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不跟某個對象合作?」

其實思考自己的一些決策,老實說,第一時間我並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預設了一系列的潛在命題,而那些命題我基本上都沒有答案。這些潛在命題包括:

  • 我是那個做出決定的人,我做了一個不跟某個對象合作的決定;
  • 我跟那個對象都充分理解,合作在這句話的脈絡下是代表著什麼意思,而且對雙方來說,對方也很清楚合作是什麼意思;
  • 我了解合作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而且我主動回絕 / 拒絕了現在這個對象的合作可能。

在沒有這些潛在命題的答案時,我毫無疑問地無法在這個決策上有任何的行動 — 無論是接受或者拒絕。這是否意味著我採取了「以拖待變」,一種高級地說法是「以退為進」,實質上則是裝死的作法呢?有的時候我會有短暫的 pause 停頓,也隨即無法給出表象的「答案」。但是實質上大腦卻是不停地在「否證」(falsify)這個命題,試圖尋求著虛無假設被拒絕的可能。

如果拒絕了,當然就代表著該是光明正大踏出合作步伐的時機。往往這個時候時機成熟,資源也已經漸次到位。如果接受了虛無假設,則證明了的確不應該跟這個對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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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錢:組織化的犯罪與新數位金錢(希爾特·洛文克)

翻譯者:李士傑 ver. 1.1 (持續修改中)

原文網址:Flying Money: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New Digital Money by Geert Lovink
By Geert Lovink, May 8, 2018 at 2:14 pm.

(written for the Flying Money conference, Amsterdam, May 22-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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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費金錢讓你處在一個真正的派對心情裡。」安迪·沃荷

「飛錢」(Flying Money)這樣地提問:在地的官方單位可以如何地在動態金融環境中,考量到他們在接觸隱微的金融流動時的特殊角色來定位自身?在數位貨幣與金錢流動的全球發展,正在以扯斷脖子般高速在展開中。區塊鏈、加密貨幣與平行銀行體系(例如行動支付,Hawala 與地方貨幣)的浮現,對著社會中「未來的金錢」這樣的概念給予巨大的衝擊。當中央銀行失去壟斷的角色時,誰將定義何謂金錢?一旦金錢被數位化了,並且儲存在私有的電子錢包裡,國家貨幣將只是價值儲存與交換系統的諸多形式中的一種選擇而已。這樣的動盪轉換時代,也擴大了組織化犯罪的戰場 — 這就是「飛錢」的焦點所在。

當越來越多的人們仰賴電子環境,而非金錢的日復一日基礎與看得見摸得到的形式,同時世界的金融系統越來越複雜,許多人被迫要去困惑思考:誰該對這種新型態的金錢價值、這些交換系統的穩定性負責?從這個角度出發,理解組織化犯罪擁有什麼樣的機會就顯得分外重要。現金(交易)往往被視為一種髒兮兮的商業活動,一種讓罪犯得以洗錢的方式,同時數位的金錢可以看起來像是一種對這些問題的一種具有吸引力的解答。加密貨幣連結到「拉高與出倉」式騙局(pump & dump schemes)、猖獗的內線交易,它也被運用在勒索贖金與「暗網」(dark web)平台(如數位絲路市集),顯示了這種思考方式的弱點。

用加密貨幣來進行投機行為,這並非意外;也不是可見的未來被投射的高度需求,而是一個內建功能。如同 Nathniel Popper 在他 2014 年《數位黃金:比特幣的未被傳頌的故事》(Digital Gold, the Untold Story of Bitcoin)所說的:「全世界的比特幣擁有者坐在私鑰上,等著要變富翁 — 這讓我們迫切地思索,到底這些數位檔案的內在價值是什麼的問題。」如果沒有人做些什麼的話,這些鎖起來的虛擬貨幣真正價值為何?總結比特幣的最初五年來說,Popper 表示雖然虛擬貨幣吸引著天才圍繞著它,但是「它幾乎都用來投機、賭博與購買各種藥物」。囤積是加密貨幣的基本功能,而不是被回報的問題(bug)。這是為何加密貨幣被考慮是新的黃金、而非新的美元緣故。這讓他變成一個儲存價值、很明顯的在「有關單位」視野之外的一種理想媒介。

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許多公民對金融領域中的傳統機構失去了信任。新的參與者接手了這樣的空間。政府如何處理這樣激進的社會漂移?它跟平台經濟的巨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怎樣?我們要等到下一次的嚴重崩盤、才讓管制者進場嗎?這個新的戰場所發生的犯罪行為,可以如何被監控?民主化數位金錢形式的未來,將會看起來像什麼?它將會變成是國家所發布的、還是全球化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沒有現金社會的未來,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如同金錢是人造的,這個媒介也可以被重新發明來正面地影響社會、環境與經濟領域的各種關係,來更佳地滿足個體或集體的需求。社區貨幣身處於認同價值系統與大範圍超國家的聯盟貨幣之間:前者如一個在地店家自我組織起來的地方貨幣系統,後者如歐元在歐盟的範圍發揮作用。當 Makkies 在阿姆斯特丹的特殊鄰里社區被使用,Brixton Pound 創造了另外一個圍繞其上的、較大的社群與募款架構。地方貨幣有著什麼樣的價值呢?他們的存在讓哪些使用者、或者哪些被需要的更大的視野成為可能了呢?

實驗性的付款方式在國家與國際層級有著不同的名字。他們可能被稱為虛擬、數位、另類、加密貨幣、錢、幣等等。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定義了虛擬貨幣是一種價值的數位再現,這些價值既非經由一個中央銀行或公部門,也不是一個法律上的角色所發行的。即便沒有被國家官方所支持,虛擬貨幣被許多個人使用,作為交換或投資功能的媒介,同時也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當作是付款工具。在各種不同的虛擬貨幣運用情境下,創造出了什麼樣的文化與社群呢?在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狀態、未被規範管理貨幣下投資,除了期待賺大錢之外,還有可能有什麼原因呢?什麼是在 speculative realm 之外、以區塊鏈作為基礎的組織架構,將他們做社會用途的運用呢?政府該如何處理這些區塊鏈的會計假名本質呢?

對於法庭證據調查者來說,區塊鏈交易分析有著好消息跟壞消息。好消息是:比特幣區塊鏈是一個包含著從 2009 年一月比特幣誕生之後,過往所有的交易、公共可取得的帳本。壞消息是:這些交易背後的匿名本質,不是正式的名字或者留下 email 地址,而是一串地址。例如比特幣的地址範例:1yXfRNBg9E2URDEcrdZx5R1ZPxTcUJGTH 。對調查者的挑戰是:去找出鍵盤後的使用者,這個狀況混合了傳統的調查與數位的法庭證據技術。最終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永遠保持秘密。我們需要審視匿名性與破解加密的程式,就像是一種軍火競賽的一部分。大多官方機構仍然無視於這些相關的議題,組織化的犯罪運用這些暫時性的混淆、知識的欠缺與運用加密貨幣來追逃漏稅、購買藥物、非法房地產交易等狀況,知道最終來這些加密可以、也將會被破解。如果沒有能夠處理的同仁,你將無法打擊這些有組織的犯罪。收集「大數據」資料不會解決問題。

逃稅與加密收稅

2016 四月巴拿馬文件解開了某些針對國際避稅 / 逃稅架構有史以來的最大量的證據。國際上超過 150 個政客與他們的關係人被連結到數十萬個離岸空頭公司,過往他們被稱為避稅天堂來藏匿數十億美元。2017 年的巴拿馬文件產出了同樣大的離岸投資故事的續集。除了個人的犯罪計畫之外,這些逃稅活動背後其實是政府金融管理規範的漏洞。目前這個規模房地產獲得指出了在城市中土地擁有者的系統性的轉變。這對城市中的平等、民主與權利有著深刻地轉變。以往小小的問題,或者在公共手裡的,如今變成大量的個人化的轉移,這些常常在地方政府支持的狀況下被解決了。藉由改變數位儲存與交換物的價值,區塊鏈科技已經改變了房地產如何全球性地被紀錄、移轉與金融化,與管理。這個科技有著增進法律遵循、減少成本與增加效能與速度,
同時增強在金融系統中的反洗錢標準。但是我們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嗎?

飛錢想要講清楚這些治理的議題。一邊來說這是歐盟層級、全球層級的規範問題,另外一方面這是具體的在地與國家稅收問題。加密貨幣與民族國家的關係越來越沸騰:可能的作法如購買加密貨幣來投機,付稅;如果用加密貨幣來使用,不用付稅。當國家朝向數位稅收邁進時,區塊鏈便將邁向一個新的複雜層次,踏進透明性、安全性與立即性的領域。區塊鏈與智慧合約,特別來說可以改變我們處理稅收的狀況。透過實行即時稅,意味著交易的瞬間,付費或付錢時即時就完成了。

治理去中心化的金融流動

沒有人、沒有中央化的組織或政府負責網際網路,而且網際網路的治理在過去數十年來是以去中心化的全球組織網絡的形式在進行。這些組織包括 ICANN、IETF、IGF 等等。即便如 Don Tapscott 與 Alex Tapscott 這樣的專家(《區塊鏈革命》的作者)他們認為區塊鏈是網際網路 2.0,網際網路對網路連結系統的治理從來沒有應用在區塊鏈科技的治理上。網際網路 2.0 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沒有治理的網際網路?幾乎差不多是如此。創造金錢的世界是龍蛇雜處的。你還能夠期待什麼?今日電腦程式碼的確是在創造金錢,而且幾乎是無中生有(我們現在這裏暫時不討論無法永續的能源浪費)。這是一個差異的世界,相較於許多資訊工程師的天真、脫離現實的態度。誰會踏進這裏來定義一切事物?像「多重利害關係人取徑」、人權議題這些自由派的理念,幾乎在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壟斷的區塊鏈論述中全然缺席。歡迎來到一片荒野的西方世界!

溫和地說,加密貨幣的內部與外部治理都是一團爛帳。甚至連網際網路治理與自由、開源軟體脈絡裡面最基本的規則與工作方式,都沒有應用在其脈絡上。沒有像網際網路 1.0 一樣的運作的程式碼與共識。過去十年快速擴張的網際網路金融宇宙,既沒有被傳統網際網路治理所掌握,也沒有被銀行或類似 Swift 之類的國際機構所控制。在一團困惑當中,每個地方金融市場的監管單位爭先恐後地拋出國家規範計畫書。目前的駭進系統的案例既載被偷金額上是嚇人的巨大,而同時加密貨幣狂野地在上下震盪。這些主要的年輕加密貨幣投資者有可能被國家「紓困」(bailed out)來承接嗎?完全不可能。

上次金融危機迄今也已經十年了。某些人已經預言下一場金融危機已經不遠。無論它什麼時候到來,它將會很大可能根植於電腦程式碼與演算法、從雲端某處加以操作,而非源自傳統老派股票交易所如華爾街的所在。金融科技(暱稱 fintech)市場充滿著與大型、機構化且長期宰制金融的華爾街銀行們,全然相反型態的小型新創公司。這些新公司對投資者與客戶帶來巨大的利益。透過自動化決策制定與降低交易的成本,金融科技潤滑了金融之輪、讓它運轉的更快與更有效率。它同時也拓寬了那些新手與過往低度被服務的客戶近用資本的道路,讓金融比以往它曾有的狀態更為民主。

華爾街不再是金融的未來了嗎?矽谷的玩家如蘋果、亞馬遜將在某個臨界點接手嗎?或者來自中國的阿里巴巴則會進場?有大量關於個人金融資料銷售與「商品化」的問題湧現。數位金錢將會如何與內容整合?在過去 20 年線上服務嚴格地區隔了付費系統,這些被傳統的銀行與信用卡公司所控制。當金錢與資料無縫地整合時,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誰將會是新的中介者?規範如何使用資料與金融市場的治理將會是處理隱微金融流動的關鍵。而且,當金融新創公司帶著最新的創新湧進戲局,企圖要破壞另外一個部門,政府需要準備好如何回應新的商業模式,以及關心隱私的問題。人們仍舊主要是國家的公民,還是政府已經暫停了這個角色,準備要讓渡給某種網路國家聯盟之類的新權威?

阿姆斯特丹,2018 年五月八日
Amsterdam, May 8, 2018

(thanks to all of the Flying Money editorial team for their input and comments)

組織化網路:自主組織的模型

Organized Networks: A Model fo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By Geert Lovink, June 9, 2017 at 8:59 pm.

  • 為了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 Initiative)而寫。作者:Geert Lovink,譯者:李士傑
    譯註:network 也可翻成網路,人文社會科學習慣特別稱為網路,但這兩者在此譯文的使用上,其意義與衍生義都相同。
  • 在今日新自由主義「文化創意產業」的地景,自主性(autonomy)需要被重新定義。這個詞彙有著多重的意義 — 潛在地造成了混淆。讓我們試著區辨在當代藝術脈絡下使用自主性這個詞,與在(激進左派)政治、社會運動與理論圈當中,對自主性這個詞的運用。在這篇短文中我倡議檢視當代網路文化作為一個活躍地 — 雖然是臨時性 — 實際上存在的自主性實體,並且看這可以如何地應用在鹿特丹的脈絡上。

在藝術領域中,自主性曾經被指涉為藝術家,相對於贊助者與博物館、畫廊世界的獨立位置。弔詭的是,在 1970 年代這個概念達到最熱門的高峰時,西方福利國家也同樣到達其最高峰的狀態。當跨進新自由主義政體四十年後,自主性仍然意味著藝術家能夠對市場(同時在很多國家中,這也意味著相對國家)獨立,但卻在藝術家將如何謀生的這個(政治)問題上,神秘地留白。

自主性這個詞也意味著:從監督與引導藝術家的生活與作品的角色,如教師、策展人、評論者與文化政策公務員等這樣的專業階級,他們的手中解放出來。解放藝術於是也是藝術家的鬥爭 — 從外部力量手中解放創意過程 — 的故事,同時開啟一段朝向作品本身、反思製作藝術作品成為自身的嶄新旅程。自主性於是便代表著激進地美學上的自我反映,理解於是解構遊戲規則與社會的影響。反映的成份元素導致了大規模的學院研究與研究領域,試圖研究自主性的新形式作為一種實踐。其中一個容易混淆的點在於:公開否定「為藝術而藝術」(l’art pour l’art)態度的「自主實踐」。這種狀況常常發生 — 自主藝術曾經是(而且目前也是)各種深刻地介入社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實踐。簡要地說,抽象-概念性的作品與政治介入,並非是互斥而對立的。所需要的是有意識地自我教育(Bildung),也就是一群有知的公眾,有能力「閱讀」藝術作品以便於討論。博伊斯所謂的「社會雕塑」創造了一種對「解釋產業」的相依性,其中策展人、評論人、新聞記者、導覽者與教師們都扮演著各自的關鍵角色。當代藝術能否有可能具備「自明」(self-explanatory)的特性,同時也將自己從其中介者的手中解放出來?還是它會變得更為依賴周圍環繞著藝術的基礎建設,變得無法自我支持、昂貴到無法再加以生產?

要打破與權威的牽連,常常導致朝向社會的移動(即便它可能也被表現為放棄、精準地拒絕介入的自由形式)。這裏真正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啟動者的自主性:它引導著與鑲嵌著真正既存的自由,無論在任何一個方向上。自主性作為自我治理(self-rule)或自決(self-determination)也有著一個強烈的政治傳統在此需要被討論:超越傳統的個體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例如自我覺察、自我動機技巧來獨立地行動,以及在(國家)機構或其他權威(例如家庭或部落成員、類似社會因子)的干擾之外,執行計畫。

在藝術論述中的自主性,有時候指涉到 1960-80 年代運動中反叛的心理狀態。這個詞彙諸多根源之一,是義大利工廠工人的自主性 — 夠反諷的是,獨立於共產黨與工會,同時也獨立於基督教民主勢力與社會民主(工黨)勢力的影響之外。在這個脈絡中,自主運動是那些對資本與國家、同時拒絕談判與妥協,並且動手建構再現系統、聚焦在合作社與集體運動,踐行著不合作破壞與抵抗行動,同時結合著一種對自主基礎架構強烈的信念 — 這些基礎架構如無住屋者運動的佔屋(squats) 、酒吧、書店、電影院、劇場、腳踏車維修店與影印店、印刷廠等。在階級社會運動頹圮的同時,我們也可目睹從組織的永續、自主性形式(隨著時間一一展開),朝向短時間、在特定空間中的一種暫時性的表現(例如「佔領立法院」「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佔領大學等的佔領行動)。

今日的自我組織,與「社交媒體」出場前的世界,是激進地截然不同。臉書是預設的在地網路連結與組織工具,也同時在設計者、運動者、藝術家,與學院研究者身上是相同的意義。非正式的創意部門今日如何組織自身,並且這種挑戰在被完成的同時,如何加以精進?在晚近的過去,這些工作主要透過 email、紙張、檔案夾與電話。現在那一種工具最有效?讓我們調查並且廣泛地公佈結果。會是透過 LinkedIn 群組,或者臉書群組嗎?還是我們不如透過 WhatsApp、Mastodon 或 Telegram?這裡有兩種成份元素需要被平衡:當試圖同步地取得人們同時的行動結果,以便聽見他們的聲音,試圖讓事情最終被完成時,網路需要被(相對地)開放。整體的目標應該被設定在創造所有參與者身上,可持續的時間軸效果。在 Instagram、Snapchat 與臉書直播的時代,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組織草根運動嗎?社會關係變成「即時性」的互動:這些要不是現在跟你相關,不然就永遠再不相見。這種社交媒體臨時性的政治如何可以打破,創造慢速的空間、區域來讓人喘息,碰面與協力(如果這些都聽起來太過嬉皮了,請自行置換術語,問題意識仍然是一樣的)。我們可以如何超越認同的問題,創造團結與交換的新文化?藝術家經營的空間如何保持經濟上的能夠生存?我們如何期待一個共享的工作空間,如果不變成一個政治牢籠的話?如何可以顛覆性地聚集,將白人種族性給激進化,甚至擴散到其他的議程?

鹿特丹為基地的「自主結構計畫」(Autonomous Fabrics initiative)可以被用來形塑位於在地性中的強連結,從藝術中的教育性結構開始(例如 Piet Zwart 學院),還有這些教育節點跟文化空間、以及對這個場景不可或缺的相關單獨個體的連結。這個目標在於直接衝擊主流社交媒體平台的「弱連結」模型。對「強連結」的推廣,是「組織化網路」概念的核心構想(我跟雪梨媒體理論家、我的好友 Ned Rossiter 過去共同發展的概念框架)。為何藝術家與設計師需要建立網路?不只是互相認識、維繫附近活動或遠方事件的更新消息,更重要的是組織起場域。人們可以把它稱作「文化的自我防衛」。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太過負面,但這些日子以來,甚至連非正式的結構都需要被捍衛。文化只在時間、空間中能夠被展開;它不會「即時地」在某處現身。下一個問題是:於是如果應該鼓勵組織網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是否也導致:人們應該成立正式的組織?在此答案會有所分歧。也許成立一個基金會、一個工會或政策智庫不夠酷。基金會很無聊,所以要不要來個合作社?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躲避在此做出抉擇。總是有真實的問題在等待我們:就像非正式網路中的「暴君」,網路組織常常經歷到缺乏方向。組織化網路的倡議正試著要克服來自兩端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真實存在、對社交媒體「弱連結」的依賴。從好的一面來說,我們總會有聚會碰面、做出決定、合作與一起完成什麼的真實慾望。

「自主結構計畫」其中一個外顯的目的,應該是對抗仕紳化(gentrification)、保護辦公空間的低租金,以及以分享基礎架構與交換知識的說法、交換如何在藝術領域建立「公共財 / 公有地」(commons)的資訊。有些人把建立公共財當作動詞(commoning),認為建立網路(networking)是建立公共財的前置動作。傳統地來說,在藝術與文化領域活躍的在地網路,其目的往往是遊說市府與議會、改變文化政策。這也許仍然還蠻重要,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場域中有多種角色與勢力在發揮影響力。住宅處境,位於我們所關切的最核心位置。作為集體的存在,佔領、建造與捍衛這些空間,是我們的責任。就像 Sebastian Olma 所寫的:「一種美學的、展演性的抵抗,並非某些可以簡單地向藝術家討來的東西。如果我們想要藝術家對集體感知結構的演化有所貢獻,這樣人們的未來將仍保持在我們美學想像可觸及的範圍,我們就得集體地保存住 — 在我們的努力中 — 在這還有可能的時候,所要創造的社會空間。」(p. 67)目前由中小型非營利組織、新創團隊與自由工作者所補綴起來的網路拼布,可能一個晚上就會蕩然無存。我們的存在被視為很不穩定,是有原因的。這種不確定性是非正式網路 — 鹿特丹「自主結構計畫」所描繪的圖像 — 應該沿著自身的「強連結」(並且克服社交媒體的「弱連結」)組織起來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喜歡這些個體層次新自由主義術語的話,繪圖可以僅僅是整套提升自覺-自主性過程的最初一小步。大的問題仍然存在:描繪這個網路的圖像之後,下一步呢?把所有的網路組織起來吧!

 

參考資料

Hakim Bey,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Autonomedia, Brooklyn, 1991.

Marie-Josée Corsten, Christianne Niesten, Huib Fens, Pascal Gielen (red.), Autonomie als waarde, dilemma’s in kunst en onderwijs, Valiz, Amsterdam, 2013.

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mative Defiance, Avans, Breda, 2016.

專欄作家的願望

無論是舊媒體或新媒體,都有一種格式叫做專欄。

專欄往往都在溝通很基本的概念,而不是追逐新的、剛出現在視野中的移動標的物。專欄作家像是狙擊手,用整個身體的保持不動、趴在地上好幾個小時,甚至更久,用來交換企圖命中一個銅板大小瞄準器裡面的某個小小一點事物。

當他們終於拿下了標的物,站起身來恢復著平常的姿勢與身形,彷彿就是在跟讀者分享,看吧,這就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與狙擊相反的射擊運動,則是不定向飛靶與自由射擊。在弓箭運動中,類似的是傳統射箭或者是原野射箭。

如果要追擊某個事物,除了事先想定的藍圖與世界觀之外,你需要動禪,嘗試著在移動中完成某件事物,而不是靜坐冥想鼻尖的呼吸覺知禪。因為在移動中,一切事物都會改變面貌。

在移動中打中某個事物,究竟有何意義?除非你是風險排除者、貼身護衛,或者是反覆重新回到場景中的、遊戲裏的 Player One。更重要的是:誰會知曉你有沒有打中目標?那個誰,是該知道的那個誰嗎?

讀者如果是站著坐著,或者是移動著,對世界的理解來說有差嗎?這個世界大部分都希望大家坐下來,好好看看人跟被看,好決定要添購些什麼麋鹿頭,好決定怎麼再轉手賣人。站著動著手舞足蹈的讀者,心裏想要的世界也在時時刻刻跟著改變。

如果打得中移動飛靶,能夠在行進中命中鄉野田埂畔樹旁的靶心,或許可以給手舞足蹈的讀者一些新的即時靈感,增加心靈裏認知的力量與方向。

我是這樣地希望著。

#沈思專欄沈思

獻給世界的寫作者

Amor Caritas / Angel of Charity,慈悲天使。這是我用 Mac OSX Finder 截圖製作。原始檔案是 2009 年冬用 HTC Hero 機,拍攝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文物資訊:其他觀眾拍攝的同一個文物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

 

在臉書的資料醜聞之後,我比較了臉書聚集的黑暗,跟「共享經濟」中的腳踏車墳場。作為一個從兩千年開始的部落客,我的寫作是貢獻給網路與世界的。這些也許渺小的言論漣漪,不是給人們來反過來對自己算計、要脅與指控用途的。也不是讓某個企業家收編來編織「地球夢」的。

所以我願意把文字放在網路上,跟任何一個走進來的人共享、分享。

這種心情,也許以後有一日會不再能夠被理解。也許是 Altered Carbon 裡面的那種天上地下隔離世界,有錢人不會老死只有窮人才有死亡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迎向我們而來之前,至少這些中文文字,是為了一個共同理解的時代而準備的。

活的圖畫(living pictures)如何對應到表格意義

重看 2011 年 Sarah Small 的紐約 Skylight One Hanson 演出:她用靜態繪畫的方式,呈現一個劇場,稱作 Tableau Vivant of The Delirium Constructions(暫譯:「幻覺工程的鮮活圖畫」)

我是因為追溯 tableau vivant 而發現這個內容的,所以我當然覺得,這是一種復古的表現形式。Sarah 應該是透過心理重建等現代的方法,讓演出者嵌入靜物畫中。

回溯 Sarah 的其他創作,我覺得裸體被她運用來停滯時間,建立一種靜態的視野。

然而這裡面所缺少的元素,應該是如傅柯所描述的力量組合方式,也就是 tableau vivant 的另外一義:living table。一種力量組合的方式,將時間的序列組合進想像當中。一旦這種形式被裝配起來,觀眾應該馬上立即地感受到它的力量:教育如此,外科醫生對蜘蛛膜的凝視如此。

然而,同時因為這種「懷舊」所喚起的還有一種不確定感:是否權力早就已經流動到其他的地方,一如這種懷舊所露出的陳舊感?

颱風過後,公共性的殘餘

似乎公共領域的決策,在民主的遊戲之下,變成了一種父子騎驢的窘境。颱風天要上班還是要停課?快速道路要蓋還是不蓋?課綱要變還是不變?缺少了公眾表達與留存(archiving)集體記憶,所有的話語都隨時會被失憶的民眾闖入改造成路障,負隅頑抗,互相對立。

在臉書的快速發展之下,我們喪失了一種時間性:「觀其言,聽其行」的等候時間。當下政治(Now Politics)所要求的是表演與文宣、公關的重裝武器技能,而非去蕪存菁,擷取民眾多元聲音與形成新對話的技藝與能力。

如何避免從「怒」跌入(二元)對立的深淵?而如何又避免從資源處思考,對「涸轍之鮒」倡言未來願景,要求當下的犧牲奉獻?

挖掘漂流物的性格

昨天的會議,有個點 — 我被打到了。

前面在討論對傅柯的理解時,H 說「如果沒有某些什麼『極限體驗』(這是我自己的用語,不是 H 的意思 — 他可能根本不覺得這有啥極限的)的話,那麼就沒有辦法理解傅柯。」我並不是被這樣的經驗基礎論點所(輕易)打到的,而是接到我自己對於 L 看文章的評語「很完整,看不下去,無法進入」的反思:我覺得自己所寫的東西太過於「教科書」、太過於工整了。何況前面還在討論海岸對面駢體創作的功力深厚時,自己的寫作,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幾個「思想點」接續在一起,就創造出了那個打擊得點的當下片刻….(用白話說,就是覺得自己『遜掉了』)。如果要把事情想清楚,我覺得得回溯到我的感知、體會作為創造的基礎。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對自己提問的話 — 我的嗜好在哪裡?

舉音樂為例。以前的聽音樂方式,不是系統性的去建構知識,而是去創造「遭遇」(encounter):坐在開往 Kruger National Park 的包車內,聽南非原住民導遊車內自己燒的 CD,或者在印度 Wiki War 維基百科批判的研討會裡,聽巴西友人的巴西音樂…. 在古巴時的伸手牌行動硬碟牙買加音樂也是如此。這種任意與任性,固然是對系統性地掌握某種知識的一種反抗與反叛,同時也跟更為年少時抓著收音機聽 American Top 40 的「海綿填充內容(甚至包括填充海綿本身)」經驗有所不同;而同樣地與現在這個透過 Spotify、KKBOX 轉 Latin Jazz channel 來聽的行為有所差異。這種「際遇型」的音樂收聽行為,反映了什麼樣的總體狀態?

「製造或產生意義的東西本身,往往是沒有意義的。它的存在,是要引起差異或衝突,令不同的價值或身份由此產生。」

「沒有東西是原創或派生的,都不過是一般的漂流物(une dérive généralisée)。」

在開放街圖(OSM, OpenStreetMap)裡開放合作

(2015.9.19 台灣開放街圖年會 Open Collaboration in OSM 議程與談發言草稿)

由於之前跟長輩組團隊進行 MoSOS GSM 救災計畫的緣故,我有機會跟 Sahana 執行長 Chamindra de Silva、德國的 OpenBSC 團隊與台灣的和多一起工作了近一年的時間,專注在救難專用的通訊系統的開發設計。在合作的過程中,我親身經歷到了跨越社群、技術、國家疆界、產業、非政府組織、專業領域等多重的「跨文化」溝通衝突與協調經驗。在這之前我在中研院擔任自由軟體與數位典藏相關的計畫 / 專案經理。由於背景是心理學、人類學與社會學,我特別認為這其中有很多「次文化衝突與調適」的問題。這也可能是被東波邀請來協助對話的原因。

“In OSM, we collaborate." 這話聽起來蠻像是宣傳行銷的 tag line 的。

如果要透過地圖的繪製與註記,跟各種組織與專業團體合作,我覺得可能要考慮不同組織文化的「特色」議題;假使我們不只是著眼在「推銷」某種自家調配解決方案,而是在與對方一起成長的話,例如非中央部會的政府單位可能需要較長的學習曲線。在公部門的甲乙方關係當中,如何放進創造性的夥伴關係(creative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例如讓公部門認識到 OSM 與有意願合作廠商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就會是很重要的事情。

此外對專業領域知識上的合作,無論就救災技術、科學資料與文化資料我過往的相關經驗,專業領域在跟圖資溝通上有很高的進入門檻,而這又跟在電腦桌面與手機上可以方便取得 Google 等地圖資訊有很大的落差。如何建立一個好的合作模式與管道?地圖的使用與產製經驗可以怎麽樣地融合「社會性設計」(social design)與專業者溝通?

此外在非常基礎層面上,我最近在編字典,就很希望被標定的地名 API 可以被容易取用,讓使用者可以編輯與管理。其他的情境例如 UAV 飛行軌跡的整合,空間調查的基底圖資,或者甚至是校園內的校園地圖繪製。這些使用者的使用情境會是重要的基礎。

議程開始之後,主持人東波從 Map Features 切入。「飲水機地圖計畫」的 Pomin Wu 解說了他在跟使用者對話的經驗與體會。透過故事與情境,讓使用者體會到跟自己切身相關的地圖經驗(改名字)。OpenStreetmap 協會主席 Kate 對 tagging 的看法,決定自己畫圖其他的事情讓其他人來做。困難在於:你可以畫任何東西。所以聚焦在某些優先重點上然後開始建立資料。我則主要提出對 institution 的關注(Pomin Wu 認為我是對 mechanism 感興趣,但是我覺得這兩者有差異):由機器或人的例行性行動與互動所導引出來的大量可處理、可展示資料。

在議程前的討論中,我提到前一陣子在 Washington DC 的女性繪圖者的討論(Sexist?),Kate 提到 babyhatch、中學生在學習怎麼標示地點中把對方家裡標 brothel的惡搞行為。這些都是跟地名與文化有關的有趣小故事。

會場 Heather Lesson 問到有沒有一個 OSM 跟 Wikipedia 跟政府合作的好例子?大家有一些討論與對話。但是這讓我想到的卻是 2009 年在 Bangalore 參加的 Wiki Wars 維基百科知識批判研討會的經驗:是否這些突然進入到我們數位生活基礎建設的 new commons(「新公共財」),值得更進一步地被檢視與反省?

「百年屈辱」的政治語言意義

感謝《譯言》的翻譯,我閱讀一篇很重要的在地外籍「中國人」的文章:《前景》永遠當不了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曾經愛過的地方?

被創造出來的「百年屈辱」,實在是近代中國的一個智慧型的發明。前面的人有了屈辱,後面的人就很務實地「就地取材」,將屈辱打造成「百年屈辱」,塑造成為動人的、傳家教子孫的大眾動員工具。而沒有遵循這條道路、沿著這條軌道往前走的人們,就是不「認同」這些國仇家恨,是個背叛者而用各種方式處決。「百年屈辱」於是變成了一把超強的兩面刃:「內抗國賊、外除強權」。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中共从最开始就鼓励强烈的排外情绪。狂热的民族情绪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机构创造了"百年屈辱"这个词来定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达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众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国人曾对他们做过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们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