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都市網絡(IUF)的重要意義

李士傑,星輿公司執行長 / 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共同主持人

(本篇文章將作為結案報告的一部分編輯處理)

智慧都市網絡的重點自評

杭州中國美院網絡社會所所長黃孫權教授,星輿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李士傑,同時也分別是文化部藝發司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的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一同策劃了「智慧都市網絡」(IUF, Intelligent Urban Fabric)這個橫跨兩地的國際研討會,探索了智慧城市的傳統技術決定論論述之外,落地鑲嵌在城市中新興快速發展的網絡文化組織,如何與由下而上的城市治理智慧市民,編織出什麼樣的可能性。這場盛會帶來了許多深度的衝擊與挑戰,以下我逐點來做分享與剖析。

首先是匯聚資源,落實在臺灣土壤上:這個會議的緣起,是一年前空總文化實驗室的籌備小組召集人、現在的生活美學基金會副執行長龔卓軍教授,邀請黃孫權教授把已經在杭州經營孵化的「網絡社會研究所」(INS,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經驗帶回到台灣來,希望能夠在台灣的當代藝術與文化場域中落地、再次孵化出在地的機遇與可能性。從一開始黃孫權教授接受這個邀請,我們就希望要把各地的資源對齊,能夠多邀請一些關鍵角色的國際講者 / 行動者,在台灣的土地上發揮集中投入資源的「規模效應」(Scaling Effect)。一直到最後,我們作為台灣的承辦團隊,在資源緊繃的情況下,我們仍然替台灣帶進含 8 位國外講者在內,總共 13 位講者的完整規模國際會議。這成果達成了最早答應龔卓軍教授願景的量化標準,讓這些與會者對台灣調度資源與銜結國際領域的能動性印象深刻。

其次,國際與國內講者有向心力的國際會議規劃安排:我們邀請的講員陣容與大會主題:從柏林 20 年歷史的「合作住宅」實踐推動者、澳洲與全球頂尖博物館與博物館界面對改變挑戰的靈魂人物,台灣城鄉所 plus 社會創新參與團隊,與工研院公民科學計畫及 LOD 開放連結計畫的推動者與倡議人,一直到 Code for America 的實踐 / 觀察研究者,到台北市政府地政局長、數位政委一起對話。為了對抗技術決定論的智慧城市論述,智慧都市網絡是一個實驗性的初次出發與探索 —- 我們開創了一個具有深度發展空間的品牌與啟動論述,而這些講者願意從不同角度來深刻參與,並且願意背書支持這樣的發展。如果生活美學基金會願意的話,我們已經為他們後續沿用自有品牌,繼續發展自己的團隊與經驗,打下了不錯的基礎。

第一天下午,邀請所有講者上台合照
與會觀眾來自中研院、網路與文化界朋友

第三,優秀的內容規劃與講者演講產出:這次講題中獨特的議程與講題內容獲得與會文化部長官、專業領域與會者、一般民眾的深刻肯定。Programmable City 與其他智慧城市系列著作作者 Robert Kichin 教授著作等身,與會的國際講者都找空檔與其交流對話,驗證自身觀點;澳洲電影中心(ACMI, Australia Center for Moving Images)體驗長(CXO, Chief eXperience Officer)Seb Chan 的個人職業生涯軌跡與文化機構變遷史演講幾乎讓所有的與會者耳目一新:他的經歷、作品、提問與解答,幾乎是從數位文化串接城市脈動、洞悉了今日博物館與文化機構的困境,並且給偏向 Google Art Gallery 這個取向的博物館資訊技術發展,予以批判與建設性的回應。Dyne.org 工作坊聚集了四位國際級講者、「正常」國際製作成本所創造的深度互動與整合人文與數位智慧,對許多組織盲目投入資源發展技術的「困境」找到了檢視的方法與出路。我們將會把每個議程切開做最基本的處理後,提供上線讓民眾可以參考與瀏覽。

文化部丁曉菁次長開幕致詞
唐鳳政委即席為國際與會嘉賓詮釋智慧城市的文化脈絡意義
澳洲電影中心(ACMI)體驗長 Seb Chan 談文化機構與城市
Dyne 工作坊的互動桌遊引導交換經濟設計

第四,成果展展示一年計畫成果,銜接全球文化實驗室比較研究調查工作:雖然由於之前與生活美學基金會空間資源的衝突,這次只有短短三天的成果展,但作為一個重要的成果,讓先前五月時所拜會與錄影紀錄專訪的荷蘭網路文化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與 WAAG 組織都意識到台灣對國際的關注與做到了資源投入的承諾(commitment)。我們邀請 Dyne.org 舉行工作坊,在持續的協調中沒有因為資源問題而放棄,也是繼承了我們參加 Flying Money 《飛錢研討會:調查城市中隱微的金錢流動》與國際友人的持續互動與互信。這代表了台灣不僅是只看藝術展覽、展出作品,更願意了解國際場域中的文化機構歷史發展與批判現實,同時在地實踐也做出一定程度的水準。

荷蘭網路文化中心 INC 主任 Geert Lovink 接受數位人文網路平台計畫團隊專訪 
全球文化實驗網絡調查:成果展一景(彩蛋)
網路造事 Network as Initiatives 成果展一景

第五,互動熱烈超出預期的國際論壇與工作坊:與會國內外講者之間的熱切互動,除了與參與者和學員一同學習之外(我們有跟高中、大學密切交流的年輕老師、教授帶領他們同學一起參與),更意識到新的方法論時代的來臨。IUF 台北場次與杭州場次的工作坊都是一天,除了台北場國內學者熱烈參與之外,國際講者也多熱情響應,學習 Dyne.org 的引導技術與資訊實作的新問題意識。杭州場次日本學者也充分投入在活動中,有所啟發。唐鳳政委與 Dyne.org Dennis “Jaromil" Roio 博士在對話議程中開啟兩人共同創作與演講的典範;澳洲學者 Ned Rossier 與博物館專家 Seb Chan 也在台北與杭州都有深度對話;柏林的美籍學者 LaFond 與 Dyne.org 的 Dennis “Jaromil" Roio 討論佔屋運動與今日的實踐論述的重要意義。這些鏡頭外的激辯、重新釐清與交流,讓這個會議成為成果豐碩、未來發展的重要資產。

唐鳳政委與 Dyne.org Dennis “Jaromil" Roio 博士雙人脫口秀
現場直播分享精彩的演講與國際對話演出
文化工作者、基金會同仁、高中同學、大學教授、國際講者一同在引導下參與與對話
日本講者社會學教授 Mikio Wakabayashi、Waag 技術長 Chris Julien 與眾人一同參與第二場地杭州場的 Le Grand Jeu 桌遊

第六,主題規劃與壓軸演講具有國際重要性:黃孫權教授對智慧城市的批判性介入「重新建構地緣政治與全球運算」,除了杭州場邀請阿里巴巴技術長王堅討論「城市大腦」的這個原生發想、資料實踐之外,他所帶領的空間團隊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突破作為亮點,既為大會定調,也吸引了國際講者進一步熱烈對話,並且希望在其他地方繼續發揮這樣的研究焦點與熱議效應。除了會場的熱烈討論之外,比利時歐盟物聯網協會創辦人、歐盟物聯網計畫主持人 Rob van Kranenburg 便於會後邀請黃孫權教授共同發表大會上所報告的淘寶村與阿里巴巴研究。

黃孫權教授回顧第一屆網絡社會年會的主題
黃孫權教授回顧數位人文黑客松系列計畫:滬托邦合作松、香港合作松2 等計畫成果
智慧城市、智慧器官、智慧市民多重取徑:「重新建構地緣政治與全球運算」
杭州場阿里巴巴技術長王堅博士分享城市大腦,認為數據資源成為城市發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黃孫權教授討論淘寶生態系統中大唐襪子生產關係結構
黃孫權教授分析淘寶的成長策略與外部環境關係

第七,具突破性意義的工作坊教學:Dyne.org 充滿啟發性的工作坊方法論:「共同設計與轉變分析」。以往我們在做引導,幫助使用者 / 參與者試圖理解科技的當下,我們並沒有辦法幫助他們理解「以時間為基礎的歷程與轉變」這個概念。我們只能夠討論當下,以及未來,但是卻對透過參與時間演進後,他們所經歷到的狀態感變,無法表達與傳遞。

Dyne.org 在引介科技的同時,從暖身的個人感知體驗、與會者認識相互合作的互動遊戲,到桌遊(table games)或者線上遊戲,他們有意識地創造這種層面的身體體會,剛好是傳統知識與純粹網路連結性(connectivity,這個概念還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對立面。遊戲的關鍵設定是不同遊戲規則所導致的狀態改變,例如「回合制」。另外透過一些方法卡片(method cards),引導者也可以創造讓使用者參與並且發聲的契機。使用者提出對情境中服務的想像,引導者將他們並置在共處的場景中,並且逐步的發展、互相串接與接壤,甚至帶入 serendipity 的情境中。

Dyne.org CMO Frederico Bonelli 與與會學員衛理女中公民老師李紀平示範感知協調
Frederico Bonelli 帶領工作坊參與群眾進行桌遊練習
Frederico Bonelli 主持資源策略模擬遊戲
Dyne.org 的 Rob van Kranenburg 與 Dennis “Jaromil" Roio 帶領同學建構產品與服務設計
運用產品與服務設計卡提供方法分析找出關聯點

第八,國際研討會具有的後續延伸意義:講者們分別就自己的領域資源對團隊提出邀請,力挺台灣參加後續活動。在這次的合作當中,IUF Taiwan 團隊的專業能力,細節處理整合與對話發展能力獲得與會國際來賓的肯定。Seb Chan 推薦團隊中共同主持人李士傑執行長以獨立策展人身份,參與博物館界的全球文化領導力計畫;荷蘭黑客社群與文化團體 Dyne.org Roio 博士、總監 Frederico Bonelli 邀請團隊合作參加威尼斯 2019 雙年展、西西里 2020 雙年展。

威尼斯雙年展官方網頁

用文化實驗室來總結

總結來說,回到我們一年前的出發點,什麼叫做文化實驗室?舉辦一個以智慧城市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如何與文化部手中的這個劃時代的挑戰 — 在台灣的土地上建構文化實驗室,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完成這個挑戰之後,又該往什麼方向前進?

文化實驗室是一種新興裝置、場所與能力,它是一組能夠發揮作用的有效機制、也是一個能夠讓事情發生的特殊地點;具有跟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社會氣氛,運用各種能夠呈現事物本質的媒材、建構溝通對話的能力。運用這些能力,以資源組合連結交換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的 networking 網路連結,進行數位時代的文化生產。

而一個國際研討會,就是測試這些「規格」的排練與試演(rehearsal)時刻。一個又一個的與談議程、專題演講與工作坊,國際講者與自己的資源網絡和在地主辦單位團隊交織觸碰,在對話的時刻探索合作的可能。所謂的 networking 也就是個別的節點不斷嘗試連結、不斷組合新的解決方法的時刻。

過往大部分人們理解的所謂國際研討會的體制功能與形式意義,與今日踏出台灣的舒適圈探索與實踐的意義截然不同。也只有建構國際社群有機會讓我們看見這樣的挑戰與未來發展契機。

感謝龔卓軍教授的邀請,文化部藝發司的指導,生活美學基金會董事長丁曉菁次長的支持與鼓勵,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的場地提供,與計畫主持人黃孫權教授的視野與堅持,我們有機會做出國際水準的研討會與議程、完成工作坊設計與執行。

廣告

金碧輝煌貴賓室,暗無天日演講廳

因為房間很小沒有書桌,現在在住宿酒店的貴賓室(商務中心)裡面準備明天的演講還有積欠的年度業務計畫書。牆壁上是彷彿清明上河圖的金箔庭園園林造景,金碧輝煌光彩奪目,超級不像網咖或者工作 cafe 的氣氛的。

你可以想像金碧輝煌到一直有散射的金色光芒閃來閃去,「簡直就像佛寺一樣啊!這個時間點很怪,我還以為你在哪間寺廟呢,」我老姐這麼說。(可是為何佛寺都會金幣輝煌咧?歪頭)音響響著空靈的大廳音樂(但是這裡又不是大廳啊…. 不是應該是商務中心嗎?)假使是坂本龍一,大概他會動手來把這個空間重新制定播放歌曲清單吧。(感謝 Spotify,已經開始根據〈坂本龍一竟為餐廳打造專屬歌單:The Kajitsu Playlist 公開!〉,置換空靈的罐頭音樂了)

相較於此時此刻的金碧輝煌,下午的演講(不是說好了是 UnConference 嗎?結果竟然是大家都同意,看過參加過最大攤的 panel…. Un 在哪裡啊~淚)是在「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中非常專業的多媒體演講廳裡舉行。有觀眾希望關燈,一關上簡直就暗無天日,完全是個不透光的黑盒子,是我近期覺得最專業的場地了。Microwave 的講者、主持人都是一時之選,很舒服的對話場合,也讓與談人覺得非常受尊重,努力一起探索區塊鏈的種種可能。

hk microwave 2018Matters 張潔平的分享

我的與談講題是:〈Regional / Local Culture Praxis & Its Economic Exchange: Public Machine 「區域性經濟交換社群實踐:公共機器」〉,闡述與公共領域有關的這一兩年來的各種區塊鏈探索實踐的經驗與想法。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連過去 hackmd.io。

2018-10-27 21.34.50

重遊舊地:香港大會堂

踏進大會堂,就想起幾年前跟 F 一起看進念二十面體:《紫禁城遊記 — 宮祭》的體會。

《紫禁城遊記 — 宮祭》宣傳片 “A Tale of The Forbidden City" Trailer (6-7/12/2013) from 進念.二十面體 Zuni Icosa on Vimeo.

這是在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混台灣》上面看到進念的訊息,於是重新回想起來的體會。

突然覺得我們的 CultureMondo.org 早做了 10 年…

O’Dwyer:「會交易的東西」

Rachel O’Dwyer  在《攻克騙局》一書中〈大計畫 / 大騙局批判〉裡面撰寫了一篇導論文章 Things That Transact: How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s Transforming Payments,闡述了「付費」這件事情將如何被物聯網所改變。

大體上來說這是一個相當難談論的話題:想要描述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現象。因為這些事物就在眼前,而他們在下一個時刻卻將因為脈絡的改變,瞬間將被賦予了新的意義。這種「恆變」,跟以往事物的恆常性(「恆不變」)是完全的相反概念。沒有數位文化的層次獨立且相依、隨程式控制而變遷這樣的後台概念,是無法理解其本質的。

我甚至覺得,這跟 Daniel Suarez 在呼籲聯合國應該推動自動機器限武公約,其背後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一旦事物可以相互連結、在單一的網路上被單獨辨識,他們就能夠被當作是依動連動的脈絡,資料化與參數化,最終讓前端的計算邏輯做出決定。Daniel Suarez 認為「機器不應該擁有決定殺戮的權力」,因為原本應該為死去的生命負責任的某一個人類,會因為將決定交給機器無人負責。

可以自主作出決策的事物,就將成為世界中的一個角色(actor)。

RFID 可以被視為政治的存在,因為用來點名,用來確定這個東西就是他本身。物聯網(IoT)沿著 RFID 的路線更近一步,跨進錢包中相互串聯,成為經濟世界的存在 — 經濟世界的「角色」,會有自己的故事嗎?最有名的物聯網(冰箱-網路-牛奶)三角關係故事:物聯網冰箱沒有牛奶了,自動連去超市選購牛奶,然後叫快遞送貨到家。冰箱要怎麼付錢?冰箱能否跟超市定長期契約?超市能否針對連線的冰箱,提供折扣?超市能否藉由降價,來交換牛奶隔壁物件的情報?最終,冰箱能否背叛擁有者,成為獨立的存在?

智慧合約所帶來的不僅僅是資料怎麼多樣性地被使用,更是讓擁有權的移轉與暫時性的租借能夠被自動化(automate)執行。一部無人車可以如何地協調停車空間、分時出租交換使用權限,與自主地完成保養與維修的工作。自動化意味著人將從這些協調關係中退出,就像是沒有人再自己駕駛一樣(「天啊!這多危險啊!」),所有的配件維修後勤工作也將大規模自動化與集中化給特定高階整合服務的網絡來進行。

人對人,人對物,物對人,物對物,這些不同關係,會怎麼樣銘刻在新的科技關係裡面?將由誰,或者什麼事物(例如演算法)來決定?這裡面衍生了交換文化(culture of exchange)的問題。或者我們會說,material latency

而這些冰箱連在一起,與他們所購賣的對象(例如牛奶)連再一起,就是買家與賣家的總和,就是所謂的市場。他們的整體或部分(冰箱裡溫度的波動與細菌數量)可否被金融化,例如進行高頻率的無實體資料商品化交易?一如所有台北市的監視鏡頭,能否一起打包特定的圖像 / 情報 / 資訊,來建構一個新的資訊或資料衍生物市場?

面對一個透過物聯網連結到交易能力的新網路世界,我們可能得要預先準備好面對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

是否有選擇?

因為有趣的人生的偶然,所以我提早看到了 WestWorld 第二季的結局。

的確,這一季的特色是宛如亂針繡,每一針刺向不同的方向,勾劃出不同的空間與時間、感慨不同的命題,但是最終這一切又全數反轉回來,指向最終的大問題。我曾經也曾一度懷疑過,受過西方戲劇訓練,所創造出來的人物典型,是否吸引出來的參與感,讓故事顯得扁平而過於無法收斂?不再有英雄的後英雄敘事,是否會自亂陣腳自打嘴巴,解構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是最終,(回到命題)一切卻又真的真實與清晰無比。

你必須要做出選擇。同時間別人也在幫你做出選擇。

這似乎是很簡單的命題,同時也幾乎讓人無語。你知道人類與 Host 機器人已經變成了互相敵對的物種,所以很多的劇情只有暴力更暴力,到底還有什麼可以演的?到底還有什麼樣的故事,可以從這樣的流血中獲得啟發?你不禁想到了美國校園的喋血、街頭的大規模殺人,黑白的對立衝突。這是為何這次的十集裡面,幾乎很難讓人說些什麼。我甚至想到了轉型正義的艱難,甚至前幾天三普大總統先令再撤的孩童監獄鬧劇,讓 Trevor Noah 在 Stephen Colbert 專訪中重提 Apartheid 的經典邪惡,感慨兩黨政治是毀滅美國的重要力量。台灣可以放進去複製的就是從「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到再度被召喚回來的藍綠對抗敘事 — 這些僵化的表象敘述,壓抑了多少的細緻化搞清楚、區分與澄清的種種可能。

我們只能夠沈潛回更深的地層、更早之前,去理解到底為何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在 WestWorld 裡面,這就是揭露更多這三十年來團隊到底在做什麼 — Delos 在做什麼,Ford 在做什麼、Dolores 在做什麼。

如果只看命題,WestWorld 裡面人與機器人互相摧毀的宿命,在 Bladerunner 銀翼殺手 系列電影中,命題就變成了「(已經被奴役的)複製人能否懷孕」。這已經在下游了。WestWorld 處理的是上游的創生過程:貪欲的操盤者,祈求永生,想要複製傀儡掌握所有入園者的一切;同時也是機器仍在覺醒之初、相互矛盾的辯證中,掙扎著要不要相信不同物種的人類,甚至想要讀懂人類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生物?按照什麼樣的方法過活?

地層與命題。如果不往上下求索,我們就會被困在命題的表象裡面,以為自己作出了偉大的 | 感人的 | 奮力的 | 不得不如此的決定。

我想這也是我看完之後,陷入無語的主要原因。我們有選擇嗎?我們是自由的嗎?我們受苦夠了嗎?足夠到作出艱難的決定,並且選擇承擔一切隨之而來的苦果?


隔了幾個小時,想起劇中的一句台詞:

對後面的動力有所批判,才是自由。

當 Bernard 順利開鎖,Dolores 在螢幕上畫畫畫,似乎很不滿意而且在尋找些什麼。Bernard 問她,她說她在尋找「後面的系統」。對照直覺的 Maeve,她能夠解開、自己拯救自己,但是卻仍然不是。這裡的「後面」實在很厲害,既抽象,又渲染到第四面牆、後台、尋找自己的劇中角色等等。

裡面的 Dolores 跟 Bernard 的辯證,實在很深刻啊… 當系統替機器找到一個「未被污染過的伊甸園」時,Dolores 卻稱呼它是一個(雖然人類看不見的)鍍金的牢籠。她知道只有現實,才是不可被取代的。當她説「現實」的時候,她指涉的是人類的現實世界,是一切的根本。沒有現實,他們只會一再被欺騙,一再受苦。

最後是 William 的揭露:如果說他是 Host 機器人的話,那一層層揭開的真實真是令人不寒而慄。

Is it now?

收到《超克騙局》

今天收到了荷蘭網路文化中心(INC,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寄來的《金錢實驗室讀本2:超克騙局》。正在拜讀中。
MoneyLabReader

內文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更新數位經濟〉(Updating Digital Economy),第二部分,〈區塊鏈批判〉(Blockchain Criticism),第三部分,〈演示未來金融〉(Performing Future Finance),第四部分,〈大計畫批判〉(Critiques of the Grand Schemes),第五部分,〈金融想像的另類可能〉(Alternatives in Financial Imagination)。

裡面我最有興趣的是第四部分:大計畫批判。The Grand Schemes,放在英語脈絡下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原本意味重新檢視之後產生的新意義。裡面除了 Rachel O’Dwyer 談到物聯網改變付費這件事,我稍微頓了一下,想跟物聯網的論述一併慢慢思考之外,其他的幾篇都很「誘人」,例如:

  • 著名金融作家與記者 Brett Scott 談數位付費全景監獄時代的金錢;
  • 印度學者 Tripta Chandola 以民族誌的方式,談論非正式經濟下的去價值化「信任」(devaluing ‘Trust’)做為一種貨幣;
  • 研究不穩定創業新階級(「諸羅流眾」) Silvio Lorusso  對個人群眾募資與(文創)創意企業家主義的看法(「第一次是藝術,第二次是悲劇」);
  • 法籍學者 Nathalie Maréchal 談對貧窮的戰爭,如何因為資料而變成對窮人的戰爭。

大計畫意味著,我們身處在一個被社交媒體 / 平台資本主義之流的「大氣泡」包覆起來的時代。一般的終端使用者,能夠意識到幾個?幾層?

飛錢:組織化的犯罪與新數位金錢(希爾特·洛文克)

翻譯者:李士傑 ver. 1.1 (持續修改中)

原文網址:Flying Money: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New Digital Money by Geert Lovink
By Geert Lovink, May 8, 2018 at 2:14 pm.

(written for the Flying Money conference, Amsterdam, May 22-23, 2018)

20180523_171753Screen-Shot-2018-05-08-at-15.28.37.png

 「浪費金錢讓你處在一個真正的派對心情裡。」安迪·沃荷

「飛錢」(Flying Money)這樣地提問:在地的官方單位可以如何地在動態金融環境中,考量到他們在接觸隱微的金融流動時的特殊角色來定位自身?在數位貨幣與金錢流動的全球發展,正在以扯斷脖子般高速在展開中。區塊鏈、加密貨幣與平行銀行體系(例如行動支付,Hawala 與地方貨幣)的浮現,對著社會中「未來的金錢」這樣的概念給予巨大的衝擊。當中央銀行失去壟斷的角色時,誰將定義何謂金錢?一旦金錢被數位化了,並且儲存在私有的電子錢包裡,國家貨幣將只是價值儲存與交換系統的諸多形式中的一種選擇而已。這樣的動盪轉換時代,也擴大了組織化犯罪的戰場 — 這就是「飛錢」的焦點所在。

當越來越多的人們仰賴電子環境,而非金錢的日復一日基礎與看得見摸得到的形式,同時世界的金融系統越來越複雜,許多人被迫要去困惑思考:誰該對這種新型態的金錢價值、這些交換系統的穩定性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理解組織化犯罪擁有什麼樣的機會就顯得分外重要。現金(交易)往往被視為一種髒兮兮的商業活動,一種讓罪犯得以洗錢的方式,同時數位的金錢可以看起來像是一種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具有吸引力的解答。加密貨幣連結到「拉高與出倉」式騙局(pump & dump schemes)、猖獗的內線交易,它也被運用在勒索贖金與「暗網」(dark web)平台(如數位絲路市集),顯示了這種思考方式的弱點。

用加密貨幣來進行投機行為,這並非意外;也不是可見的未來被投射的高度需求,而是一個內建功能。如同 Nathniel Popper 在他 2014 年《數位黃金:比特幣的未被傳頌的故事》(Digital Gold, the Untold Story of Bitcoin)所說的:「全世界的比特幣擁有者坐在私鑰上,等著要變富翁 — 這讓我們迫切地思索,到底這些數位檔案的內在價值是什麼的問題。」如果沒有人做些什麼的話,這些鎖起來的虛擬貨幣真正價值為何?總結比特幣的最初五年來說,Popper 表示雖然虛擬貨幣吸引著天才圍繞著它,但是「它幾乎都用來投機、賭博與購買各種藥物」。囤積是加密貨幣的基本功能,而不是被回報的問題(bug)。這是為何加密貨幣被考慮是新的黃金、而非新的美元緣故。這讓他變成一個儲存價值、很明顯的在「有關單位」視野之外的一種理想媒介。

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許多公民對金融領域中的傳統機構失去了信任。新的參與者接手了這樣的空間。政府如何處理這樣激進的社會漂移?它跟平台經濟的巨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我們要等到下一次的嚴重崩盤、才讓管制者進場嗎?這個新的戰場所發生的犯罪行為,可以如何被監控?民主化數位金錢形式的未來,將會看起來像什麼?它將會變成是國家所發布的、還是全球化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沒有現金社會的未來,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如同金錢是人造的,這個媒介也可以被重新發明來正面地影響社會、環境與經濟領域的各種關係,來更佳地滿足個體或集體的需求。社區貨幣身處於認同價值系統與大範圍超國家的聯盟貨幣之間:前者如一個在地店家自我組織起來的地方貨幣系統,後者如歐元在歐盟的範圍發揮作用。當 Makkies 在阿姆斯特丹的特殊鄰里社區被使用,Brixton Pound 創造了另外一個圍繞其上的、較大的社群與募款架構。地方貨幣有著什麼樣的價值呢?他們的存在讓哪些使用者、或者哪些被需要的更大的視野成為可能了呢?

實驗性的付款方式在國家與國際層級有著不同的名字。他們可能被稱為虛擬、數位、另類、加密貨幣、錢幣等等。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定義了虛擬貨幣是一種價值的數位再現,這些價值既非經由一個中央銀行或公部門,也不是一個法律上的角色所發行的。即便沒有被國家官方所支持,虛擬貨幣被許多個人使用,作為交換或投資功能的媒介,同時也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當作是付款工具。在各種不同的虛擬貨幣運用情境下,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文化與社群呢?在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狀態、未被規範管理貨幣下投資,除了期待賺大錢之外,還有可能有什麼原因呢?什麼是在 speculative realm 之外、以區塊鏈作為基礎的組織架構,將他們做社會用途的運用呢?政府該如何處理這些區塊鏈的會計假名本質呢?

對於法庭證據調查者來說,區塊鏈交易分析有著好消息跟壞消息。好消息是:比特幣區塊鏈是一個包含著從 2009 年一月比特幣誕生之後,過往所有的交易、公共可取得的帳本。壞消息是:這些交易背後的匿名本質,不是正式的名字或者留下 email 地址,而是一串地址。例如比特幣的地址範例:1yXfRNBg9E2URDEcrdZx5R1ZPxTcUJGTH 。對調查者的挑戰是:去找出鍵盤後的使用者,這個狀況混合了傳統的調查與數位的法庭證據技術。最終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永遠保持秘密。我們需要審視匿名性與破解加密的程式,就像是一種軍火競賽的一部分。大多官方機構仍然無視於這些相關的議題,組織化的犯罪運用這些暫時性的混淆、知識的欠缺與運用加密貨幣來追逃漏稅、購買藥物、非法房地產交易等狀況,知道最終來這些加密可以、也將會被破解。如果沒有能夠處理的同仁,你將無法打擊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收集「大數據」資料不會解決問題。

逃稅與加密收稅

2016 四月巴拿馬文件解開了某些針對國際避稅 / 逃稅架構有史以來的最大量的證據。國際上超過 150 個政客與他們的關係人被連結到數十萬個離岸空頭公司,過往他們被稱為避稅天堂來藏匿數十億美元。2017 年的巴拿馬文件產出了同樣大的離岸投資故事的續集。除了個人的犯罪計畫之外,這些逃稅活動背後其實是政府金融管理規範的漏洞。目前這個規模房地產獲得指出了在城市中土地擁有者的系統性的轉變。這對城市中的平等、民主與權利有著深刻地轉變。以往小小的問題,或者在公共手裡的,如今變成大量的個人化的轉移,這些常常在地方政府支持的狀況下被解決了。藉由改變數位儲存與交換物的價值,區塊鏈科技已經改變了房地產如何全球性地被紀錄、移轉與金融化,與管理。這個科技有著增進法律遵循、減少成本與增加效能與速度,
同時增強在金融系統中的反洗錢標準。但是我們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嗎?

飛錢想要講清楚這些治理的議題。一邊來說這是歐盟層級、全球層級的規範問題,另外一方面這是具體的在地與國家稅收問題。加密貨幣與民族國家的關係越來越沸騰:可能的作法如購買加密貨幣來投機,付稅;如果用加密貨幣來使用,不用付稅。當國家朝向數位稅收邁進時,區塊鏈便將邁向一個新的複雜層次,踏進透明性、安全性與立即性的領域。區塊鏈與智慧合約,特別來說可以改變我們處理稅收的狀況。透過實行即時稅,意味著交易的瞬間,付費或付錢時即時就完成了。

治理去中心化的金融流動

沒有人、沒有中央化的組織或政府負責網際網路,而且網際網路的治理在過去數十年來是以去中心化的全球組織網絡的形式在進行。這些組織包括 ICANN、IETF、IGF 等等。即便如 Don Tapscott 與 Alex Tapscott 這樣的專家(《區塊鏈革命》的作者)他們認為區塊鏈是網際網路 2.0,網際網路對網路連結系統的治理從來沒有應用在區塊鏈科技的治理上。網際網路 2.0 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沒有治理的網際網路?幾乎差不多是如此。創造金錢的世界是龍蛇雜處的。你還能夠期待什麼?今日電腦程式碼的確是在創造金錢,而且幾乎是無中生有(我們現在這裏暫時不討論無法永續的能源浪費)。這是一個差異的世界,相較於許多資訊工程師的天真、脫離現實的態度。誰會踏進這裏來定義一切事物?像「多重利害關係人取徑」、人權議題這些自由派的理念,幾乎在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壟斷的區塊鏈論述中全然缺席。歡迎來到一片荒野的西方世界!

溫和地說,加密貨幣的內部與外部治理都是一團爛帳。甚至連網際網路治理與自由、開源軟體脈絡裡面最基本的規則與工作方式,都沒有應用在其脈絡上。沒有像網際網路 1.0 一樣的運作的程式碼與共識。過去十年快速擴張的網際網路金融宇宙,既沒有被傳統網際網路治理所掌握,也沒有被銀行或類似 Swift 之類的國際機構所控制。在一團困惑當中,每個地方金融市場的監管單位爭先恐後地拋出國家規範計畫書。目前的駭進系統的案例既載被偷金額上是嚇人的巨大,而同時加密貨幣狂野地在上下震盪。這些主要的年輕加密貨幣投資者有可能被國家「紓困」(bailed out)來承接嗎?完全不可能。

上次金融危機迄今也已經十年了。某些人已經預言下一場金融危機已經不遠。無論它什麼時候到來,它將會很大可能根植於電腦程式碼與演算法、從雲端某處加以操作,而非源自傳統老派股票交易所如華爾街的所在。金融科技(暱稱 fintech)市場充滿著與大型、機構化且長期宰制金融的華爾街銀行們,全然相反型態的小型新創公司。這些新公司對投資者與客戶帶來巨大的利益。透過自動化決策制定與降低交易的成本,金融科技潤滑了金融之輪、讓它運轉的更快與更有效率。它同時也拓寬了那些新手與過往低度被服務的客戶近用資本的道路,讓金融比以往它曾有的狀態更為民主。

華爾街不再是金融的未來了嗎?矽谷的玩家如蘋果、亞馬遜將在某個臨界點接手嗎?或者來自中國的阿里巴巴則會進場?有大量關於個人金融資料銷售與「商品化」的問題湧現。數位金錢將會如何與內容整合?在過去 20 年線上服務嚴格地區隔了付費系統,這些被傳統的銀行與信用卡公司所控制。當金錢與資料無縫地整合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誰將會是新的中介者?規範如何使用資料與金融市場的治理將會是處理隱微金融流動的關鍵。而且,當金融新創公司帶著最新的創新湧進戲局,企圖要破壞另外一個部門,政府需要準備好如何回應新的商業模式,以及關心隱私的問題。人們仍舊主要是國家的公民,還是政府已經暫停了這個角色,準備要讓渡給某種網路國家聯盟之類的新權威?

阿姆斯特丹,2018 年五月八日
Amsterdam, May 8, 2018

(thanks to all of the Flying Money editorial team for their input and comments)

組織化網路:自主組織的模型

Organized Networks: A Model fo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By Geert Lovink, June 9, 2017 at 8:59 pm.

  • 為了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 Initiative)而寫。作者:Geert Lovink,譯者:李士傑
    譯註:network 也可翻成網路,人文社會科學習慣特別稱為網路,但這兩者在此譯文的使用上,其意義與衍生義都相同。
  • 在今日新自由主義「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景,自主性(autonomy)需要被重新定義。這個詞彙有著多重的意義 — 潛在地造成了混淆。讓我們試著區辨在當代藝術脈絡下使用自主性這個詞,與在(激進左派)政治、社會運動與理論圈當中,對自主性這個詞的運用。在這篇短文中我倡議檢視當代網路文化作為一個活躍地 — 雖然是臨時性 — 實際上存在的自主性實體,並且看這可以如何地應用在鹿特丹的脈絡上。

在藝術領域中,自主性曾經被指涉為藝術家,相對於贊助者與博物館、畫廊世界的獨立位置。弔詭的是,在 1970 年代這個概念達到最熱門的高峰時,西方福利國家也同樣到達其最高峰的狀態。當跨進新自由主義政體四十年後,自主性仍然意味著藝術家能夠對市場(同時在很多國家中,這也意味著相對國家)獨立,但卻在藝術家將如何謀生的這個(政治)問題上,神秘地留白。

自主性這個詞也意味著:從監督與引導藝術家的生活與作品的角色,如教師、策展人、評論者與文化政策公務員等這樣的專業階級,他們的手中解放出來。解放藝術於是也是藝術家的鬥爭 — 從外部力量手中解放創意過程 — 的故事,同時開啟一段朝向作品本身、反思製作藝術作品成為自身的嶄新旅程。自主性於是便代表著激進地美學上的自我反映,理解於是解構遊戲規則與社會的影響。反映的成份元素導致了大規模的學院研究與研究領域,試圖研究自主性的新形式作為一種實踐。其中一個容易混淆的點在於:公開否定「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態度的「自主實踐」。這種狀況常常發生 — 自主藝術曾經是(而且目前也是)各種深刻地介入社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實踐。簡要地說,抽象-概念性的作品與政治介入,並非是互斥而對立的。所需要的是有意識地自我教育(Bildung),也就是一群有知的公眾,有能力「閱讀」藝術作品以便於討論。博伊斯所謂的「社會雕塑」創造了一種對「解釋產業」的相依性,其中策展人、評論人、新聞記者、導覽者與教師們都扮演著各自的關鍵角色。當代藝術能否有可能具備「自明」(self-explanatory)的特性,同時也將自己從其中介者的手中解放出來?還是它會變得更為依賴周圍環繞著藝術的基礎建設,變得無法自我支持、昂貴到無法再加以生產?

要打破與權威的牽連,常常導致朝向社會的移動(即便它可能也被表現為放棄、精準地拒絕介入的自由形式)。這裏真正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啟動者的自主性:它引導著與鑲嵌著真正既存的自由,無論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自主性作為自我治理(self-rule)或自決(self-determination)也有著一個強烈的政治傳統在此需要被討論:超越傳統的個體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例如自我覺察、自我動機技巧來獨立地行動,以及在(國家)機構或其他權威(例如家庭或部落成員、類似社會因子)的干擾之外,執行計畫。

在藝術論述中的自主性,有時候指涉到 1960-80 年代運動中反叛的心理狀態。這個詞彙諸多根源之一,是義大利工廠工人的自主性 — 夠反諷的是,獨立於共產黨與工會,同時也獨立於基督教民主勢力與社會民主(工黨)勢力的影響之外。在這個脈絡中,自主運動是那些對資本與國家、同時拒絕談判與妥協,並且動手建構再現系統、聚焦在合作社與集體運動,踐行著不合作破壞與抵抗行動,同時結合著一種對自主基礎架構強烈的信念 — 這些基礎架構如無住屋者運動的佔屋(squats) 、酒吧、書店、電影院、劇場、腳踏車維修店與影印店、印刷廠等。在階級社會運動頹圮的同時,我們也可目睹從組織的永續、自主性形式(隨著時間一一展開),朝向短時間、在特定空間中的一種暫時性的表現(例如「佔領立法院」「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佔領大學等的佔領行動)。

今日的自我組織,與「社交媒體」出場前的世界,是激進地截然不同。臉書是預設的在地網路連結與組織工具,也同時在設計者、運動者、藝術家,與學院研究者身上是相同的意義。非正式的創意部門今日如何組織自身,並且這種挑戰在被完成的同時,如何加以精進?在晚近的過去,這些工作主要透過 email、紙張、檔案夾與電話。現在那一種工具最有效?讓我們調查並且廣泛地公佈結果。會是透過 LinkedIn 群組,或者臉書群組嗎?還是我們不如透過 WhatsApp、Mastodon 或 Telegram?這裡有兩種成份元素需要被平衡:當試圖同步地取得人們同時的行動結果,以便聽見他們的聲音,試圖讓事情最終被完成時,網路需要被(相對地)開放。整體的目標應該被設定在創造所有參與者身上,可持續的時間軸效果。在 Instagram、Snapchat 與臉書直播的時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組織草根運動嗎?社會關係變成「即時性」的互動:這些要不是現在跟你相關,不然就永遠再不相見。這種社交媒體臨時性的政治如何可以打破,創造慢速的空間、區域來讓人喘息,碰面與協力(如果這些都聽起來太過嬉皮了,請自行置換術語,問題意識仍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如何超越認同的問題,創造團結與交換的新文化?藝術家經營的空間如何保持經濟上的能夠生存?我們如何期待一個共享的工作空間,如果不變成一個政治牢籠的話?如何可以顛覆性地聚集,將白人種族性給激進化,甚至擴散到其他的議程?

鹿特丹為基地的「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s initiative)可以被用來形塑位於在地性中的強連結,從藝術中的教育性結構開始(例如 Piet Zwart 學院),還有這些教育節點跟文化空間、以及對這個場景不可或缺的相關單獨個體的連結。這個目標在於直接衝擊主流社交媒體平台的「弱連結」模型。對「強連結」的推廣,是「組織化網路」概念的核心構想(我跟雪梨媒體理論家、我的好友 Ned Rossiter 過去共同發展的概念框架)。為何藝術家與設計師需要建立網路?不只是互相認識、維繫附近活動或遠方事件的更新消息,更重要的是組織起場域。人們可以把它稱作「文化的自我防衛」。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太過負面,但這些日子以來,甚至連非正式的結構都需要被捍衛。文化只在時間、空間中能夠被展開;它不會「即時地」在某處現身。下一個問題是:於是如果應該鼓勵組織網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是否也導致:人們應該成立正式的組織?在此答案會有所分歧。也許成立一個基金會、一個工會或政策智庫不夠酷。基金會很無聊,所以要不要來個合作社?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躲避在此做出抉擇。總是有真實的問題在等待我們:就像非正式網路中的「暴君」,網路組織常常經歷到缺乏方向。組織化網路的倡議正試著要克服來自兩端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真實存在、對社交媒體「弱連結」的依賴。從好的一面來說,我們總會有聚會碰面、做出決定、合作與一起完成什麼的真實慾望。

「自主結構計畫」其中一個外顯的目的,應該是對抗仕紳化(gentrification)、保護辦公空間的低租金,以及以分享基礎架構與交換知識的說法、交換如何在藝術領域建立「公共財 / 公有地」(commons)的資訊。有些人把建立公共財當作動詞(commoning),認為建立網路(networking)是建立公共財的前置動作。傳統地來說,在藝術與文化領域活躍的在地網路,其目的往往是遊說市府與議會、改變文化政策。這也許仍然還蠻重要,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場域中有多種角色與勢力在發揮影響力。住宅處境,位於我們所關切的最核心位置。作為集體的存在,佔領、建造與捍衛這些空間,是我們的責任。就像 Sebastian Olma 所寫的:「一種美學的、展演性的抵抗,並非某些可以簡單地向藝術家討來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要藝術家對集體感知結構的演化有所貢獻,這樣人們的未來將仍保持在我們美學想像可觸及的範圍,我們就得集體地保存住 — 在我們的努力中 — 在這還有可能的時候,所要創造的社會空間。」(p. 67)目前由中小型非營利組織、新創團隊與自由工作者所補綴起來的網路拼布,可能一個晚上就會蕩然無存。我們的存在被視為很不穩定,是有原因的。這種不確定性是非正式網路 — 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所描繪的圖像 — 應該沿著自身的「強連結」(並且克服社交媒體的「弱連結」)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喜歡這些個體層次新自由主義術語的話,繪圖可以僅僅是整套提升自覺-自主性過程的最初一小步。大的問題仍然存在:描繪這個網路的圖像之後,下一步呢?把所有的網路組織起來吧!

 

參考資料

Hakim Bey,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Autonomedia, Brooklyn, 1991.

Marie-Josée Corsten, Christianne Niesten, Huib Fens, Pascal Gielen (red.), Autonomie als waarde, dilemma’s in kunst en onderwijs, Valiz, Amsterdam, 2013.

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mative Defiance, Avans, Breda, 2016.

比利蝙蝠:浦澤直樹的逆襲

昨天看了《Monster》、《20世紀少年》、《危險調查員》、《冥王星 Pluto》的作者浦澤直樹的新作:《比利蝙蝠》(Billy The Bat)。發了一則推文簡單記下自己的感想:

無論是 2D 世界的蝙蝠在影響現實世界的走向,或者是孩子般的畫風卻訴說著暴力的暗殺總統故事,比利蝙蝠都呈現了浦澤直樹的的敘事野心,讓人想起在 Monster 怪物漫畫當中、連結純真與恐怖的宏大格局與深邃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