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錢:組織化的犯罪與新數位金錢(希爾特·洛文克)

翻譯者:李士傑 ver. 1.1 (持續修改中)

原文網址:Flying Money: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New Digital Money by Geert Lovink
By Geert Lovink, May 8, 2018 at 2:14 pm.

(written for the Flying Money conference, Amsterdam, May 22-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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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金錢讓你處在一個真正的派對心情裡。」安迪·沃荷

「飛錢」(Flying Money)這樣地提問:在地的官方單位可以如何地在動態金融環境中,考量到他們在接觸隱微的金融流動時的特殊角色來定位自身?在數位貨幣與金錢流動的全球發展,正在以扯斷脖子般高速在展開中。區塊鏈、加密貨幣與平行銀行體系(例如行動支付,Hawala 與地方貨幣)的浮現,對著社會中「未來的金錢」這樣的概念給予巨大的衝擊。當中央銀行失去壟斷的角色時,誰將定義何謂金錢?一旦金錢被數位化了,並且儲存在私有的電子錢包裡,國家貨幣將只是價值儲存與交換系統的諸多形式中的一種選擇而已。這樣的動盪轉換時代,也擴大了組織化犯罪的戰場 — 這就是「飛錢」的焦點所在。

當越來越多的人們仰賴電子環境,而非金錢的日復一日基礎與看得見摸得到的形式,同時世界的金融系統越來越複雜,許多人被迫要去困惑思考:誰該對這種新型態的金錢價值、這些交換系統的穩定性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理解組織化犯罪擁有什麼樣的機會就顯得分外重要。現金(交易)往往被視為一種髒兮兮的商業活動,一種讓罪犯得以洗錢的方式,同時數位的金錢可以看起來像是一種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具有吸引力的解答。加密貨幣連結到「拉高與出倉」式騙局(pump & dump schemes)、猖獗的內線交易,它也被運用在勒索贖金與「暗網」(dark web)平台(如數位絲路市集),顯示了這種思考方式的弱點。

用加密貨幣來進行投機行為,這並非意外;也不是可見的未來被投射的高度需求,而是一個內建功能。如同 Nathniel Popper 在他 2014 年《數位黃金:比特幣的未被傳頌的故事》(Digital Gold, the Untold Story of Bitcoin)所說的:「全世界的比特幣擁有者坐在私鑰上,等著要變富翁 — 這讓我們迫切地思索,到底這些數位檔案的內在價值是什麼的問題。」如果沒有人做些什麼的話,這些鎖起來的虛擬貨幣真正價值為何?總結比特幣的最初五年來說,Popper 表示雖然虛擬貨幣吸引著天才圍繞著它,但是「它幾乎都用來投機、賭博與購買各種藥物」。囤積是加密貨幣的基本功能,而不是被回報的問題(bug)。這是為何加密貨幣被考慮是新的黃金、而非新的美元緣故。這讓他變成一個儲存價值、很明顯的在「有關單位」視野之外的一種理想媒介。

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許多公民對金融領域中的傳統機構失去了信任。新的參與者接手了這樣的空間。政府如何處理這樣激進的社會漂移?它跟平台經濟的巨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我們要等到下一次的嚴重崩盤、才讓管制者進場嗎?這個新的戰場所發生的犯罪行為,可以如何被監控?民主化數位金錢形式的未來,將會看起來像什麼?它將會變成是國家所發布的、還是全球化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沒有現金社會的未來,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如同金錢是人造的,這個媒介也可以被重新發明來正面地影響社會、環境與經濟領域的各種關係,來更佳地滿足個體或集體的需求。社區貨幣身處於認同價值系統與大範圍超國家的聯盟貨幣之間:前者如一個在地店家自我組織起來的地方貨幣系統,後者如歐元在歐盟的範圍發揮作用。當 Makkies 在阿姆斯特丹的特殊鄰里社區被使用,Brixton Pound 創造了另外一個圍繞其上的、較大的社群與募款架構。地方貨幣有著什麼樣的價值呢?他們的存在讓哪些使用者、或者哪些被需要的更大的視野成為可能了呢?

實驗性的付款方式在國家與國際層級有著不同的名字。他們可能被稱為虛擬、數位、另類、加密貨幣、錢、幣等等。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定義了虛擬貨幣是一種價值的數位再現,這些價值既非經由一個中央銀行或公部門,也不是一個法律上的角色所發行的。即便沒有被國家官方所支持,虛擬貨幣被許多個人使用,作為交換或投資功能的媒介,同時也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當作是付款工具。在各種不同的虛擬貨幣運用情境下,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文化與社群呢?在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狀態、未被規範管理貨幣下投資,除了期待賺大錢之外,還有可能有什麼原因呢?什麼是在 speculative realm 之外、以區塊鏈作為基礎的組織架構,將他們做社會用途的運用呢?政府該如何處理這些區塊鏈的會計假名本質呢?

對於法庭證據調查者來說,區塊鏈交易分析有著好消息跟壞消息。好消息是:比特幣區塊鏈是一個包含著從 2009 年一月比特幣誕生之後,過往所有的交易、公共可取得的帳本。壞消息是:這些交易背後的匿名本質,不是正式的名字或者留下 email 地址,而是一串地址。例如比特幣的地址範例:1yXfRNBg9E2URDEcrdZx5R1ZPxTcUJGTH 。對調查者的挑戰是:去找出鍵盤後的使用者,這個狀況混合了傳統的調查與數位的法庭證據技術。最終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永遠保持秘密。我們需要審視匿名性與破解加密的程式,就像是一種軍火競賽的一部分。大多官方機構仍然無視於這些相關的議題,組織化的犯罪運用這些暫時性的混淆、知識的欠缺與運用加密貨幣來追逃漏稅、購買藥物、非法房地產交易等狀況,知道最終來這些加密可以、也將會被破解。如果沒有能夠處理的同仁,你將無法打擊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收集「大數據」資料不會解決問題。

逃稅與加密收稅

2016 四月巴拿馬文件解開了某些針對國際避稅 / 逃稅架構有史以來的最大量的證據。國際上超過 150 個政客與他們的關係人被連結到數十萬個離岸空頭公司,過往他們被稱為避稅天堂來藏匿數十億美元。2017 年的巴拿馬文件產出了同樣大的離岸投資故事的續集。除了個人的犯罪計畫之外,這些逃稅活動背後其實是政府金融管理規範的漏洞。目前這個規模房地產獲得指出了在城市中土地擁有者的系統性的轉變。這對城市中的平等、民主與權利有著深刻地轉變。以往小小的問題,或者在公共手裡的,如今變成大量的個人化的轉移,這些常常在地方政府支持的狀況下被解決了。藉由改變數位儲存與交換物的價值,區塊鏈科技已經改變了房地產如何全球性地被紀錄、移轉與金融化,與管理。這個科技有著增進法律遵循、減少成本與增加效能與速度,
同時增強在金融系統中的反洗錢標準。但是我們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嗎?

飛錢想要講清楚這些治理的議題。一邊來說這是歐盟層級、全球層級的規範問題,另外一方面這是具體的在地與國家稅收問題。加密貨幣與民族國家的關係越來越沸騰:可能的作法如購買加密貨幣來投機,付稅;如果用加密貨幣來使用,不用付稅。當國家朝向數位稅收邁進時,區塊鏈便將邁向一個新的複雜層次,踏進透明性、安全性與立即性的領域。區塊鏈與智慧合約,特別來說可以改變我們處理稅收的狀況。透過實行即時稅,意味著交易的瞬間,付費或付錢時即時就完成了。

治理去中心化的金融流動

沒有人、沒有中央化的組織或政府負責網際網路,而且網際網路的治理在過去數十年來是以去中心化的全球組織網絡的形式在進行。這些組織包括 ICANN、IETF、IGF 等等。即便如 Don Tapscott 與 Alex Tapscott 這樣的專家(《區塊鏈革命》的作者)他們認為區塊鏈是網際網路 2.0,網際網路對網路連結系統的治理從來沒有應用在區塊鏈科技的治理上。網際網路 2.0 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沒有治理的網際網路?幾乎差不多是如此。創造金錢的世界是龍蛇雜處的。你還能夠期待什麼?今日電腦程式碼的確是在創造金錢,而且幾乎是無中生有(我們現在這裏暫時不討論無法永續的能源浪費)。這是一個差異的世界,相較於許多資訊工程師的天真、脫離現實的態度。誰會踏進這裏來定義一切事物?像「多重利害關係人取徑」、人權議題這些自由派的理念,幾乎在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壟斷的區塊鏈論述中全然缺席。歡迎來到一片荒野的西方世界!

溫和地說,加密貨幣的內部與外部治理都是一團爛帳。甚至連網際網路治理與自由、開源軟體脈絡裡面最基本的規則與工作方式,都沒有應用在其脈絡上。沒有像網際網路 1.0 一樣的運作的程式碼與共識。過去十年快速擴張的網際網路金融宇宙,既沒有被傳統網際網路治理所掌握,也沒有被銀行或類似 Swift 之類的國際機構所控制。在一團困惑當中,每個地方金融市場的監管單位爭先恐後地拋出國家規範計畫書。目前的駭進系統的案例既載被偷金額上是嚇人的巨大,而同時加密貨幣狂野地在上下震盪。這些主要的年輕加密貨幣投資者有可能被國家「紓困」(bailed out)來承接嗎?完全不可能。

上次金融危機迄今也已經十年了。某些人已經預言下一場金融危機已經不遠。無論它什麼時候到來,它將會很大可能根植於電腦程式碼與演算法、從雲端某處加以操作,而非源自傳統老派股票交易所如華爾街的所在。金融科技(暱稱 fintech)市場充滿著與大型、機構化且長期宰制金融的華爾街銀行們,全然相反型態的小型新創公司。這些新公司對投資者與客戶帶來巨大的利益。透過自動化決策制定與降低交易的成本,金融科技潤滑了金融之輪、讓它運轉的更快與更有效率。它同時也拓寬了那些新手與過往低度被服務的客戶近用資本的道路,讓金融比以往它曾有的狀態更為民主。

華爾街不再是金融的未來了嗎?矽谷的玩家如蘋果、亞馬遜將在某個臨界點接手嗎?或者來自中國的阿里巴巴則會進場?有大量關於個人金融資料銷售與「商品化」的問題湧現。數位金錢將會如何與內容整合?在過去 20 年線上服務嚴格地區隔了付費系統,這些被傳統的銀行與信用卡公司所控制。當金錢與資料無縫地整合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誰將會是新的中介者?規範如何使用資料與金融市場的治理將會是處理隱微金融流動的關鍵。而且,當金融新創公司帶著最新的創新湧進戲局,企圖要破壞另外一個部門,政府需要準備好如何回應新的商業模式,以及關心隱私的問題。人們仍舊主要是國家的公民,還是政府已經暫停了這個角色,準備要讓渡給某種網路國家聯盟之類的新權威?

阿姆斯特丹,2018 年五月八日
Amsterdam, May 8, 2018

(thanks to all of the Flying Money editorial team for their input and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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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化網路:自主組織的模型

Organized Networks: A Model fo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By Geert Lovink, June 9, 2017 at 8:59 pm.

  • 為了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 Initiative)而寫。作者:Geert Lovink,譯者:李士傑
    譯註:network 也可翻成網路,人文社會科學習慣特別稱為網路,但這兩者在此譯文的使用上,其意義與衍生義都相同。
  • 在今日新自由主義「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景,自主性(autonomy)需要被重新定義。這個詞彙有著多重的意義 — 潛在地造成了混淆。讓我們試著區辨在當代藝術脈絡下使用自主性這個詞,與在(激進左派)政治、社會運動與理論圈當中,對自主性這個詞的運用。在這篇短文中我倡議檢視當代網路文化作為一個活躍地 — 雖然是臨時性 — 實際上存在的自主性實體,並且看這可以如何地應用在鹿特丹的脈絡上。

在藝術領域中,自主性曾經被指涉為藝術家,相對於贊助者與博物館、畫廊世界的獨立位置。弔詭的是,在 1970 年代這個概念達到最熱門的高峰時,西方福利國家也同樣到達其最高峰的狀態。當跨進新自由主義政體四十年後,自主性仍然意味著藝術家能夠對市場(同時在很多國家中,這也意味著相對國家)獨立,但卻在藝術家將如何謀生的這個(政治)問題上,神秘地留白。

自主性這個詞也意味著:從監督與引導藝術家的生活與作品的角色,如教師、策展人、評論者與文化政策公務員等這樣的專業階級,他們的手中解放出來。解放藝術於是也是藝術家的鬥爭 — 從外部力量手中解放創意過程 — 的故事,同時開啟一段朝向作品本身、反思製作藝術作品成為自身的嶄新旅程。自主性於是便代表著激進地美學上的自我反映,理解於是解構遊戲規則與社會的影響。反映的成份元素導致了大規模的學院研究與研究領域,試圖研究自主性的新形式作為一種實踐。其中一個容易混淆的點在於:公開否定「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態度的「自主實踐」。這種狀況常常發生 — 自主藝術曾經是(而且目前也是)各種深刻地介入社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實踐。簡要地說,抽象-概念性的作品與政治介入,並非是互斥而對立的。所需要的是有意識地自我教育(Bildung),也就是一群有知的公眾,有能力「閱讀」藝術作品以便於討論。博伊斯所謂的「社會雕塑」創造了一種對「解釋產業」的相依性,其中策展人、評論人、新聞記者、導覽者與教師們都扮演著各自的關鍵角色。當代藝術能否有可能具備「自明」(self-explanatory)的特性,同時也將自己從其中介者的手中解放出來?還是它會變得更為依賴周圍環繞著藝術的基礎建設,變得無法自我支持、昂貴到無法再加以生產?

要打破與權威的牽連,常常導致朝向社會的移動(即便它可能也被表現為放棄、精準地拒絕介入的自由形式)。這裏真正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啟動者的自主性:它引導著與鑲嵌著真正既存的自由,無論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自主性作為自我治理(self-rule)或自決(self-determination)也有著一個強烈的政治傳統在此需要被討論:超越傳統的個體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例如自我覺察、自我動機技巧來獨立地行動,以及在(國家)機構或其他權威(例如家庭或部落成員、類似社會因子)的干擾之外,執行計畫。

在藝術論述中的自主性,有時候指涉到 1960-80 年代運動中反叛的心理狀態。這個詞彙諸多根源之一,是義大利工廠工人的自主性 — 夠反諷的是,獨立於共產黨與工會,同時也獨立於基督教民主勢力與社會民主(工黨)勢力的影響之外。在這個脈絡中,自主運動是那些對資本與國家、同時拒絕談判與妥協,並且動手建構再現系統、聚焦在合作社與集體運動,踐行著不合作破壞與抵抗行動,同時結合著一種對自主基礎架構強烈的信念 — 這些基礎架構如無住屋者運動的佔屋(squats) 、酒吧、書店、電影院、劇場、腳踏車維修店與影印店、印刷廠等。在階級社會運動頹圮的同時,我們也可目睹從組織的永續、自主性形式(隨著時間一一展開),朝向短時間、在特定空間中的一種暫時性的表現(例如「佔領立法院」「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佔領大學等的佔領行動)。

今日的自我組織,與「社交媒體」出場前的世界,是激進地截然不同。臉書是預設的在地網路連結與組織工具,也同時在設計者、運動者、藝術家,與學院研究者身上是相同的意義。非正式的創意部門今日如何組織自身,並且這種挑戰在被完成的同時,如何加以精進?在晚近的過去,這些工作主要透過 email、紙張、檔案夾與電話。現在那一種工具最有效?讓我們調查並且廣泛地公佈結果。會是透過 LinkedIn 群組,或者臉書群組嗎?還是我們不如透過 WhatsApp、Mastodon 或 Telegram?這裡有兩種成份元素需要被平衡:當試圖同步地取得人們同時的行動結果,以便聽見他們的聲音,試圖讓事情最終被完成時,網路需要被(相對地)開放。整體的目標應該被設定在創造所有參與者身上,可持續的時間軸效果。在 Instagram、Snapchat 與臉書直播的時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組織草根運動嗎?社會關係變成「即時性」的互動:這些要不是現在跟你相關,不然就永遠再不相見。這種社交媒體臨時性的政治如何可以打破,創造慢速的空間、區域來讓人喘息,碰面與協力(如果這些都聽起來太過嬉皮了,請自行置換術語,問題意識仍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如何超越認同的問題,創造團結與交換的新文化?藝術家經營的空間如何保持經濟上的能夠生存?我們如何期待一個共享的工作空間,如果不變成一個政治牢籠的話?如何可以顛覆性地聚集,將白人種族性給激進化,甚至擴散到其他的議程?

鹿特丹為基地的「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s initiative)可以被用來形塑位於在地性中的強連結,從藝術中的教育性結構開始(例如 Piet Zwart 學院),還有這些教育節點跟文化空間、以及對這個場景不可或缺的相關單獨個體的連結。這個目標在於直接衝擊主流社交媒體平台的「弱連結」模型。對「強連結」的推廣,是「組織化網路」概念的核心構想(我跟雪梨媒體理論家、我的好友 Ned Rossiter 過去共同發展的概念框架)。為何藝術家與設計師需要建立網路?不只是互相認識、維繫附近活動或遠方事件的更新消息,更重要的是組織起場域。人們可以把它稱作「文化的自我防衛」。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太過負面,但這些日子以來,甚至連非正式的結構都需要被捍衛。文化只在時間、空間中能夠被展開;它不會「即時地」在某處現身。下一個問題是:於是如果應該鼓勵組織網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是否也導致:人們應該成立正式的組織?在此答案會有所分歧。也許成立一個基金會、一個工會或政策智庫不夠酷。基金會很無聊,所以要不要來個合作社?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躲避在此做出抉擇。總是有真實的問題在等待我們:就像非正式網路中的「暴君」,網路組織常常經歷到缺乏方向。組織化網路的倡議正試著要克服來自兩端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真實存在、對社交媒體「弱連結」的依賴。從好的一面來說,我們總會有聚會碰面、做出決定、合作與一起完成什麼的真實慾望。

「自主結構計畫」其中一個外顯的目的,應該是對抗仕紳化(gentrification)、保護辦公空間的低租金,以及以分享基礎架構與交換知識的說法、交換如何在藝術領域建立「公共財 / 公有地」(commons)的資訊。有些人把建立公共財當作動詞(commoning),認為建立網路(networking)是建立公共財的前置動作。傳統地來說,在藝術與文化領域活躍的在地網路,其目的往往是遊說市府與議會、改變文化政策。這也許仍然還蠻重要,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場域中有多種角色與勢力在發揮影響力。住宅處境,位於我們所關切的最核心位置。作為集體的存在,佔領、建造與捍衛這些空間,是我們的責任。就像 Sebastian Olma 所寫的:「一種美學的、展演性的抵抗,並非某些可以簡單地向藝術家討來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要藝術家對集體感知結構的演化有所貢獻,這樣人們的未來將仍保持在我們美學想像可觸及的範圍,我們就得集體地保存住 — 在我們的努力中 — 在這還有可能的時候,所要創造的社會空間。」(p. 67)目前由中小型非營利組織、新創團隊與自由工作者所補綴起來的網路拼布,可能一個晚上就會蕩然無存。我們的存在被視為很不穩定,是有原因的。這種不確定性是非正式網路 — 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所描繪的圖像 — 應該沿著自身的「強連結」(並且克服社交媒體的「弱連結」)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喜歡這些個體層次新自由主義術語的話,繪圖可以僅僅是整套提升自覺-自主性過程的最初一小步。大的問題仍然存在:描繪這個網路的圖像之後,下一步呢?把所有的網路組織起來吧!

 

參考資料

Hakim Bey,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Autonomedia, Brooklyn, 1991.

Marie-Josée Corsten, Christianne Niesten, Huib Fens, Pascal Gielen (red.), Autonomie als waarde, dilemma’s in kunst en onderwijs, Valiz, Amsterdam, 2013.

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mative Defiance, Avans, Breda, 2016.

比利蝙蝠:浦澤直樹的逆襲

昨天看了《Monster》、《20世紀少年》、《危險調查員》、《冥王星 Pluto》的作者浦澤直樹的新作:《比利蝙蝠》(Billy The Bat)。發了一則推文簡單記下自己的感想:

無論是 2D 世界的蝙蝠在影響現實世界的走向,或者是孩子般的畫風卻訴說著暴力的暗殺總統故事,比利蝙蝠都呈現了浦澤直樹的的敘事野心,讓人想起在 Monster 怪物漫畫當中、連結純真與恐怖的宏大格局與深邃視野。

「真的想要開放資料?」

LODLAM.netJon Voss,在今年的《博物館與 Web 研討會》(Museum and the Web 2012)所發表的文章〈基進地在 Web 開放文化遺產資料〉(Radically Open Cultural Heritage Data on the Web)中這樣寫道:

「但是(隨著我的計畫規模變大了)另外一個問題清楚地浮現。

我已經幫『從單一封閉資料來源存取並顯示資料』這個難題,創造了一個基本的解決方法;但是現在我把所有資料倒到了另外一個封閉資料庫中,任何人也無法直接存取那些資料。這個結果跟我們一開始所面對的狀況,其實沒有什麼兩樣。就好像我們走一圈、最後回到了原點的感覺。」

“But another problem was clearly evolving. While I had created a rudimentary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accessing and displaying data from silo databases, I now had that data in another database, no more accessible than any of the databases we were drawing from and consolidating.  It felt like I was back where I started. “

 

我覺得這種心念(反省與覺知),是機構與文化專業工作者是否想要走向 open data 的一個關鍵思維。到底想要擁抱 open data 的人是誰?是行銷、運動份子,還是教育推廣部門、策展人、技術工程師、多媒體部門主管?這個關鍵思維,是誰的思維?也許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以為記。

Google給中國(使用者)的敏感建議

昨天早些時候我在 twitter 寫到:我認為目前有兩種大型凝聚當代知識型(episteme,傅柯先生在《事物的秩序》裡的說法)的社會力:資本/市場與社會(不)正義。前者我想說的是美國、web 2.0,後者我想說的是中國。然而我更好奇的是其他的大型國家,如巴西、俄羅斯、印度。他們是怎麼進行的。至少在巴西的例子中,我讀到了在文化部門 Jose Murilo 對這八年巴西文化政治的發展經驗(
Jose Murilo
: How is Brazil’s approach to Digital Culture unique? And what c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learn from it?);俄羅斯的全球之聲文章報導等等。

Google 在 5/31 起推出會提醒使用者的 Google 中國敏感詞警告功能(InsideSearch: Better search in mainland China,或者請參考英國衛報文章Google change will alert Chinese users when search terms are being censored),則讓我意識到,這是這兩種大型凝聚力量的交匯與撞擊。宛如大洲頂端的岬角,是兩股洋流交匯之處;其地理與氣候的意義都非同凡響。這是繼中國防火牆擋掉敏感詞語資訊封包之後,第二次市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不)正義兩股動員力量的遭遇,也是市場第一次制度性的反擊。

所謂的制度性,一如中國祭出國家內政、國家安全議題所強行推動的資訊審查體制,資本市場亦有其制度性的「巨手」。也同樣如國家安全等級的維穩作為,必須要落實在地方政府層級、與貪婪和人性在地分工,資本市場的制度性「巨手」則同樣得鑲嵌在「某處」(somewhere):這個某處就是使用者自己的習性(或人性)之中。用科技的白話來說,就是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Google 成功地在過去的產品中一次又一次地透過使用者介面,在既有斬獲的疆土上擴張戰果,例如 Google Suggestion 讓你在搜尋輸入到一半時就幫你猜你到底(更)想要搜尋什麼。這次 Google 清楚地告訴了全世界的使用者:如果你腦中想到的是國家(在阻攔你),我們就幫你(選取)避開它。

這種制度性的擴張行動,當然是一種好的戰術(tactics);可以對各式各樣的行動者(例如一般的使用者、甚至他的抄襲與競爭對手百度)帶來具有啟發性的意義。這也是資本與市場這股力量的潛規則:它可以成為它自身掘墓人的同盟者。對於在地的行動團體,例如正在訴求學生/研究生的知識勞動應該被正名化的台灣高教工會(苦勞網新聞:台大工會申請遭駁 研究生要求正視學術黑手勞權),如果台大研究生協會串連各校研究生協會,在所有研究生入學、或者每學期初開學前後時發送具有「黑紅字眼警訊」的研究助理工作提醒,大概就等同於 Google 這次跟中國政府相互出招的意義。

Spam 的文化研究

以前我記得一起玩部落格的朋友,有時候就會把攔截下的垃圾訊息來比較一下,欣賞其文情並茂的創作手法。在使用 FreeBSD 時,自己加裝 SpamAssassin 的過濾器設定,也是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地下世界舞台:花花大千世界,有這麼多各式各樣的訊息想要自己溜進來。讀到《網路殺神》(Daemon)這本小說時,最後至少還花了一個章節來目眩神迷地、追殺全世界各地的 Spam 廠商。

我覺得 Spam 是一種數位時代「全新」的文化現象。所謂全新,就是這些複雜的文化現象:必須要走在時代尖端,探索人性與系統的漏洞,找到方式置入「訊息」,同時又反向回來「找到」買主,乃是在一種沒有歷史傳承、在科技與社會介面直接增生的新種有機體。比色情科技產業還要厲害的是,人人可能都有想要搜尋情色字眼的時候,但是不是人人都想要購買 Spam 服務。如果說電腦病毒是一種 PC 時代寄生在單台主機上的文化現象,那麼 Spam 就應該是網路時代,在一台又一台伺服器提供的內容服務周圍的文化現象。

假使 Spam 是一種可以被了解的人類文化現象的話,那麼了解 Spam 應該就是了解軟體、商業模式、人性、使用者介面、使用者體驗的一種集大成課題的實戰檢驗(笑)。

文化部落格的定義

文化部落格是一種運用部落格風格的流行書寫形式,對於當代的文化現象與發生,提出獨到的觀點和評論的一種現象。讀者可以藉由閱讀文化部落格,從中看見社會文化流動的脈絡與意義。

所謂的部落格(blog, blogging)乃是指1990年代末期網際網路發展出的一種集體性的內容格式:這種內容格式透過將日常的紀錄以顛倒時序的方式排列,便利透過網路造訪的讀者了解到內容發佈者的最新動態。透過軟體系統的風行,同時發展出讓這種內容格式得以快速交流的內容交換協定(例如 RSS),使得部落格風格的內容整理與交流蔚為時尚,成為了流行書寫形式。例如傳統 UNIX 系統上的交流程式 BBS 電子佈告欄系統,其程式碼也衍生出將公眾討論性質的討論版,轉作相近部落格風格的個人版。而近年來流行的微網誌(micro-blogging)服務,如推特(Twitter)、噗浪(Plurk)與臉書(Facebook)、新浪微博(Weibo),都可以被稱作是部落格風格所引發的衍生內容格式。此處乃是泛指由1990年代部落格運動所引發的廣義流行書寫形式。

此處所謂的獨到觀點與評論,與其說是具有原創性的,不如說是一種『經過原創性篩選與組合過的』;以避免與學術性研究中的獨到、或者具有原創性的觀點與評論混淆。一方面由於網際網路作者並非被期待在一個全球連通的言論市場當中,耗盡資源比對與校正想法,以便做出絕對原創性的產出,另外一方面這種集體的流行內容格式,其本質上乃是一種對話型態:這裡的篩選與組合性質更為接近一種集體性的策展行動(collective curation)。即便有論者闡述部落格的價值是一種策展行動[1],然而無論就內容主題的非限定性、閱讀讀者的彈性面貌,與其說部落格作者以其自身之力在「策劃」某種知識網絡的展演,不如說是部落格作者、對話的觀眾與潛在觀眾、網路上既存的知識物/網路節點三者共同在進行集體性的策展行動。

相較於部落格文化的一般特性:人們分享自己的興趣、觀點、知識,單純提供資訊並且定期作更新,與讀者對話,或者純粹個人自我表述的篇章與私語,文化部落格挑戰了這種未被檢證、被當代數位資本主義神話化的私密性,以公共性為奮鬥的標的,對視為理所當然的常態規範加以抵抗,卻不自溺於無座標的虛無主義與偽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中。文化部落格總在他們自身的批判展演、嘻笑怒罵中,訴諸著一種充斥著新鮮空氣的、新的公共領域。無論是以個別或集體開始戰鬥,他們都在對自己的公共知識分子責任有所承擔。

〈一個個的震央:為何文化部落格撒下一束、照亮今日數位資本主義的光芒〉

Just translated Mercedes Bunz‘s introductory article: “Epicenters: Why Cultural Blogging Shines A Light On Digital Capitalism Today" via Labforculture.org’s book: Cultural Bloggers Interviewed.

Mercedes Bunz 原著,李士傑(Shih-Chieh Ilya Li)譯,全書電子檔(pdf)由 LabforCulture.org 發行,讀者可以逕行下載。當然,這個譯文是草稿。 🙂

一個個的震央:為何文化部落格撒下一束、照亮今日數位資本主義的光芒
Epicenters: Why Cultural Blogging Shines A Light On Digital Capitalism Today

你曾經被部落格陪伴過嘛?你有過那種對著一個部落格讀了又讀的經驗?那個部落格讓你關注著一系列的活動、想法、照片、思緒、問題,或者視訊,要不是它你可能早已錯過這一切?

今日的生活,部落格陪你走過一段又一段的人生;就像在看一部部很棒的小說一樣。你在過的很爛的一天之後,你在深夜回到電腦前面,看著這些部落格。在家裡,在一個爭論終於進入到與心智對話的時刻,你放鬆下來、讀著你最喜愛的部落格。

部落格就是分享。部落客和其他人分享他們的興趣、觀點、知識。但是對他們來說,一個部落格不只是一個部落格而已。除了提供一個自我出版的平台之外,一個部落格經常地提醒他們關注的焦點。

當部落客三日不寫新的文章,心中就會感到罪惡感。他們會開始左顧右盼,而有趣的事情得以發生經常是因為有個心靈正在尋覓著它。一個部落格,就像一個小孩一樣,讓生命在往前邁進。人們不再孤單。只要一個部落格被認真的對待,它就提供了一個以一種結構化的方式行動的機會。

這種自我加在身上的責任,在今日的數位資本主義當中顯得更為重要。當世界上下顛倒,DIY的意義被重新定義成一種抗拒官方說法/建議的抵抗姿態。

今日,你必須要在找份工作前、自己先創造一份工作出來。要買一張車票,你至少要按15次觸控面板的螢幕。或者期待你可以撐住關係、不致於淪落抵抗那逼你掉入婚姻的社會當中。今日,一種對你需求些什麼的系統是一種珍貴的事物。

從這個角度來說,寫部落格 — 特別是寫文化部落格 —- 是一個數位資本主義將我深深嵌入其中、所呈現的完美的例子。 一方面我們不再被迫要根據常俗規範所行動;另外一方面,我們卻拒絕對自由的偽裝之交流承擔起任何的責任。

於是,文化部落格被擺置於新的數位資本主義的邊界。一般的部落格可能是更大的、或者更小的樣子;他們可能加入別的部落格一起變成了後來的 Huffington Posts ,也可能在長尾的末端乏人問津(no comments)、靜靜的消失。只有文化部落格的概念讓我們覺察到,我們的社會在幹嘛(what’s going on in our society)。過往時代,親手製作文化(producing culture)也可以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只是這個規則已經變成了通則。

在資本主義中,文化領域總是特殊的案例,和其他的領域截然不同。社會評論者如阿多諾、霍克海默甚至稱呼它為「自主領域」(autonomous realm)。當其他人有了工作、且被迫要做別人交辦的事情時,在文化領域工作總是意味著一種玩樂的生產(playful production)。在文化之中,你就是為了生產而生產,無關乎成功與否。

在這個橫跨歐洲的文化部落客訪談集子中,我們可以讀到可愛的 we-make-art-money-not-art.com 部落格如何從一個個人的取徑、變成一個國際上的電子藝術、設計與一般性的「交感模糊取徑」(sympathetic obscure approaches)的知名平台;或者生猛活潑的荷蘭新媒體研究場景,如何被 annehelmond.nl 觀察與檢視。或者, misik.at 告訴你關於文化理論的一切東東,同時同場加映如何搞清楚 quirky 的澳洲政治。

在波蘭,你可以發現 Kultura 2.0 如何從研討會的一個平行議程中誕生,變成討論所有有關新媒體的新文化實踐。在義大利,你可以將焦點放在「黑客行動主義」(Hacktivism)、新媒體與聲音藝術以及義大利藝術計畫如 Neural,以及 Digicult,將部落格與雜誌與更進一步的作法相結合在一起。你可以用活躍的愛丁堡藝術場景作為背景,就如同 Curating.info 一樣地從策展角度聚焦當代藝術。或者追溯英國的創意科技藝術運動,只要沒有其他的計畫把你的心思偷走….

在一個自主的領域中,你總是你自己的主人,而你所作所為就是你的決定。現在,這些規則應用在普遍的情境中:當商業公司、財團與國家、政府不再想要對你負責時,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了。現在,工作就像是以往只有文化生產才會有的面貌:你會有工作,只要你夠會玩、找到(這個世界)到底需要些什麼。只有在文化領域中,相對於一般的工作情境,你所做的一切、你自己知道:你正在參與某些更大的什麼。現在,這種態度被翻譯成你的一般性工作情境,而並沒有那些更大的什麼在那裡。

正是因為如此,一個文化部落格、總不只是一個部落格而已。在這個時刻,它是一個數位資本主義的震央,而這也許是為什麼所有這些文化部落客的訪談,不僅關注著他們的部落格內容,同樣份量地關注著部落客的收益之流(revenue stream)。我們也不會訝異,所有的部落格一起呈現了一種程度的批判:如果你正在寫一個文化部落格,你就在對這個社會做出評論。有些時候這些評論撒下一束光芒在令人感興趣的議題上。有些時候他們讓人可以謀生。更常發生的是,他們讓其他人有一個地方可以有所歸屬。

所以,請繼續讀下去吧。

《微博中國》version 0.3 版之後的寫作計畫

今天寫完了古老師課的第三版小論文:原本題目是〈微博中的網路監控:中國文化產業中的市場與社會〉。現在改成〈微博中國:公共性經營與治理的數位文化產業〉。題目的變動第一個原因是要讓「數位文化」凸顯出來;第二個理由,我不想把監控單獨來談,而是把監控視為是科技形式的一種「衍生功能」(derivative);而核心的運作乃是「(偽)公共性的經營與治理」的一套文化產業實踐。

在文中我試圖導入批判「市場化」(Marketization)與「自律市場」(Self-regulating market)概念的波蘭尼(Karl Polanyi),想要借助他的理論框架,來閱讀中國的微博文化現象。我認為微博現象就是第三波市場化、將知識轉變成「虛構商品」一個重要的階段/步驟。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保守力量的反撲/反運動以中國的言論自由箝制的力量來做為展現;而兩股力量的相遇與融合,則帶來了人們社會存有之的知識被商品化,徹底的肢解的過程。

英國前政治學者、紀錄片導演 Adam Curtis 在他的新片 All Watched Over by the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2011)當中,批判了貫穿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矽谷網路電腦浪潮與嬉皮生態社區背後所共享的「自律網路」(self-regulating networks)的概念(我自己就深深著迷於其中很多年)。我試圖從波蘭尼銜接 Adam Curtis 的「視頻批判」(video critics),來反省「數位公共領域的本質」:架構在複製之上的科技溝通形式,與其衍生物。雖然我們可以懷舊地回到哈伯瑪斯的理想溝通情境,試圖用科技物來偽裝成熟稔的「團結意象」(solidarity),模擬傳統權力的對峙與詰抗;但是這終就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像。我們對眼前的科技本質邏輯視而不見,宛如總是用後照鏡(McLuhan、Derrida)在凝視過去。

比較不同的網路技術溝通形式所創造出來的虛擬公共性的差異,會是第一步。了解這些差異的溝通形式所呈現出來的「公共性」經營與治理是怎麼可能;其中鑲嵌著排除與含括(exclusive and inclusive)的「能力」,也就是監控,而這才是黑暗與光明合奏的本質。我原本以為監控與微博的內容共舞,直接在論述層現身;因而想要直接談監控,事實上是困難而且會誤導。所有的系統都在監控,監控是本質,是技術形式的「衍生物」,而非被呈現的內容。所以監控一如資訊軟體的演算法一樣,是捕捉不到固定面貌、而隨時都在與時俱進、千變萬化的。

Scott Lash 與 John Urry 的論述中指明了文化產業的核心功能是智慧財產權的交換功能,呈現為版權的複製的權力之讓渡與排除,我想要同樣地回到「複製」這的核心現象,來重新檢視數位公共領域的面貌。Lawrence Lessig 的《自由文化》(Free Culture)也同樣地在「複製」之上建構網路世界的法律思想與架構。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人從複製的角度來談「公共領域」的。舉例來說,咖啡廳當中的對話,經過一段距離之外就不會被聽見了。所謂的公共領域,其實是被真實世界的實體限制所「包裹」起來的一種特定「體驗」。傳統的政治與公民社會架構在這種體驗基礎上,產生英雄豪傑、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熱情澎湃的集體與個人記憶。但是一旦這種體驗被徹底顛覆,公共領域會變形成什麼樣子?這是我想要探索的。

網路艾未未與展覽艾未未手記(演講用草稿)

網路艾未未

「現實扭曲力場」(reality distortion field)是賈伯斯傳作者記錄下來收錄在歷史裡的特殊描述。在賈伯斯周圍的人、聆聽他的專題演講的觀眾都了解他有所謂的現實扭曲力場,一旦力場啟動就能夠順利的扭曲現實。不論工程師、設計師原本認為如何艱難、無法做到的情形,碰上了賈伯斯,他就能夠讓你接受他的要求與說法,完全拒絕現實的限制。讓做不到的變成做得到,這就是「現實扭曲力場」的作用。維基百科的這段原汁原味描述很能夠傳達那種介於可能與不可能之間「跳躍」的力場啟動效應。

The RDF was said by Andy Hertzfeld to be Steve Jobs’ ability to convince himself and others to believe almost anything with a mix of charm, charisma, bravado, hyperbole, marketing, appeasement, and persistence. RDF was said to distort an audience’s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scales of difficulties and made them believe that the task at hand was possible. While RDF has been criticized as anti-reality, those close to Jobs have also illustrated numerous instances in which creating the sense that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was possible led to the impossible being accomplished (thereby proving that it had not been impossible after all). Similarly, the optimism which Jobs sowed in those around him contributed to the loyalty of his colleagues and fans.

中國藝術家艾未未被逮捕、被全世界人士聲援呼籲釋放、再被釋放,然後被控逃稅、公開向大眾「借款」來取得上訴憑證,在過去幾個月來事件的最新發展,讓人像是看八點檔連續劇嗑藥看愛莉絲夢遊仙境一樣。我記得目前流亡在德國的作家廖亦武曾經這麼說:

「我從來沒從中國任何一個作家筆下,看到比現實還要震撼人心的東西,作家的虛構不值一提。」(〈現場太震撼,虛構太不值:廖亦武 唯有見證!〉

如果說被罰補交稅款一千五百萬之後,艾未未順利向約三萬名網友借款八百多萬人民幣,是這個藝術家最新的藝術作品「來當艾未未債主」的話,這應該是中國最熱門的連續劇:有三萬多名演員擔任臨時演員,艾未未和他的工作室同事,與中國政府(國稅局、公安、機場邊檢人員)擔綱主角演出。如果這不是中國山寨版、集體力發功的民眾版「現實扭曲力場」的話,那麼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才是扭曲了(笑)。

如果說企業家賈伯斯的現實扭曲力場,其功力來自於藝術家賈伯斯的龜毛要求,那麼藝術家艾未未所展現的現實扭曲力場之強大功率來自於何處呢?中國、中國政府、藝術家艾未未、互聯網/網際網路合起來帶來了這個強大的綜合效應。

我曾經用戰術媒體(tactical media)與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這兩個歷史概念來解析艾未未。前者在描述媒體工具成本降低之後、消費者自發性的行動主義;後者描述的則是網路知識分子(network intellectuals)集結與抵抗主流媒體的新型態戰場。然而在中國蘊生的新型態藝術家-運動份子混合體之前,似乎需要新的概念工具來解析這個既舊又新、既傳統又創新的新型態風暴。

2011年11月14日凌晨零時,艾未未敲下「借款截止」槌子,告訴所有要湧進來借款給艾未未的債主:

「截至11月13日24時,共收到29434筆借款,總金額8693366元。借款截止。」

如同一個網友在借錢給他之後,在 Google+ 的留言處問的:

「为什么艾未未收到了这么多捐款,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有人說,他是中國的良心。四川人表示他為了四川做了很多事情,現在是他們回報的時候了。網友發明說,艾未未幣的匯率應該要一艾=1522人民幣(浦律師的微博),因為這樣加起來才是正確的數字。捐錢的人不僅僅捐錢,還要捐裸照;顯然是一筆人財兩失的生意。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基本上見證到一個金錢再度被社會「鑲嵌」的大時代故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政府運用經濟在撲殺社會價值,維繫得利階層;經濟學家許小年說的「半管制半市場;管制以尋租,開放以套現」讓經濟改革走回頭路。當政府用各種飛帽特技坑殺異議份子,維繫政治權利的延續時,藝術家選擇用民眾動員的方式來迎擊。在民眾拋進艾未未家院子裡面的錢,是綁在「鴨梨」上。因為金錢太過於輕盈了,必須要用實體社會的象徵(壓力 = 鴨梨)來連結,才能讓金錢再度回到地面、回到人們的生活。

台灣以前的黨外感人故事不也是這樣嘛?我自己沒有親身經歷那樣的年代。現在小英選舉的三隻小豬的故事,以及2006年228紀念會眾人捐錢照顧陳麗珠的故事,也都是同樣的力量。

展覽艾未未

台北市立美術館現在正在進行中的《艾未未.缺席》顯然讓我們看見了這些神奇魔力背後的另外一些組成成分。至少在這批為了台北展覽所選擇的作品當中,我覺得艾未未轉化了傳統中國意象中的構成元素,將其編織成當代藝術市場與美術館場景中的凝視對象。

我喜歡大廳裡的獸首作品,也喜歡 Through 穿越、永久自行車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共同呈現的是一種資本的轉化:傳統文化資本、傳統工藝被連結到當代全球藝壇與藝術市場下、甚至連結國族意象打造的當代藝術作品。中國這個符號不斷地出現,無論是永久自行車的CNFOREVER.com、鐵梨木的中國地圖、傳統方桌;這麼濃郁的國族味道,實在是很少見的藝術觀展經驗。

這是因為在台灣所以做這樣的選擇?還是因為華文的觀眾更為親近這些作品?這個可能要請更了解策展過程的人來做說明了。

要是我取名字的話,我會把這個展覽的名字叫做《艾未未.穿越》。穿越什麼呢?穿越時間的隔閡鴻溝,打造出一條傳統資本通達當代資本的特殊甬道。也許在古代這條大路稱之為宮廷藝術,在北京的頂尖藝匠向皇宮致敬。這個皇宮可以是法國、奧匈帝國、俄羅斯的皇宮,也可以是英國的皇室、北京的紫禁城。這條甬道在今日呈現在當代的藝術場景中,卻顯得有點突兀。如果是故宮博物院展出這些作品,是否更為適切呢?跟「皇家」的脈絡呼應對話,傳統國家乃至於現代國家的敘事會是很棒的作品、引出更為互動的對話呢?

《艾未未.缺席》這個展覽顯得片段與碎片化。這些不同時期的作品,要交織、構築出什麼樣的故事呢?

這個展覽創造出了很多有趣的、社會性論述(social discourse)。艾未未的缺席被藝術家跟政治評論家一起拿來消遣主辦單位,消遣馬總統與總統夫人與天龍國的大大小小文化菁英。就像是做球給藝術家殺球一樣,台灣也加入了全球媒體的行列;只是這次殺球的對象不是中國政府,而是台北市立美術館。
舉例來說,艾未未說這是他在「國內」首次展出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