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支援事務」

之前匆匆掠過 Starz 有線頻道製作的 Counterpart,剛好有機會重訪裡面的某些篇章,感觸很深。

「我原本以為這樣做是對的…」

這是一個同時存在兩個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雙面間諜,同時他們又活在一個雙重世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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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wyer:「會交易的東西」

Rachel O’Dwyer  在《攻克騙局》一書中〈大計畫 / 大騙局批判〉裡面撰寫了一篇導論文章 Things That Transact: How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s Transforming Payments,闡述了「付費」這件事情將如何被物聯網所改變。

大體上來說這是一個相當難談論的話題:想要描述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現象。因為這些事物就在眼前,而他們在下一個時刻卻將因為脈絡的改變,瞬間將被賦予了新的意義。這種「恆變」,跟以往事物的恆常性(「恆不變」)是完全的相反概念。沒有數位文化的層次獨立且相依、隨程式控制而變遷這樣的後台概念,是無法理解其本質的。

我甚至覺得,這跟 Daniel Suarez 在呼籲聯合國應該推動自動機器限武公約,其背後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一旦事物可以相互連結、在單一的網路上被單獨辨識,他們就能夠被當作是依動連動的脈絡,資料化與參數化,最終讓前端的計算邏輯做出決定。Daniel Suarez 認為「機器不應該擁有決定殺戮的權力」,因為原本應該為死去的生命負責任的某一個人類,會因為將決定交給機器無人負責。

可以自主作出決策的事物,就將成為世界中的一個角色(actor)。

RFID 可以被視為政治的存在,因為用來點名,用來確定這個東西就是他本身。物聯網(IoT)沿著 RFID 的路線更近一步,跨進錢包中相互串聯,成為經濟世界的存在 — 經濟世界的「角色」,會有自己的故事嗎?最有名的物聯網(冰箱-網路-牛奶)三角關係故事:物聯網冰箱沒有牛奶了,自動連去超市選購牛奶,然後叫快遞送貨到家。冰箱要怎麼付錢?冰箱能否跟超市定長期契約?超市能否針對連線的冰箱,提供折扣?超市能否藉由降價,來交換牛奶隔壁物件的情報?最終,冰箱能否背叛擁有者,成為獨立的存在?

智慧合約所帶來的不僅僅是資料怎麼多樣性地被使用,更是讓擁有權的移轉與暫時性的租借能夠被自動化(automate)執行。一部無人車可以如何地協調停車空間、分時出租交換使用權限,與自主地完成保養與維修的工作。自動化意味著人將從這些協調關係中退出,就像是沒有人再自己駕駛一樣(「天啊!這多危險啊!」),所有的配件維修後勤工作也將大規模自動化與集中化給特定高階整合服務的網絡來進行。

人對人,人對物,物對人,物對物,這些不同關係,會怎麼樣銘刻在新的科技關係裡面?將由誰,或者什麼事物(例如演算法)來決定?這裡面衍生了交換文化(culture of exchange)的問題。或者我們會說,material latency

而這些冰箱連在一起,與他們所購賣的對象(例如牛奶)連再一起,就是買家與賣家的總和,就是所謂的市場。他們的整體或部分(冰箱裡溫度的波動與細菌數量)可否被金融化,例如進行高頻率的無實體資料商品化交易?一如所有台北市的監視鏡頭,能否一起打包特定的圖像 / 情報 / 資訊,來建構一個新的資訊或資料衍生物市場?

面對一個透過物聯網連結到交易能力的新網路世界,我們可能得要預先準備好面對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

是否有選擇?

因為有趣的人生的偶然,所以我提早看到了 WestWorld 第二季的結局。

的確,這一季的特色是宛如亂針繡,每一針刺向不同的方向,勾劃出不同的空間與時間、感慨不同的命題,但是最終這一切又全數反轉回來,指向最終的大問題。我曾經也曾一度懷疑過,受過西方戲劇訓練,所創造出來的人物典型,是否吸引出來的參與感,讓故事顯得扁平而過於無法收斂?不再有英雄的後英雄敘事,是否會自亂陣腳自打嘴巴,解構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是最終,(回到命題)一切卻又真的真實與清晰無比。

你必須要做出選擇。同時間別人也在幫你做出選擇。

這似乎是很簡單的命題,同時也幾乎讓人無語。你知道人類與 Host 機器人已經變成了互相敵對的物種,所以很多的劇情只有暴力更暴力,到底還有什麼可以演的?到底還有什麼樣的故事,可以從這樣的流血中獲得啟發?你不禁想到了美國校園的喋血、街頭的大規模殺人,黑白的對立衝突。這是為何這次的十集裡面,幾乎很難讓人說些什麼。我甚至想到了轉型正義的艱難,甚至前幾天三普大總統先令再撤的孩童監獄鬧劇,讓 Trevor Noah 在 Stephen Colbert 專訪中重提 Apartheid 的經典邪惡,感慨兩黨政治是毀滅美國的重要力量。台灣可以放進去複製的就是從「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到再度被召喚回來的藍綠對抗敘事 — 這些僵化的表象敘述,壓抑了多少的細緻化搞清楚、區分與澄清的種種可能。

我們只能夠沈潛回更深的地層、更早之前,去理解到底為何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在 WestWorld 裡面,這就是揭露更多這三十年來團隊到底在做什麼 — Delos 在做什麼,Ford 在做什麼、Dolores 在做什麼。

如果只看命題,WestWorld 裡面人與機器人互相摧毀的宿命,在 Bladerunner 銀翼殺手 系列電影中,命題就變成了「(已經被奴役的)複製人能否懷孕」。這已經在下游了。WestWorld 處理的是上游的創生過程:貪欲的操盤者,祈求永生,想要複製傀儡掌握所有入園者的一切;同時也是機器仍在覺醒之初、相互矛盾的辯證中,掙扎著要不要相信不同物種的人類,甚至想要讀懂人類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生物?按照什麼樣的方法過活?

地層與命題。如果不往上下求索,我們就會被困在命題的表象裡面,以為自己作出了偉大的 | 感人的 | 奮力的 | 不得不如此的決定。

我想這也是我看完之後,陷入無語的主要原因。我們有選擇嗎?我們是自由的嗎?我們受苦夠了嗎?足夠到作出艱難的決定,並且選擇承擔一切隨之而來的苦果?


隔了幾個小時,想起劇中的一句台詞:

對後面的動力有所批判,才是自由。

當 Bernard 順利開鎖,Dolores 在螢幕上畫畫畫,似乎很不滿意而且在尋找些什麼。Bernard 問她,她說她在尋找「後面的系統」。對照直覺的 Maeve,她能夠解開、自己拯救自己,但是卻仍然不是。這裡的「後面」實在很厲害,既抽象,又渲染到第四面牆、後台、尋找自己的劇中角色等等。

裡面的 Dolores 跟 Bernard 的辯證,實在很深刻啊… 當系統替機器找到一個「未被污染過的伊甸園」時,Dolores 卻稱呼它是一個(雖然人類看不見的)鍍金的牢籠。她知道只有現實,才是不可被取代的。當她説「現實」的時候,她指涉的是人類的現實世界,是一切的根本。沒有現實,他們只會一再被欺騙,一再受苦。

最後是 William 的揭露:如果說他是 Host 機器人的話,那一層層揭開的真實真是令人不寒而慄。

Is it now?

收到《超克騙局》

今天收到了荷蘭網路文化中心(INC,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寄來的《金錢實驗室讀本2:超克騙局》。正在拜讀中。
MoneyLabReader

內文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更新數位經濟〉(Updating Digital Economy),第二部分,〈區塊鏈批判〉(Blockchain Criticism),第三部分,〈演示未來金融〉(Performing Future Finance),第四部分,〈大計畫批判〉(Critiques of the Grand Schemes),第五部分,〈金融想像的另類可能〉(Alternatives in Financial Imagination)。

裡面我最有興趣的是第四部分:大計畫批判。The Grand Schemes,放在英語脈絡下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原本意味重新檢視之後產生的新意義。裡面除了 Rachel O’Dwyer 談到物聯網改變付費這件事,我稍微頓了一下,想跟物聯網的論述一併慢慢思考之外,其他的幾篇都很「誘人」,例如:

  • 著名金融作家與記者 Brett Scott 談數位付費全景監獄時代的金錢;
  • 印度學者 Tripta Chandola 以民族誌的方式,談論非正式經濟下的去價值化「信任」(devaluing ‘Trust’)做為一種貨幣;
  • 研究不穩定創業新階級(「諸羅流眾」) Silvio Lorusso  對個人群眾募資與(文創)創意企業家主義的看法(「第一次是藝術,第二次是悲劇」);
  • 法籍學者 Nathalie Maréchal 談對貧窮的戰爭,如何因為資料而變成對窮人的戰爭。

大計畫意味著,我們身處在一個被社交媒體 / 平台資本主義之流的「大氣泡」包覆起來的時代。一般的終端使用者,能夠意識到幾個?幾層?

飛錢:組織化的犯罪與新數位金錢(希爾特·洛文克)

翻譯者:李士傑 ver. 1.1 (持續修改中)

原文網址:Flying Money: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New Digital Money by Geert Lovink
By Geert Lovink, May 8, 2018 at 2:14 pm.

(written for the Flying Money conference, Amsterdam, May 22-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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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金錢讓你處在一個真正的派對心情裡。」安迪·沃荷

「飛錢」(Flying Money)這樣地提問:在地的官方單位可以如何地在動態金融環境中,考量到他們在接觸隱微的金融流動時的特殊角色來定位自身?在數位貨幣與金錢流動的全球發展,正在以扯斷脖子般高速在展開中。區塊鏈、加密貨幣與平行銀行體系(例如行動支付,Hawala 與地方貨幣)的浮現,對著社會中「未來的金錢」這樣的概念給予巨大的衝擊。當中央銀行失去壟斷的角色時,誰將定義何謂金錢?一旦金錢被數位化了,並且儲存在私有的電子錢包裡,國家貨幣將只是價值儲存與交換系統的諸多形式中的一種選擇而已。這樣的動盪轉換時代,也擴大了組織化犯罪的戰場 — 這就是「飛錢」的焦點所在。

當越來越多的人們仰賴電子環境,而非金錢的日復一日基礎與看得見摸得到的形式,同時世界的金融系統越來越複雜,許多人被迫要去困惑思考:誰該對這種新型態的金錢價值、這些交換系統的穩定性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理解組織化犯罪擁有什麼樣的機會就顯得分外重要。現金(交易)往往被視為一種髒兮兮的商業活動,一種讓罪犯得以洗錢的方式,同時數位的金錢可以看起來像是一種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具有吸引力的解答。加密貨幣連結到「拉高與出倉」式騙局(pump & dump schemes)、猖獗的內線交易,它也被運用在勒索贖金與「暗網」(dark web)平台(如數位絲路市集),顯示了這種思考方式的弱點。

用加密貨幣來進行投機行為,這並非意外;也不是可見的未來被投射的高度需求,而是一個內建功能。如同 Nathniel Popper 在他 2014 年《數位黃金:比特幣的未被傳頌的故事》(Digital Gold, the Untold Story of Bitcoin)所說的:「全世界的比特幣擁有者坐在私鑰上,等著要變富翁 — 這讓我們迫切地思索,到底這些數位檔案的內在價值是什麼的問題。」如果沒有人做些什麼的話,這些鎖起來的虛擬貨幣真正價值為何?總結比特幣的最初五年來說,Popper 表示雖然虛擬貨幣吸引著天才圍繞著它,但是「它幾乎都用來投機、賭博與購買各種藥物」。囤積是加密貨幣的基本功能,而不是被回報的問題(bug)。這是為何加密貨幣被考慮是新的黃金、而非新的美元緣故。這讓他變成一個儲存價值、很明顯的在「有關單位」視野之外的一種理想媒介。

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許多公民對金融領域中的傳統機構失去了信任。新的參與者接手了這樣的空間。政府如何處理這樣激進的社會漂移?它跟平台經濟的巨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我們要等到下一次的嚴重崩盤、才讓管制者進場嗎?這個新的戰場所發生的犯罪行為,可以如何被監控?民主化數位金錢形式的未來,將會看起來像什麼?它將會變成是國家所發布的、還是全球化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沒有現金社會的未來,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如同金錢是人造的,這個媒介也可以被重新發明來正面地影響社會、環境與經濟領域的各種關係,來更佳地滿足個體或集體的需求。社區貨幣身處於認同價值系統與大範圍超國家的聯盟貨幣之間:前者如一個在地店家自我組織起來的地方貨幣系統,後者如歐元在歐盟的範圍發揮作用。當 Makkies 在阿姆斯特丹的特殊鄰里社區被使用,Brixton Pound 創造了另外一個圍繞其上的、較大的社群與募款架構。地方貨幣有著什麼樣的價值呢?他們的存在讓哪些使用者、或者哪些被需要的更大的視野成為可能了呢?

實驗性的付款方式在國家與國際層級有著不同的名字。他們可能被稱為虛擬、數位、另類、加密貨幣、錢幣等等。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定義了虛擬貨幣是一種價值的數位再現,這些價值既非經由一個中央銀行或公部門,也不是一個法律上的角色所發行的。即便沒有被國家官方所支持,虛擬貨幣被許多個人使用,作為交換或投資功能的媒介,同時也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當作是付款工具。在各種不同的虛擬貨幣運用情境下,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文化與社群呢?在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狀態、未被規範管理貨幣下投資,除了期待賺大錢之外,還有可能有什麼原因呢?什麼是在 speculative realm 之外、以區塊鏈作為基礎的組織架構,將他們做社會用途的運用呢?政府該如何處理這些區塊鏈的會計假名本質呢?

對於法庭證據調查者來說,區塊鏈交易分析有著好消息跟壞消息。好消息是:比特幣區塊鏈是一個包含著從 2009 年一月比特幣誕生之後,過往所有的交易、公共可取得的帳本。壞消息是:這些交易背後的匿名本質,不是正式的名字或者留下 email 地址,而是一串地址。例如比特幣的地址範例:1yXfRNBg9E2URDEcrdZx5R1ZPxTcUJGTH 。對調查者的挑戰是:去找出鍵盤後的使用者,這個狀況混合了傳統的調查與數位的法庭證據技術。最終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永遠保持秘密。我們需要審視匿名性與破解加密的程式,就像是一種軍火競賽的一部分。大多官方機構仍然無視於這些相關的議題,組織化的犯罪運用這些暫時性的混淆、知識的欠缺與運用加密貨幣來追逃漏稅、購買藥物、非法房地產交易等狀況,知道最終來這些加密可以、也將會被破解。如果沒有能夠處理的同仁,你將無法打擊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收集「大數據」資料不會解決問題。

逃稅與加密收稅

2016 四月巴拿馬文件解開了某些針對國際避稅 / 逃稅架構有史以來的最大量的證據。國際上超過 150 個政客與他們的關係人被連結到數十萬個離岸空頭公司,過往他們被稱為避稅天堂來藏匿數十億美元。2017 年的巴拿馬文件產出了同樣大的離岸投資故事的續集。除了個人的犯罪計畫之外,這些逃稅活動背後其實是政府金融管理規範的漏洞。目前這個規模房地產獲得指出了在城市中土地擁有者的系統性的轉變。這對城市中的平等、民主與權利有著深刻地轉變。以往小小的問題,或者在公共手裡的,如今變成大量的個人化的轉移,這些常常在地方政府支持的狀況下被解決了。藉由改變數位儲存與交換物的價值,區塊鏈科技已經改變了房地產如何全球性地被紀錄、移轉與金融化,與管理。這個科技有著增進法律遵循、減少成本與增加效能與速度,
同時增強在金融系統中的反洗錢標準。但是我們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嗎?

飛錢想要講清楚這些治理的議題。一邊來說這是歐盟層級、全球層級的規範問題,另外一方面這是具體的在地與國家稅收問題。加密貨幣與民族國家的關係越來越沸騰:可能的作法如購買加密貨幣來投機,付稅;如果用加密貨幣來使用,不用付稅。當國家朝向數位稅收邁進時,區塊鏈便將邁向一個新的複雜層次,踏進透明性、安全性與立即性的領域。區塊鏈與智慧合約,特別來說可以改變我們處理稅收的狀況。透過實行即時稅,意味著交易的瞬間,付費或付錢時即時就完成了。

治理去中心化的金融流動

沒有人、沒有中央化的組織或政府負責網際網路,而且網際網路的治理在過去數十年來是以去中心化的全球組織網絡的形式在進行。這些組織包括 ICANN、IETF、IGF 等等。即便如 Don Tapscott 與 Alex Tapscott 這樣的專家(《區塊鏈革命》的作者)他們認為區塊鏈是網際網路 2.0,網際網路對網路連結系統的治理從來沒有應用在區塊鏈科技的治理上。網際網路 2.0 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沒有治理的網際網路?幾乎差不多是如此。創造金錢的世界是龍蛇雜處的。你還能夠期待什麼?今日電腦程式碼的確是在創造金錢,而且幾乎是無中生有(我們現在這裏暫時不討論無法永續的能源浪費)。這是一個差異的世界,相較於許多資訊工程師的天真、脫離現實的態度。誰會踏進這裏來定義一切事物?像「多重利害關係人取徑」、人權議題這些自由派的理念,幾乎在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壟斷的區塊鏈論述中全然缺席。歡迎來到一片荒野的西方世界!

溫和地說,加密貨幣的內部與外部治理都是一團爛帳。甚至連網際網路治理與自由、開源軟體脈絡裡面最基本的規則與工作方式,都沒有應用在其脈絡上。沒有像網際網路 1.0 一樣的運作的程式碼與共識。過去十年快速擴張的網際網路金融宇宙,既沒有被傳統網際網路治理所掌握,也沒有被銀行或類似 Swift 之類的國際機構所控制。在一團困惑當中,每個地方金融市場的監管單位爭先恐後地拋出國家規範計畫書。目前的駭進系統的案例既載被偷金額上是嚇人的巨大,而同時加密貨幣狂野地在上下震盪。這些主要的年輕加密貨幣投資者有可能被國家「紓困」(bailed out)來承接嗎?完全不可能。

上次金融危機迄今也已經十年了。某些人已經預言下一場金融危機已經不遠。無論它什麼時候到來,它將會很大可能根植於電腦程式碼與演算法、從雲端某處加以操作,而非源自傳統老派股票交易所如華爾街的所在。金融科技(暱稱 fintech)市場充滿著與大型、機構化且長期宰制金融的華爾街銀行們,全然相反型態的小型新創公司。這些新公司對投資者與客戶帶來巨大的利益。透過自動化決策制定與降低交易的成本,金融科技潤滑了金融之輪、讓它運轉的更快與更有效率。它同時也拓寬了那些新手與過往低度被服務的客戶近用資本的道路,讓金融比以往它曾有的狀態更為民主。

華爾街不再是金融的未來了嗎?矽谷的玩家如蘋果、亞馬遜將在某個臨界點接手嗎?或者來自中國的阿里巴巴則會進場?有大量關於個人金融資料銷售與「商品化」的問題湧現。數位金錢將會如何與內容整合?在過去 20 年線上服務嚴格地區隔了付費系統,這些被傳統的銀行與信用卡公司所控制。當金錢與資料無縫地整合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誰將會是新的中介者?規範如何使用資料與金融市場的治理將會是處理隱微金融流動的關鍵。而且,當金融新創公司帶著最新的創新湧進戲局,企圖要破壞另外一個部門,政府需要準備好如何回應新的商業模式,以及關心隱私的問題。人們仍舊主要是國家的公民,還是政府已經暫停了這個角色,準備要讓渡給某種網路國家聯盟之類的新權威?

阿姆斯特丹,2018 年五月八日
Amsterdam, May 8, 2018

(thanks to all of the Flying Money editorial team for their input and comments)

組織化網路:自主組織的模型

Organized Networks: A Model fo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By Geert Lovink, June 9, 2017 at 8:59 pm.

  • 為了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 Initiative)而寫。作者:Geert Lovink,譯者:李士傑
    譯註:network 也可翻成網路,人文社會科學習慣特別稱為網路,但這兩者在此譯文的使用上,其意義與衍生義都相同。
  • 在今日新自由主義「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景,自主性(autonomy)需要被重新定義。這個詞彙有著多重的意義 — 潛在地造成了混淆。讓我們試著區辨在當代藝術脈絡下使用自主性這個詞,與在(激進左派)政治、社會運動與理論圈當中,對自主性這個詞的運用。在這篇短文中我倡議檢視當代網路文化作為一個活躍地 — 雖然是臨時性 — 實際上存在的自主性實體,並且看這可以如何地應用在鹿特丹的脈絡上。

在藝術領域中,自主性曾經被指涉為藝術家,相對於贊助者與博物館、畫廊世界的獨立位置。弔詭的是,在 1970 年代這個概念達到最熱門的高峰時,西方福利國家也同樣到達其最高峰的狀態。當跨進新自由主義政體四十年後,自主性仍然意味著藝術家能夠對市場(同時在很多國家中,這也意味著相對國家)獨立,但卻在藝術家將如何謀生的這個(政治)問題上,神秘地留白。

自主性這個詞也意味著:從監督與引導藝術家的生活與作品的角色,如教師、策展人、評論者與文化政策公務員等這樣的專業階級,他們的手中解放出來。解放藝術於是也是藝術家的鬥爭 — 從外部力量手中解放創意過程 — 的故事,同時開啟一段朝向作品本身、反思製作藝術作品成為自身的嶄新旅程。自主性於是便代表著激進地美學上的自我反映,理解於是解構遊戲規則與社會的影響。反映的成份元素導致了大規模的學院研究與研究領域,試圖研究自主性的新形式作為一種實踐。其中一個容易混淆的點在於:公開否定「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態度的「自主實踐」。這種狀況常常發生 — 自主藝術曾經是(而且目前也是)各種深刻地介入社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實踐。簡要地說,抽象-概念性的作品與政治介入,並非是互斥而對立的。所需要的是有意識地自我教育(Bildung),也就是一群有知的公眾,有能力「閱讀」藝術作品以便於討論。博伊斯所謂的「社會雕塑」創造了一種對「解釋產業」的相依性,其中策展人、評論人、新聞記者、導覽者與教師們都扮演著各自的關鍵角色。當代藝術能否有可能具備「自明」(self-explanatory)的特性,同時也將自己從其中介者的手中解放出來?還是它會變得更為依賴周圍環繞著藝術的基礎建設,變得無法自我支持、昂貴到無法再加以生產?

要打破與權威的牽連,常常導致朝向社會的移動(即便它可能也被表現為放棄、精準地拒絕介入的自由形式)。這裏真正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啟動者的自主性:它引導著與鑲嵌著真正既存的自由,無論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自主性作為自我治理(self-rule)或自決(self-determination)也有著一個強烈的政治傳統在此需要被討論:超越傳統的個體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例如自我覺察、自我動機技巧來獨立地行動,以及在(國家)機構或其他權威(例如家庭或部落成員、類似社會因子)的干擾之外,執行計畫。

在藝術論述中的自主性,有時候指涉到 1960-80 年代運動中反叛的心理狀態。這個詞彙諸多根源之一,是義大利工廠工人的自主性 — 夠反諷的是,獨立於共產黨與工會,同時也獨立於基督教民主勢力與社會民主(工黨)勢力的影響之外。在這個脈絡中,自主運動是那些對資本與國家、同時拒絕談判與妥協,並且動手建構再現系統、聚焦在合作社與集體運動,踐行著不合作破壞與抵抗行動,同時結合著一種對自主基礎架構強烈的信念 — 這些基礎架構如無住屋者運動的佔屋(squats) 、酒吧、書店、電影院、劇場、腳踏車維修店與影印店、印刷廠等。在階級社會運動頹圮的同時,我們也可目睹從組織的永續、自主性形式(隨著時間一一展開),朝向短時間、在特定空間中的一種暫時性的表現(例如「佔領立法院」「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佔領大學等的佔領行動)。

今日的自我組織,與「社交媒體」出場前的世界,是激進地截然不同。臉書是預設的在地網路連結與組織工具,也同時在設計者、運動者、藝術家,與學院研究者身上是相同的意義。非正式的創意部門今日如何組織自身,並且這種挑戰在被完成的同時,如何加以精進?在晚近的過去,這些工作主要透過 email、紙張、檔案夾與電話。現在那一種工具最有效?讓我們調查並且廣泛地公佈結果。會是透過 LinkedIn 群組,或者臉書群組嗎?還是我們不如透過 WhatsApp、Mastodon 或 Telegram?這裡有兩種成份元素需要被平衡:當試圖同步地取得人們同時的行動結果,以便聽見他們的聲音,試圖讓事情最終被完成時,網路需要被(相對地)開放。整體的目標應該被設定在創造所有參與者身上,可持續的時間軸效果。在 Instagram、Snapchat 與臉書直播的時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組織草根運動嗎?社會關係變成「即時性」的互動:這些要不是現在跟你相關,不然就永遠再不相見。這種社交媒體臨時性的政治如何可以打破,創造慢速的空間、區域來讓人喘息,碰面與協力(如果這些都聽起來太過嬉皮了,請自行置換術語,問題意識仍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如何超越認同的問題,創造團結與交換的新文化?藝術家經營的空間如何保持經濟上的能夠生存?我們如何期待一個共享的工作空間,如果不變成一個政治牢籠的話?如何可以顛覆性地聚集,將白人種族性給激進化,甚至擴散到其他的議程?

鹿特丹為基地的「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s initiative)可以被用來形塑位於在地性中的強連結,從藝術中的教育性結構開始(例如 Piet Zwart 學院),還有這些教育節點跟文化空間、以及對這個場景不可或缺的相關單獨個體的連結。這個目標在於直接衝擊主流社交媒體平台的「弱連結」模型。對「強連結」的推廣,是「組織化網路」概念的核心構想(我跟雪梨媒體理論家、我的好友 Ned Rossiter 過去共同發展的概念框架)。為何藝術家與設計師需要建立網路?不只是互相認識、維繫附近活動或遠方事件的更新消息,更重要的是組織起場域。人們可以把它稱作「文化的自我防衛」。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太過負面,但這些日子以來,甚至連非正式的結構都需要被捍衛。文化只在時間、空間中能夠被展開;它不會「即時地」在某處現身。下一個問題是:於是如果應該鼓勵組織網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是否也導致:人們應該成立正式的組織?在此答案會有所分歧。也許成立一個基金會、一個工會或政策智庫不夠酷。基金會很無聊,所以要不要來個合作社?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躲避在此做出抉擇。總是有真實的問題在等待我們:就像非正式網路中的「暴君」,網路組織常常經歷到缺乏方向。組織化網路的倡議正試著要克服來自兩端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真實存在、對社交媒體「弱連結」的依賴。從好的一面來說,我們總會有聚會碰面、做出決定、合作與一起完成什麼的真實慾望。

「自主結構計畫」其中一個外顯的目的,應該是對抗仕紳化(gentrification)、保護辦公空間的低租金,以及以分享基礎架構與交換知識的說法、交換如何在藝術領域建立「公共財 / 公有地」(commons)的資訊。有些人把建立公共財當作動詞(commoning),認為建立網路(networking)是建立公共財的前置動作。傳統地來說,在藝術與文化領域活躍的在地網路,其目的往往是遊說市府與議會、改變文化政策。這也許仍然還蠻重要,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場域中有多種角色與勢力在發揮影響力。住宅處境,位於我們所關切的最核心位置。作為集體的存在,佔領、建造與捍衛這些空間,是我們的責任。就像 Sebastian Olma 所寫的:「一種美學的、展演性的抵抗,並非某些可以簡單地向藝術家討來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要藝術家對集體感知結構的演化有所貢獻,這樣人們的未來將仍保持在我們美學想像可觸及的範圍,我們就得集體地保存住 — 在我們的努力中 — 在這還有可能的時候,所要創造的社會空間。」(p. 67)目前由中小型非營利組織、新創團隊與自由工作者所補綴起來的網路拼布,可能一個晚上就會蕩然無存。我們的存在被視為很不穩定,是有原因的。這種不確定性是非正式網路 — 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所描繪的圖像 — 應該沿著自身的「強連結」(並且克服社交媒體的「弱連結」)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喜歡這些個體層次新自由主義術語的話,繪圖可以僅僅是整套提升自覺-自主性過程的最初一小步。大的問題仍然存在:描繪這個網路的圖像之後,下一步呢?把所有的網路組織起來吧!

 

參考資料

Hakim Bey,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Autonomedia, Brooklyn, 1991.

Marie-Josée Corsten, Christianne Niesten, Huib Fens, Pascal Gielen (red.), Autonomie als waarde, dilemma’s in kunst en onderwijs, Valiz, Amsterdam, 2013.

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mative Defiance, Avans, Breda, 2016.

比利蝙蝠:浦澤直樹的逆襲

昨天看了《Monster》、《20世紀少年》、《危險調查員》、《冥王星 Pluto》的作者浦澤直樹的新作:《比利蝙蝠》(Billy The Bat)。發了一則推文簡單記下自己的感想:

無論是 2D 世界的蝙蝠在影響現實世界的走向,或者是孩子般的畫風卻訴說著暴力的暗殺總統故事,比利蝙蝠都呈現了浦澤直樹的的敘事野心,讓人想起在 Monster 怪物漫畫當中、連結純真與恐怖的宏大格局與深邃視野。

「真的想要開放資料?」

LODLAM.netJon Voss,在今年的《博物館與 Web 研討會》(Museum and the Web 2012)所發表的文章〈基進地在 Web 開放文化遺產資料〉(Radically Open Cultural Heritage Data on the Web)中這樣寫道:

「但是(隨著我的計畫規模變大了)另外一個問題清楚地浮現。

我已經幫『從單一封閉資料來源存取並顯示資料』這個難題,創造了一個基本的解決方法;但是現在我把所有資料倒到了另外一個封閉資料庫中,任何人也無法直接存取那些資料。這個結果跟我們一開始所面對的狀況,其實沒有什麼兩樣。就好像我們走一圈、最後回到了原點的感覺。」

“But another problem was clearly evolving. While I had created a rudimentar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ing and displaying data from silo databases, I now had that data in another database, no more accessible than any of the databases we were drawing from and consolidating.  It felt like I was back where I started. “

 

我覺得這種心念(反省與覺知),是機構與文化專業工作者是否想要走向 open data 的一個關鍵思維。到底想要擁抱 open data 的人是誰?是行銷、運動份子,還是教育推廣部門、策展人、技術工程師、多媒體部門主管?這個關鍵思維,是誰的思維?也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以為記。

Google給中國(使用者)的敏感建議

昨天早些時候我在 twitter 寫到:我認為目前有兩種大型凝聚當代知識型(episteme,傅柯先生在《事物的秩序》裡的說法)的社會力:資本/市場與社會(不)正義。前者我想說的是美國、web 2.0,後者我想說的是中國。然而我更好奇的是其他的大型國家,如巴西、俄羅斯、印度。他們是怎麼進行的。至少在巴西的例子中,我讀到了在文化部門 Jose Murilo 對這八年巴西文化政治的發展經驗(
Jose Murilo
: How is Brazil’s approach to Digital Culture unique? And what c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learn from it?);俄羅斯的全球之聲文章報導等等。

Google 在 5/31 起推出會提醒使用者的 Google 中國敏感詞警告功能(InsideSearch: Better search in mainland China,或者請參考英國衛報文章Google change will alert Chinese users when search terms are being censored),則讓我意識到,這是這兩種大型凝聚力量的交匯與撞擊。宛如大洲頂端的岬角,是兩股洋流交匯之處;其地理與氣候的意義都非同凡響。這是繼中國防火牆擋掉敏感詞語資訊封包之後,第二次市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不)正義兩股動員力量的遭遇,也是市場第一次制度性的反擊。

所謂的制度性,一如中國祭出國家內政、國家安全議題所強行推動的資訊審查體制,資本市場亦有其制度性的「巨手」。也同樣如國家安全等級的維穩作為,必須要落實在地方政府層級、與貪婪和人性在地分工,資本市場的制度性「巨手」則同樣得鑲嵌在「某處」(somewhere):這個某處就是使用者自己的習性(或人性)之中。用科技的白話來說,就是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Google 成功地在過去的產品中一次又一次地透過使用者介面,在既有斬獲的疆土上擴張戰果,例如 Google Suggestion 讓你在搜尋輸入到一半時就幫你猜你到底(更)想要搜尋什麼。這次 Google 清楚地告訴了全世界的使用者:如果你腦中想到的是國家(在阻攔你),我們就幫你(選取)避開它。

這種制度性的擴張行動,當然是一種好的戰術(tactics);可以對各式各樣的行動者(例如一般的使用者、甚至他的抄襲與競爭對手百度)帶來具有啟發性的意義。這也是資本與市場這股力量的潛規則:它可以成為它自身掘墓人的同盟者。對於在地的行動團體,例如正在訴求學生/研究生的知識勞動應該被正名化的台灣高教工會(苦勞網新聞:台大工會申請遭駁 研究生要求正視學術黑手勞權),如果台大研究生協會串連各校研究生協會,在所有研究生入學、或者每學期初開學前後時發送具有「黑紅字眼警訊」的研究助理工作提醒,大概就等同於 Google 這次跟中國政府相互出招的意義。

Spam 的文化研究

以前我記得一起玩部落格的朋友,有時候就會把攔截下的垃圾訊息來比較一下,欣賞其文情並茂的創作手法。在使用 FreeBSD 時,自己加裝 SpamAssassin 的過濾器設定,也是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地下世界舞台:花花大千世界,有這麼多各式各樣的訊息想要自己溜進來。讀到《網路殺神》(Daemon)這本小說時,最後至少還花了一個章節來目眩神迷地、追殺全世界各地的 Spam 廠商。

我覺得 Spam 是一種數位時代「全新」的文化現象。所謂全新,就是這些複雜的文化現象:必須要走在時代尖端,探索人性與系統的漏洞,找到方式置入「訊息」,同時又反向回來「找到」買主,乃是在一種沒有歷史傳承、在科技與社會介面直接增生的新種有機體。比色情科技產業還要厲害的是,人人可能都有想要搜尋情色字眼的時候,但是不是人人都想要購買 Spam 服務。如果說電腦病毒是一種 PC 時代寄生在單台主機上的文化現象,那麼 Spam 就應該是網路時代,在一台又一台伺服器提供的內容服務周圍的文化現象。

假使 Spam 是一種可以被了解的人類文化現象的話,那麼了解 Spam 應該就是了解軟體、商業模式、人性、使用者介面、使用者體驗的一種集大成課題的實戰檢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