幣與金錢流動的全球發展,正在以扯斷脖子般高速在展開中。區塊鏈、加密貨幣與平行銀行體系(例如行動支付,Hawala 與地方貨幣)的浮現,對著社會中「未來的金錢」這樣的概念給予巨大的衝擊。當中央銀行失去壟斷的角色時,誰將定義何謂金錢?一旦金錢被數位化了,並且儲存在私有的電子錢包裡,國家貨幣將只是價值儲存與交換系統的諸多形式中的一種選擇而已。這樣的動盪轉換時代,也擴大了組織化犯罪的戰場 — 這就是「飛錢」的焦點所在。

當越來越多的人們仰賴電子環境,而非金錢的日復一日基礎與看得見摸得到的形式,同時世界的金融系統越來越複雜,許多人被迫要去困惑思考:誰該對這種新型態的金錢價值、這些交換系統的穩定性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理解組織化犯罪擁有什麼樣的機會就顯得分外重要。現金(交易)往往被視為一種髒兮兮的商業活動,一種讓罪犯得以洗錢的方式,同時數位的金錢可以看起來像是一種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具有吸引力的解答。加密貨幣連結到「拉高與出倉」式騙局(pump & dump schemes)、猖獗的內線交易,它也被運用在勒索贖金與「暗網」(dark web)平台(如數位絲路市集),顯示了這種思考方式的弱點。

用加密貨幣來進行投機行為,這並非意外;也不是可見的未來被投射的高度需求,而是一個內建功能。如同 Nathniel Popper 在他 2014 年《數位黃金:比特幣的未被傳頌的故事》(Digital Gold, the Untold Story of Bitcoin)所說的:「全世界的比特幣擁有者坐在私鑰上,等著要變富翁 — 這讓我們迫切地思索,到底這些數位檔案的內在價值是什麼的問題。」如果沒有人做些什麼的話,這些鎖起來的虛擬貨幣真正價值為何?總結比特幣的最初五年來說,Popper 表示雖然虛擬貨幣吸引著天才圍繞著它,但是「它幾乎都用來投機、賭博與購買各種藥物」。囤積是加密貨幣的基本功能,而不是被回報的問題(bug)。這是為何加密貨幣被考慮是新的黃金、而非新的美元緣故。這讓他變成一個儲存價值、很明顯的在「有關單位」視野之外的一種理想媒介。

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許多公民對金融領域中的傳統機構失去了信任。新的參與者接手了這樣的空間。政府如何處理這樣激進的社會漂移?它跟平台經濟的巨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我們要等到下一次的嚴重崩盤、才讓管制者進場嗎?這個新的戰場所發生的犯罪行為,可以如何被監控?民主化數位金錢形式的未來,將會看起來像什麼?它將會變成是國家所發布的、還是全球化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沒有現金社會的未來,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如同金錢是人造的,這個媒介也可以被重新發明來正面地影響社會、環境與經濟領域的各種關係,來更佳地滿足個體或集體的需求。社區貨幣身處於認同價值系統與大範圍超國家的聯盟貨幣之間:前者如一個在地店家自我組織起來的地方貨幣系統,後者如歐元在歐盟的範圍發揮作用。當 Makkies 在阿姆斯特丹的特殊鄰里社區被使用,Brixton Pound 創造了另外一個圍繞其上的、較大的社群與募款架構。地方貨幣有著什麼樣的價值呢?他們的存在讓哪些使用者、或者哪些被需要的更大的視野成為可能了呢?

實驗性的付款方式在國家與國際層級有著不同的名字。他們可能被稱為虛擬、數位、另類、加密貨幣、錢、幣等等。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定義了虛擬貨幣是一種價值的數位再現,這些價值既非經由一個中央銀行或公部門,也不是一個法律上的角色所發行的。即便沒有被國家官方所支持,虛擬貨幣被許多個人使用,作為交換或投資功能的媒介,同時也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當作是付款工具。在各種不同的虛擬貨幣運用情境下,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文化與社群呢?在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狀態、未被規範管理貨幣下投資,除了期待賺大錢之外,還有可能有什麼原因呢?什麼是在 speculative realm 之外、以區塊鏈作為基礎的組織架構,將他們做社會用途的運用呢?政府該如何處理這些區塊鏈的會計假名本質呢?

對於法庭證據調查者來說,區塊鏈交易分析有著好消息跟壞消息。好消息是:比特幣區塊鏈是一個包含著從 2009 年一月比特幣誕生之後,過往所有的交易、公共可取得的帳本。壞消息是:這些交易背後的匿名本質,不是正式的名字或者留下 email 地址,而是一串地址。例如比特幣的地址範例:1yXfRNBg9E2URDEcrdZx5R1ZPxTcUJGTH 。對調查者的挑戰是:去找出鍵盤後的使用者,這個狀況混合了傳統的調查與數位的法庭證據技術。最終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永遠保持秘密。我們需要審視匿名性與破解加密的程式,就像是一種軍火競賽的一部分。大多官方機構仍然無視於這些相關的議題,組織化的犯罪運用這些暫時性的混淆、知識的欠缺與運用加密貨幣來追逃漏稅、購買藥物、非法房地產交易等狀況,知道最終來這些加密可以、也將會被破解。如果沒有能夠處理的同仁,你將無法打擊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收集「大數據」資料不會解決問題。

逃稅與加密收稅

2016 四月巴拿馬文件解開了某些針對國際避稅 / 逃稅架構有史以來的最大量的證據。國際上超過 150 個政客與他們的關係人被連結到數十萬個離岸空頭公司,過往他們被稱為避稅天堂來藏匿數十億美元。2017 年的巴拿馬文件產出了同樣大的離岸投資故事的續集。除了個人的犯罪計畫之外,這些逃稅活動背後其實是政府金融管理規範的漏洞。目前這個規模房地產獲得指出了在城市中土地擁有者的系統性的轉變。這對城市中的平等、民主與權利有著深刻地轉變。以往小小的問題,或者在公共手裡的,如今變成大量的個人化的轉移,這些常常在地方政府支持的狀況下被解決了。藉由改變數位儲存與交換物的價值,區塊鏈科技已經改變了房地產如何全球性地被紀錄、移轉與金融化,與管理。這個科技有著增進法律遵循、減少成本與增加效能與速度,
同時增強在金融系統中的反洗錢標準。但是我們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嗎?

飛錢想要講清楚這些治理的議題。一邊來說這是歐盟層級、全球層級的規範問題,另外一方面這是具體的在地與國家稅收問題。加密貨幣與民族國家的關係越來越沸騰:可能的作法如購買加密貨幣來投機,付稅;如果用加密貨幣來使用,不用付稅。當國家朝向數位稅收邁進時,區塊鏈便將邁向一個新的複雜層次,踏進透明性、安全性與立即性的領域。區塊鏈與智慧合約,特別來說可以改變我們處理稅收的狀況。透過實行即時稅,意味著交易的瞬間,付費或付錢時即時就完成了。

治理去中心化的金融流動

沒有人、沒有中央化的組織或政府負責網際網路,而且網際網路的治理在過去數十年來是以去中心化的全球組織網絡的形式在進行。這些組織包括 ICANN、IETF、IGF 等等。即便如 Don Tapscott 與 Alex Tapscott 這樣的專家(《區塊鏈革命》的作者)他們認為區塊鏈是網際網路 2.0,網際網路對網路連結系統的治理從來沒有應用在區塊鏈科技的治理上。網際網路 2.0 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沒有治理的網際網路?幾乎差不多是如此。創造金錢的世界是龍蛇雜處的。你還能夠期待什麼?今日電腦程式碼的確是在創造金錢,而且幾乎是無中生有(我們現在這裏暫時不討論無法永續的能源浪費)。這是一個差異的世界,相較於許多資訊工程師的天真、脫離現實的態度。誰會踏進這裏來定義一切事物?像「多重利害關係人取徑」、人權議題這些自由派的理念,幾乎在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壟斷的區塊鏈論述中全然缺席。歡迎來到一片荒野的西方世界!

溫和地說,加密貨幣的內部與外部治理都是一團爛帳。甚至連網際網路治理與自由、開源軟體脈絡裡面最基本的規則與工作方式,都沒有應用在其脈絡上。沒有像網際網路 1.0 一樣的運作的程式碼與共識。過去十年快速擴張的網際網路金融宇宙,既沒有被傳統網際網路治理所掌握,也沒有被銀行或類似 Swift 之類的國際機構所控制。在一團困惑當中,每個地方金融市場的監管單位爭先恐後地拋出國家規範計畫書。目前的駭進系統的案例既載被偷金額上是嚇人的巨大,而同時加密貨幣狂野地在上下震盪。這些主要的年輕加密貨幣投資者有可能被國家「紓困」(bailed out)來承接嗎?完全不可能。

上次金融危機迄今也已經十年了。某些人已經預言下一場金融危機已經不遠。無論它什麼時候到來,它將會很大可能根植於電腦程式碼與演算法、從雲端某處加以操作,而非源自傳統老派股票交易所如華爾街的所在。金融科技(暱稱 fintech)市場充滿著與大型、機構化且長期宰制金融的華爾街銀行們,全然相反型態的小型新創公司。這些新公司對投資者與客戶帶來巨大的利益。透過自動化決策制定與降低交易的成本,金融科技潤滑了金融之輪、讓它運轉的更快與更有效率。它同時也拓寬了那些新手與過往低度被服務的客戶近用資本的道路,讓金融比以往它曾有的狀態更為民主。

華爾街不再是金融的未來了嗎?矽谷的玩家如蘋果、亞馬遜將在某個臨界點接手嗎?或者來自中國的阿里巴巴則會進場?有大量關於個人金融資料銷售與「商品化」的問題湧現。數位金錢將會如何與內容整合?在過去 20 年線上服務嚴格地區隔了付費系統,這些被傳統的銀行與信用卡公司所控制。當金錢與資料無縫地整合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誰將會是新的中介者?規範如何使用資料與金融市場的治理將會是處理隱微金融流動的關鍵。而且,當金融新創公司帶著最新的創新湧進戲局,企圖要破壞另外一個部門,政府需要準備好如何回應新的商業模式,以及關心隱私的問題。人們仍舊主要是國家的公民,還是政府已經暫停了這個角色,準備要讓渡給某種網路國家聯盟之類的新權威?

阿姆斯特丹,2018 年五月八日
Amsterdam, May 8, 2018

(thanks to all of the Flying Money editorial team for their input and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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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化網路:自主組織的模型

Organized Networks: A Model fo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By Geert Lovink, June 9, 2017 at 8:59 pm.

  • 為了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 Initiative)而寫。作者:Geert Lovink,譯者:李士傑
    譯註:network 也可翻成網路,人文社會科學習慣特別稱為網路,但這兩者在此譯文的使用上,其意義與衍生義都相同。
  • 在今日新自由主義「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景,自主性(autonomy)需要被重新定義。這個詞彙有著多重的意義 — 潛在地造成了混淆。讓我們試著區辨在當代藝術脈絡下使用自主性這個詞,與在(激進左派)政治、社會運動與理論圈當中,對自主性這個詞的運用。在這篇短文中我倡議檢視當代網路文化作為一個活躍地 — 雖然是臨時性 — 實際上存在的自主性實體,並且看這可以如何地應用在鹿特丹的脈絡上。

在藝術領域中,自主性曾經被指涉為藝術家,相對於贊助者與博物館、畫廊世界的獨立位置。弔詭的是,在 1970 年代這個概念達到最熱門的高峰時,西方福利國家也同樣到達其最高峰的狀態。當跨進新自由主義政體四十年後,自主性仍然意味著藝術家能夠對市場(同時在很多國家中,這也意味著相對國家)獨立,但卻在藝術家將如何謀生的這個(政治)問題上,神秘地留白。

自主性這個詞也意味著:從監督與引導藝術家的生活與作品的角色,如教師、策展人、評論者與文化政策公務員等這樣的專業階級,他們的手中解放出來。解放藝術於是也是藝術家的鬥爭 — 從外部力量手中解放創意過程 — 的故事,同時開啟一段朝向作品本身、反思製作藝術作品成為自身的嶄新旅程。自主性於是便代表著激進地美學上的自我反映,理解於是解構遊戲規則與社會的影響。反映的成份元素導致了大規模的學院研究與研究領域,試圖研究自主性的新形式作為一種實踐。其中一個容易混淆的點在於:公開否定「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態度的「自主實踐」。這種狀況常常發生 — 自主藝術曾經是(而且目前也是)各種深刻地介入社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實踐。簡要地說,抽象-概念性的作品與政治介入,並非是互斥而對立的。所需要的是有意識地自我教育(Bildung),也就是一群有知的公眾,有能力「閱讀」藝術作品以便於討論。博伊斯所謂的「社會雕塑」創造了一種對「解釋產業」的相依性,其中策展人、評論人、新聞記者、導覽者與教師們都扮演著各自的關鍵角色。當代藝術能否有可能具備「自明」(self-explanatory)的特性,同時也將自己從其中介者的手中解放出來?還是它會變得更為依賴周圍環繞著藝術的基礎建設,變得無法自我支持、昂貴到無法再加以生產?

要打破與權威的牽連,常常導致朝向社會的移動(即便它可能也被表現為放棄、精準地拒絕介入的自由形式)。這裏真正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啟動者的自主性:它引導著與鑲嵌著真正既存的自由,無論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自主性作為自我治理(self-rule)或自決(self-determination)也有著一個強烈的政治傳統在此需要被討論:超越傳統的個體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例如自我覺察、自我動機技巧來獨立地行動,以及在(國家)機構或其他權威(例如家庭或部落成員、類似社會因子)的干擾之外,執行計畫。

在藝術論述中的自主性,有時候指涉到 1960-80 年代運動中反叛的心理狀態。這個詞彙諸多根源之一,是義大利工廠工人的自主性 — 夠反諷的是,獨立於共產黨與工會,同時也獨立於基督教民主勢力與社會民主(工黨)勢力的影響之外。在這個脈絡中,自主運動是那些對資本與國家、同時拒絕談判與妥協,並且動手建構再現系統、聚焦在合作社與集體運動,踐行著不合作破壞與抵抗行動,同時結合著一種對自主基礎架構強烈的信念 — 這些基礎架構如無住屋者運動的佔屋(squats) 、酒吧、書店、電影院、劇場、腳踏車維修店與影印店、印刷廠等。在階級社會運動頹圮的同時,我們也可目睹從組織的永續、自主性形式(隨著時間一一展開),朝向短時間、在特定空間中的一種暫時性的表現(例如「佔領立法院」「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佔領大學等的佔領行動)。

今日的自我組織,與「社交媒體」出場前的世界,是激進地截然不同。臉書是預設的在地網路連結與組織工具,也同時在設計者、運動者、藝術家,與學院研究者身上是相同的意義。非正式的創意部門今日如何組織自身,並且這種挑戰在被完成的同時,如何加以精進?在晚近的過去,這些工作主要透過 email、紙張、檔案夾與電話。現在那一種工具最有效?讓我們調查並且廣泛地公佈結果。會是透過 LinkedIn 群組,或者臉書群組嗎?還是我們不如透過 WhatsApp、Mastodon 或 Telegram?這裡有兩種成份元素需要被平衡:當試圖同步地取得人們同時的行動結果,以便聽見他們的聲音,試圖讓事情最終被完成時,網路需要被(相對地)開放。整體的目標應該被設定在創造所有參與者身上,可持續的時間軸效果。在 Instagram、Snapchat 與臉書直播的時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組織草根運動嗎?社會關係變成「即時性」的互動:這些要不是現在跟你相關,不然就永遠再不相見。這種社交媒體臨時性的政治如何可以打破,創造慢速的空間、區域來讓人喘息,碰面與協力(如果這些都聽起來太過嬉皮了,請自行置換術語,問題意識仍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如何超越認同的問題,創造團結與交換的新文化?藝術家經營的空間如何保持經濟上的能夠生存?我們如何期待一個共享的工作空間,如果不變成一個政治牢籠的話?如何可以顛覆性地聚集,將白人種族性給激進化,甚至擴散到其他的議程?

鹿特丹為基地的「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s initiative)可以被用來形塑位於在地性中的強連結,從藝術中的教育性結構開始(例如 Piet Zwart 學院),還有這些教育節點跟文化空間、以及對這個場景不可或缺的相關單獨個體的連結。這個目標在於直接衝擊主流社交媒體平台的「弱連結」模型。對「強連結」的推廣,是「組織化網路」概念的核心構想(我跟雪梨媒體理論家、我的好友 Ned Rossiter 過去共同發展的概念框架)。為何藝術家與設計師需要建立網路?不只是互相認識、維繫附近活動或遠方事件的更新消息,更重要的是組織起場域。人們可以把它稱作「文化的自我防衛」。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太過負面,但這些日子以來,甚至連非正式的結構都需要被捍衛。文化只在時間、空間中能夠被展開;它不會「即時地」在某處現身。下一個問題是:於是如果應該鼓勵組織網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是否也導致:人們應該成立正式的組織?在此答案會有所分歧。也許成立一個基金會、一個工會或政策智庫不夠酷。基金會很無聊,所以要不要來個合作社?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躲避在此做出抉擇。總是有真實的問題在等待我們:就像非正式網路中的「暴君」,網路組織常常經歷到缺乏方向。組織化網路的倡議正試著要克服來自兩端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真實存在、對社交媒體「弱連結」的依賴。從好的一面來說,我們總會有聚會碰面、做出決定、合作與一起完成什麼的真實慾望。

「自主結構計畫」其中一個外顯的目的,應該是對抗仕紳化(gentrification)、保護辦公空間的低租金,以及以分享基礎架構與交換知識的說法、交換如何在藝術領域建立「公共財 / 公有地」(commons)的資訊。有些人把建立公共財當作動詞(commoning),認為建立網路(networking)是建立公共財的前置動作。傳統地來說,在藝術與文化領域活躍的在地網路,其目的往往是遊說市府與議會、改變文化政策。這也許仍然還蠻重要,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場域中有多種角色與勢力在發揮影響力。住宅處境,位於我們所關切的最核心位置。作為集體的存在,佔領、建造與捍衛這些空間,是我們的責任。就像 Sebastian Olma 所寫的:「一種美學的、展演性的抵抗,並非某些可以簡單地向藝術家討來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要藝術家對集體感知結構的演化有所貢獻,這樣人們的未來將仍保持在我們美學想像可觸及的範圍,我們就得集體地保存住 — 在我們的努力中 — 在這還有可能的時候,所要創造的社會空間。」(p. 67)目前由中小型非營利組織、新創團隊與自由工作者所補綴起來的網路拼布,可能一個晚上就會蕩然無存。我們的存在被視為很不穩定,是有原因的。這種不確定性是非正式網路 — 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所描繪的圖像 — 應該沿著自身的「強連結」(並且克服社交媒體的「弱連結」)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喜歡這些個體層次新自由主義術語的話,繪圖可以僅僅是整套提升自覺-自主性過程的最初一小步。大的問題仍然存在:描繪這個網路的圖像之後,下一步呢?把所有的網路組織起來吧!

 

參考資料

Hakim Bey,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Autonomedia, Brooklyn, 1991.

Marie-Josée Corsten, Christianne Niesten, Huib Fens, Pascal Gielen (red.), Autonomie als waarde, dilemma’s in kunst en onderwijs, Valiz, Amsterdam, 2013.

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mative Defiance, Avans, Breda, 2016.

獻給世界的寫作者

Amor Caritas / Angel of Charity,慈悲天使。這是我用 Mac OSX Finder 截圖製作。原始檔案是 2009 年冬用 HTC Hero 機,拍攝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文物資訊:其他觀眾拍攝的同一個文物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

 

在臉書的資料醜聞之後,我比較了臉書聚集的黑暗,跟「共享經濟」中的腳踏車墳場。作為一個從兩千年開始的部落客,我的寫作是貢獻給網路與世界的。這些也許渺小的言論漣漪,不是給人們來反過來對自己算計、要脅與指控用途的。也不是讓某個企業家收編來編織「地球夢」的。

所以我願意把文字放在網路上,跟任何一個走進來的人共享、分享。

這種心情,也許以後有一日會不再能夠被理解。也許是 Altered Carbon 裡面的那種天上地下隔離世界,有錢人不會老死只有窮人才有死亡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迎向我們而來之前,至少這些中文文字,是為了一個共同理解的時代而準備的。

「百年屈辱」的政治語言意義

感謝《譯言》的翻譯,我閱讀一篇很重要的在地外籍「中國人」的文章:《前景》永遠當不了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曾經愛過的地方?

被創造出來的「百年屈辱」,實在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智慧型的發明。前面的人有了屈辱,後面的人就很務實地「就地取材」,將屈辱打造成「百年屈辱」,塑造成為動人的、傳家教子孫的大眾動員工具。而沒有遵循這條道路、沿著這條軌道往前走的人們,就是不「認同」這些國仇家恨,是個背叛者而用各種方式處決。「百年屈辱」於是變成了一把超強的兩面刃:「內抗國賊、外除強權」。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中共从最开始就鼓励强烈的排外情绪。狂热的民族情绪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机构创造了"百年屈辱"这个词来定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达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众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国人曾对他们做过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们复仇。」

種籽,或者「我並不想簡單的追憶」

耀盛學長回憶余老師的文章〈不經心的擺渡〉中,引述了德希達對其師 Levinas 的悼詞:

但是,Derrida 在 Levinas 的永別悼詞說:我並不想簡單的追憶。關於永別,Levinas 究竟對我們說了什麼。首先必須向他告別,用他的名字來呼喚他,呼喚他的名字。即使他沒有回應,但他的回應總是蕩漾在我們心中,從我們心中升起。

人們有著不一樣的紀念方式。我則是在努力的讀 Ben Agger 1994年的這篇文章:Derrida for Sociology(暫譯:〈社會學與德希達〉):我自己在當年碩士論文中努力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時,所緊扣的是德希達的藝術家反種族隔離宣言(AAA, Artists Against Apartheid)。當時我心中所惶恐的問題是,德希達是社會學家嗎?如果傅柯可以是社會學必讀的重要經典,為什麼德希達不被列入討論的重要影響人物之列?這條路,真的能夠通往未來嗎?

“At the very least, Derrida is a sociologist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至少至少,德希達是一個關心論述政治的社會學家…」

“…deconstruction is neither theory nor method but is a textual intervention called forth by all writing that cannot escape from assumptions, limita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words, meaning’s deferral."(Derrida 1981:15) 「解構既非理論也不是方法,而是一種由所有無法從預設、限制、文字的曖昧不明、意義的延宕中逃脫的書寫,所召喚的一種文本介入行動。」

“He also makes clear that deconstruction does not shun social criticism but is a radical critique of all systems. (Derrida 1982: 109-36; see also Fraser 1993:53) Far from being nihilist, Derrida wants to reveal the hidden assumptions of systems in order to open public dialogue about them; far from refusing values, Derrida wants more talk about values, albeit talk rendered humble and dialogical by the acknowledgement that no text or argument can achieve “foundation".「他也澄清了解構並非對社會批判無感,反而是一種對所有系統的激進批判。全然不以一種虛無主義論者的角度,德希達希望為了能夠公開在公眾之前對話、而去揭露系統的隱藏預設;他一點都不拒絕價值判斷,德希達希望有更多關於價值的討論,即便在認知沒有文本或論證可以達致『基礎』的功效下,討論看起來是低姿態的、對話方式的。」

Deconstruction becomes critical sociology, social theory, and culture studies when we move beyond literary texts to all “social texts", whose secret authorship can be revealed and contested.「當我們超越了文學的文本,移動到所有的『社會文本』,其中的秘密作者角色可以被揭露與競逐時,解構遂成為了批判社會學、社會理論與文化研究。」

A Derridean sociology rejects the “logo-centric"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of positivism, which, in the case of quantitative empiricism, try to solve intellectual problems with sheer technique, thus falsely achieving what Derrida calls foundation. Deconstruction sociology reads methods as a rhetorical text — a way of making an argument. Deconstructive sociology does not abolish methods but “narrates" their hidden metaphysics, thus starting arguments conducted explicitly in terms of values and other ontological assumptions. Such a sociology would also place a great deal of emphasis on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otherness". Derrida is a “small" social theorist, like Lyotard (1984), who mistrust “big" social theorists like Marxism that attempt to tell the “whole" sociological story and thus suppress the heterogeneous voices of “others". And yet a Derridean approach to “big" social theory is possible, especially when we recognize the intellectual overlaps among deconstruction, critical theory, and feminist theory, all of which support new social movements committed to micr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德希達式的社會學抗拒『理路中心式的』預設與實證主義實踐,其中後者在量化的實徵主義案例中試圖透過簡單的技術來解決智性上的問題,於是錯誤地創造出德希達所稱為『基礎』的東西。解構社會學將方法視為一種修辭文本 – 一種製作論證的方式。解構社會學並不拋棄方法,而只是「敘說」這些方法所隱藏的形上學立場,他們如何開始透過價值與其他本體性預設的方式,外顯地創造那些論證。這種社會學將會同時把大部分力氣,花在對「他者性」(otherness)的論述與實踐的強調上面。德希達是一個『小』社會理論家,就像 1984 年的李歐塔一樣,不再信任『大』社會理論家— 諸如企圖述說『整體』社會學理論、壓抑他者的異質聲音的馬克思主義。而且,對於『大』社會理論的德氏取徑仍然有其可能:特別當我們認出在解構主義、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理論之間的智性重疊區塊,所有的這些支持新社會運動的人們,都對微型政治轉變深切關注。」

He does not make big theory and big method impossible. Rather, he converts them into undecidable textuality – secret writing – which can be reformulated, indeed with every reading reformulates. He thus open the field for heterogeneous, heterodox discourses, all of which deserve the label of sociology inasmuch as they deal they deal with the social. Derrida forces sociologists to admit, – no, to celebrate – that sociology is discourse.「他並沒有讓大理論、大方法變成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地,他將這些轉換成無法被決定的文本性 – 秘密寫作 – 也就是可以被重新組合形式、並且在每次的閱讀當中也會重新組合。他於是開啟異質的領域…德希達逼迫社會學家承認,不,其實是慶祝,社會學就是論述。」

在余老師家相聚,朋友們的生猛追憶中,我倏地想起當年余先生在說,他就是不要用「後殖民主義」的詞語的神情。當年的我認為他這樣作會「無法溝通」,有意地創造語言的壁壘,他也不加否認;而是否,從今天的這個角度來看,也是一種「小」理論家的堅持呢?他又為什麼一定要跟年輕廚師講清楚全部的道理呢?文字本來就承擔了無可逃避的意義延宕與誤解。從那個點開始分手,開始走自己的路。也許當叢林中踏出一條路的時候,就代表著對那個點的禮敬。

微動的晚風,凝視窗外的暗光。

多年前開始走了一條新路,在這結束之時,彷彿那路也真正的開啟了。同樣是田野方法,社會學的田野比人類學的田野晚了多少年才開始成為/承認論述?

我注視著那些在那分離之時撒下的種籽,如今已經通往一片翠綠的森林了。

創意的昨日

昨天下午參與了一場創意腦力激盪的馬拉松考驗。從中午到傍晚六點,與會的人們拋出了一個又一個精采的「創意」討論。一開始是小草(@swpave)的創意國家;然後是令儀的出版與創意;容瑛與學生提到 live house 的創意地景(creative landscape),Chu Mengtze 以極限金屬(Extreme Metal)的案例討論「集體性」,其中引發了動漫世代的靖嵐提出了御宅族系的比較看法、提問與觀點。我以 Creative Commons 為起點、protocol 作為概念工具、patterns of momentum 作為切入點想要「解」Internet 這隻大「牛」,而 Eric 則讓我們看到了設計公司的魔法舞台絢麗的前台面貌。

在開會前我先拋磚引玉地丟出了一個我的參考提問給與會朋友參考,作為我自己的出發點:

長期以來我是一個網路運動的參與者(鄉民)、實踐者(黑客)與反思者(批判者)。我所關注的是 Internet 作為一個實踐場域,涉及到眾人溝通對話的傳播模式(或者以 protocol「協定」一詞來總論之);帶動了諸如商業模式、人力資源與組織、技術典範、社會文化、消費與自由經濟市場,甚至資訊社會中公共領域的嶄新意涵的種種創新,是否能夠讓我們對「創意」有著更為深刻的提問與洞悉?

舉例來說,創意是否具有結構(structure)上的特性?是否有隸屬於底層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以及隸屬於外圍的應用領域(application)的區分,而外圍的能動性決定於底層的限制與開放?Laurence Lessig 在 Code version 2 書中試圖要以此種結構構型來理解網路空間(cyberspace)的運作規則:他稱之為 architecture of control(控制的架構)。Web 2.0 論者如 Tim O’Reilly 喜歡用 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eon(參與的架構)。

第二個提問,創意是否有其社會性格,例如社會性地互依?在此處的社會性乃是指稱關連的分類模式,例如 Manuel Castells 所援引的空間向度剖析,或者 Viviana Zelizer 在論述 earmark 在人類經濟生活歷史中的個人化、情感化特性。

第三個提問,創意與自由的關係?言論自由與創意之間有著難分難捨的藕斷絲連關係。希望釐清個體、集體在什麼程度的「自由」—或者免於依賴—是否是創意之所以能夠發生的基礎?

第四個提問,創意是否能夠被管理、被治理、被推動、促成?智慧財產權是否是關於創意的捍衛,抑或是壟斷衍生文化物件的禁錮根源機制?是否有推動創意的社會運動?

我希望這樣的思索能夠讓我們足以閱讀像是自由軟體運動(free software movement)、創用CC(Creative Commons,創意公共財)這樣的全球運動,以及TED這種席捲全世界的視覺傳播形式,釐清他們究竟是創意的(副)產物,還是他們是創意的過程,抑或創意的捍衛者。

當討論進行當中,我就已經覺得原本的構想粗糙而亟欲修之而後快。一些精采的對話速記如下:

  • 小草提出了一組四個概念工具:空間生產(想像)、尺度政治(門戶、內地)、流動、權力,來檢視他自己所參與的新加坡創意國家與雲南的水政治計畫;引發了我的想法,是否有「非想像」的空間生產過程?網路空間對於「尺度」的看法與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不同,網路的尺度往往是「既大且小」(scalable)的,是否網路(產業)創意與創新倘若被整合到國家層次的文化政策時,應該還要多出一組可能的新工具與新應用?
  • 令儀在描述台灣出版產業的 production vs. marketing 區分結構時,靖嵐提出了動漫文類作品的不同主導方向/比重可能。這如何跟跨國的案例做對話?(如 Lash 與 Urry 書中 1980 或 1990 年代的英國出版產業變化)而 Jerry 提醒了這些與音樂產業的 project-oriented 方式有其類似之處,我想到的是,是否某些「出版神話」中實務工作者傳奇般的「直覺」操作,其實是一種產業版塊運動前的「預動」?(我另外舉授權產業的例子,某些 bargain power 的產生乃是來自於商業模式的磨合、穩定共生關係)
  • 令儀問到台灣的小型出版社、小型印刷廠的創意成果,其實在資訊電子產業其實是有同樣類似的創新案例。其在結構上掌握生態系中大型公司所無法擁有的彈性空間,創造自己的獨特角色的附加價值;Jerry 回應的例子是東歐國營紡織工廠的生產工具、開放給工人再利用的經驗。(忘記是哪一位研究者)
  • live house 作為一種創意地景,有非常精采的討論:包括空間作為一種篩選、將群眾與表演者的「關係」ging 到極致的一種嘗試。小草、Chu、容瑛等人一段關於 live house 歷史的討論非常有趣。我則想要把政治再帶回 live house 的「創始神話」當中:什麼叫做「我們的空間」?而創意地景中這些「節點」的 inter-relations,衝突與協調,如何述說故事,則是眾人一致覺得最精采的故事。
  • Chu 在講述自己「極限金屬迷」的「法國民族音樂」研究時,靖嵐有很多基於日本動漫研究傳統的提問湧出,相當到位與精采。期待她可以寫一些來與大家分享對話。我自己因為前一陣子在讀《動物的後現代》,所以特別對「迷」們的二次創作深感興趣。例如那些「極限金屬樂團的族譜(圖)」,是否是一種動態、contesting 競逐的關係,隨著我們距離「正統」的現實距離遠近而「看得見」或「看不見」?這兩位女士的對話讓這個主題變得非常精采。
  • Eric 的「設計公司傳奇」故事實在太有趣了。我覺得透過「破洞」之處來讓人一瞥後台面貌,或者透過國際比較(與 IDEO 來對話)來「理解」他們是如何「在地化」知識與「特殊化」這些「尋常的台灣奇蹟」(OEM的精采成果),可以講述出超級精采的故事。



關於我自己的論述部分,我也有一些較為釐清的想法。

Lessig 與他的努力,例如全球的 Creative Commons 運動(台灣的分支是由莊庭瑞教授所領導的「創用CC」計畫),就是透過法律基礎建設與技術環境的整合,讓技術擁有主導權的現象如實浮現。然而也正因為他的努力,讓技術主導曝露出一切「公共園地」的「人工化」:人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有意識地去「打造」公共園地,而是讓公共與私有之間的交織更為直觀、易於反思與試誤、調整,或者更直接的說,是公與私領域關係的重新定義。無論是 CC Zero 的討論,或者 Sharism 等後繼者的更新視野,數位公共園地(digital commons)的努力似乎已經移轉到新的方向:開放資料、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Web of Things(感謝日本 Takaharu Kameoka 教授就 eCulture 與物聯網給予的啟發)。

Lessig 的簡單「功勳」,可以從這則 TED 的演講影片中來快速理解。(感謝 Jerry)

要耙梳 Creative Commons 十多年來的成果,說真的還有點嚇人;這就像是跟 Wikipedia,Web 2.0,自由軟體,或任何一個過去十多年重要的戰役歷史搏鬥一樣,讓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寒氣。台灣過往是沒有人關注,在源頭之際就已經資源稀少、苦苦追趕;而十年過去要做思想性的整理與批判,則又要面對深刻體力、智力、與意志的挑戰。

我不想只談 Creative Commons 運動,這座一如由律師與會計師所構成的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一般的人工花園。誠如我的摘要所闡述的,我想要捕捉的是 Internet 所具有的,「動量的模式」(patterns of momentum);讓網際網路動起來,連結起上千萬人的那股力量,而且那股力量仍在繼續啟發(啟動著)人們。透過 Jerry 和我的問答,我想要更具體地將分析焦點落在我所建構過的那台「開放文化硬體」裝置經驗中(這包括一系列衝撞與摸索的經驗:Christopher Adams 等人共同搞出來的 MilkyMyst、我自己的 GSM 系統救難硬體架構經驗,田間伺服器/環境偵測系統計畫,以及我跟 Denny 最近一起想提的 Social Innovation 整合構想:Fab Lab 微型工廠 與 Hackerspace 黑客空間)。因為通訊協定(protocol)所連結起來的不只是內容對內容權力關係的流動,而是將內容允許它得以被另置在不同應用脈絡的一種行動的可能。我們只有往後看,往下看,往未來看,才有機會理解眼前的這些苦差事、噪音、勞動形式、組合關係的意義。畢竟這 15 年的生命體驗,要細說從頭、同時又不忽略了當下左右手畔正在進行中的互動與演進,實在很困難重重啊。

總的來說,我想要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 Internet 所激盪/原生/激發的創意?以其中的 GSM 救難裝置(「自助行動電話系統」)為例,臨時基地台是英國的(台灣製造)、GSM 系統(2G 規格)是歐洲的、臨時基地台控制系統是德國人寫的(在台灣時創作出來)、整合的框架是台灣人跟斯里蘭卡人創造出來的。透過授權、自由軟體運動、創用CC、國際救難社群,這些東西才成為一個互相組合起來有機會可以發揮作用的「創意玩具」。

這就是我寫 Internet 與創意的意義。

「真的想要開放資料?」

LODLAM.netJon Voss,在今年的《博物館與 Web 研討會》(Museum and the Web 2012)所發表的文章〈基進地在 Web 開放文化遺產資料〉(Radically Open Cultural Heritage Data on the Web)中這樣寫道:

「但是(隨著我的計畫規模變大了)另外一個問題清楚地浮現。

我已經幫『從單一封閉資料來源存取並顯示資料』這個難題,創造了一個基本的解決方法;但是現在我把所有資料倒到了另外一個封閉資料庫中,任何人也無法直接存取那些資料。這個結果跟我們一開始所面對的狀況,其實沒有什麼兩樣。就好像我們走一圈、最後回到了原點的感覺。」

“But another problem was clearly evolving. While I had created a rudimentar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ing and displaying data from silo databases, I now had that data in another database, no more accessible than any of the databases we were drawing from and consolidating.  It felt like I was back where I started. “

 

我覺得這種心念(反省與覺知),是機構與文化專業工作者是否想要走向 open data 的一個關鍵思維。到底想要擁抱 open data 的人是誰?是行銷、運動份子,還是教育推廣部門、策展人、技術工程師、多媒體部門主管?這個關鍵思維,是誰的思維?也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以為記。

Google給中國(使用者)的敏感建議

昨天早些時候我在 twitter 寫到:我認為目前有兩種大型凝聚當代知識型(episteme,傅柯先生在《事物的秩序》裡的說法)的社會力:資本/市場與社會(不)正義。前者我想說的是美國、web 2.0,後者我想說的是中國。然而我更好奇的是其他的大型國家,如巴西、俄羅斯、印度。他們是怎麼進行的。至少在巴西的例子中,我讀到了在文化部門 Jose Murilo 對這八年巴西文化政治的發展經驗(
Jose Murilo
: How is Brazil’s approach to Digital Culture unique? And what c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learn from it?);俄羅斯的全球之聲文章報導等等。

Google 在 5/31 起推出會提醒使用者的 Google 中國敏感詞警告功能(InsideSearch: Better search in mainland China,或者請參考英國衛報文章Google change will alert Chinese users when search terms are being censored),則讓我意識到,這是這兩種大型凝聚力量的交匯與撞擊。宛如大洲頂端的岬角,是兩股洋流交匯之處;其地理與氣候的意義都非同凡響。這是繼中國防火牆擋掉敏感詞語資訊封包之後,第二次市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不)正義兩股動員力量的遭遇,也是市場第一次制度性的反擊。

所謂的制度性,一如中國祭出國家內政、國家安全議題所強行推動的資訊審查體制,資本市場亦有其制度性的「巨手」。也同樣如國家安全等級的維穩作為,必須要落實在地方政府層級、與貪婪和人性在地分工,資本市場的制度性「巨手」則同樣得鑲嵌在「某處」(somewhere):這個某處就是使用者自己的習性(或人性)之中。用科技的白話來說,就是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Google 成功地在過去的產品中一次又一次地透過使用者介面,在既有斬獲的疆土上擴張戰果,例如 Google Suggestion 讓你在搜尋輸入到一半時就幫你猜你到底(更)想要搜尋什麼。這次 Google 清楚地告訴了全世界的使用者:如果你腦中想到的是國家(在阻攔你),我們就幫你(選取)避開它。

這種制度性的擴張行動,當然是一種好的戰術(tactics);可以對各式各樣的行動者(例如一般的使用者、甚至他的抄襲與競爭對手百度)帶來具有啟發性的意義。這也是資本與市場這股力量的潛規則:它可以成為它自身掘墓人的同盟者。對於在地的行動團體,例如正在訴求學生/研究生的知識勞動應該被正名化的台灣高教工會(苦勞網新聞:台大工會申請遭駁 研究生要求正視學術黑手勞權),如果台大研究生協會串連各校研究生協會,在所有研究生入學、或者每學期初開學前後時發送具有「黑紅字眼警訊」的研究助理工作提醒,大概就等同於 Google 這次跟中國政府相互出招的意義。

Spam 的文化研究

以前我記得一起玩部落格的朋友,有時候就會把攔截下的垃圾訊息來比較一下,欣賞其文情並茂的創作手法。在使用 FreeBSD 時,自己加裝 SpamAssassin 的過濾器設定,也是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地下世界舞台:花花大千世界,有這麼多各式各樣的訊息想要自己溜進來。讀到《網路殺神》(Daemon)這本小說時,最後至少還花了一個章節來目眩神迷地、追殺全世界各地的 Spam 廠商。

我覺得 Spam 是一種數位時代「全新」的文化現象。所謂全新,就是這些複雜的文化現象:必須要走在時代尖端,探索人性與系統的漏洞,找到方式置入「訊息」,同時又反向回來「找到」買主,乃是在一種沒有歷史傳承、在科技與社會介面直接增生的新種有機體。比色情科技產業還要厲害的是,人人可能都有想要搜尋情色字眼的時候,但是不是人人都想要購買 Spam 服務。如果說電腦病毒是一種 PC 時代寄生在單台主機上的文化現象,那麼 Spam 就應該是網路時代,在一台又一台伺服器提供的內容服務周圍的文化現象。

假使 Spam 是一種可以被了解的人類文化現象的話,那麼了解 Spam 應該就是了解軟體、商業模式、人性、使用者介面、使用者體驗的一種集大成課題的實戰檢驗(笑)。

《微博中國》version 0.3 版之後的寫作計畫

今天寫完了古老師課的第三版小論文:原本題目是〈微博中的網路監控:中國文化產業中的市場與社會〉。現在改成〈微博中國:公共性經營與治理的數位文化產業〉。題目的變動第一個原因是要讓「數位文化」凸顯出來;第二個理由,我不想把監控單獨來談,而是把監控視為是科技形式的一種「衍生功能」(derivative);而核心的運作乃是「(偽)公共性的經營與治理」的一套文化產業實踐。

在文中我試圖導入批判「市場化」(Marketization)與「自律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概念的波蘭尼(Karl Polanyi),想要借助他的理論框架,來閱讀中國的微博文化現象。我認為微博現象就是第三波市場化、將知識轉變成「虛構商品」一個重要的階段/步驟。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保守力量的反撲/反運動以中國的言論自由箝制的力量來做為展現;而兩股力量的相遇與融合,則帶來了人們社會存有之的知識被商品化,徹底的肢解的過程。

英國前政治學者、紀錄片導演 Adam Curtis 在他的新片 All Watched Over by the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2011)當中,批判了貫穿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矽谷網路電腦浪潮與嬉皮生態社區背後所共享的「自律網路」(self-regulating networks)的概念(我自己就深深著迷於其中很多年)。我試圖從波蘭尼銜接 Adam Curtis 的「視頻批判」(video critics),來反省「數位公共領域的本質」:架構在複製之上的科技溝通形式,與其衍生物。雖然我們可以懷舊地回到哈伯瑪斯的理想溝通情境,試圖用科技物來偽裝成熟稔的「團結意象」(solidarity),模擬傳統權力的對峙與詰抗;但是這終就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像。我們對眼前的科技本質邏輯視而不見,宛如總是用後照鏡(McLuhan、Derrida)在凝視過去。

比較不同的網路技術溝通形式所創造出來的虛擬公共性的差異,會是第一步。了解這些差異的溝通形式所呈現出來的「公共性」經營與治理是怎麼可能;其中鑲嵌著排除與含括(exclusive and inclusive)的「能力」,也就是監控,而這才是黑暗與光明合奏的本質。我原本以為監控與微博的內容共舞,直接在論述層現身;因而想要直接談監控,事實上是困難而且會誤導。所有的系統都在監控,監控是本質,是技術形式的「衍生物」,而非被呈現的內容。所以監控一如資訊軟體的演算法一樣,是捕捉不到固定面貌、而隨時都在與時俱進、千變萬化的。

Scott Lash 與 John Urry 的論述中指明了文化產業的核心功能是智慧財產權的交換功能,呈現為版權的複製的權力之讓渡與排除,我想要同樣地回到「複製」這的核心現象,來重新檢視數位公共領域的面貌。Lawrence Lessig 的《自由文化》(Free Culture)也同樣地在「複製」之上建構網路世界的法律思想與架構。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人從複製的角度來談「公共領域」的。舉例來說,咖啡廳當中的對話,經過一段距離之外就不會被聽見了。所謂的公共領域,其實是被真實世界的實體限制所「包裹」起來的一種特定「體驗」。傳統的政治與公民社會架構在這種體驗基礎上,產生英雄豪傑、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熱情澎湃的集體與個人記憶。但是一旦這種體驗被徹底顛覆,公共領域會變形成什麼樣子?這是我想要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