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冷冷:戰爭辭典

今天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參加「戰爭辭典」(Dictionary of War),是一個蠻有意思的活動。有趣的形式(從頭到尾只講/表演而不討論),有趣的參與者。我貼了一張陳文政先生的照片在 flickr 上:「政治認同的緊張」

一位學姊在開始的時候提出質問,議程當中是否有安排問答的時間?徐文瑞策展人,以及 Dictionary of War 的 Sebastian Luetgert 解釋了這個活動的形式,乃是以發表辭典條目的方式,來做表演與演出。但是不得不說,這的確造成一個印象:拒絕在公共場域對話?尤其是如果質疑這個活動與台灣的在地連結程度的話,更是讓我聯想到《海角七號》的恆春演唱會爭執。

我沒有答案。但是從我個人的觀察,我覺得這樣的活動的確帶來很多(文化的)衝突與(翻譯的)焦慮;這些形式,甚至內容,究竟要如何才能夠跟台灣在地的人們(誰?)對話?資源配置的比例與正義?策展人的角色與策略,公共性的責任?從拿起同步翻譯聆聽小房間中辛苦的口譯開始,我就感受到許多不同區塊未能夠磨合的突兀與焦慮。

我自己(Cold, Coldness, the war of Coldness)選擇了用中文直接跟觀眾溝通(底下是我的投影片)。不過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經驗,尤其是跟久未碰面的 Florian Schneider 一起合作,體會他從 No One Is Illegalv2v.cc 以來(這次的 DoW 還是架構在 v2v.cc 之上)的連續理念與創作;這次他跟 Annette Busch 的剛果作品,因為我在英國有聽 Mediashed.org 的 Harwood 談他們的倫敦剛果社群計畫,所以特別對這個跟非洲大陸有關的作品感到親切。Errorista 的「精湛音樂、精采歌舞演出」也讓我大開眼界。

參考資料

粗鄙的(接近民眾的)政治語言

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莎拉培琳(Sarah Palin)的競選言論選輯,有人將它整理成 Sarah Mania! Sarah Palin’s Greatest Hits 放在 Youtube 上,並且配上《現代啟示錄》最後馬龍白蘭度/寇上校死前的喃喃自語:「恐怖啊…恐怖啊…」作為片頭。

不由得讓人想到,莎拉培琳之所以受所有媒體的強烈注目,其實是因為她的「表演」中間所夾雜的區域訊息(所運用的詞彙、阿拉斯加腔、所讓人聯想到的選民)太醒目了。當我們在看木村拓哉的 CHANGE 的時候(「可不可以用小學五年級聽的懂的語言,來告訴我你的意思?」),我心裡面想的還是:這不就是莎拉培琳加上歐巴馬嘛!透過自己的年輕、沒有經驗、試圖傳達出要跟選民站在一起的訊息,希望能夠被選民接受。懂得主動轉化這些語言訊息,跟不懂得轉化這些語言訊息的差距,應該就是木村拓哉跟莎拉培琳之間的差別。

所有民主政體的候選人都必需要面對基層民眾,都必需要讓他們覺得你是為他們代言的。如何既站在他們那邊,同時又能夠轉化出整體的訊息?如何不落入偏激、激進的極端作法,讓訊息能夠傳遞,有發揮影響,而不造成無法承受的連鎖效應?如何既強調「改變」(change),改變就是改變既有秩序,同時又不被簡單化、化約成為「破壞秩序」?尤其是當這些秩序不是你所想要的秩序時,該有怎麼樣的一種高水準的表演與修辭?

蘇聯曾經誇耀,一如我們以前的政府曾經誇耀,蘇聯或者台灣是個多麼民主的國家,因為蘇聯或者台灣有百分之 90 多的投票率,遠比先進國家要更為「民主」。當時的蘇聯或者台灣,簡直就是人民踴躍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的天堂!這些過往的歷史痕跡,對照出今日台灣社會的深邃多元與多層次的價值與樂趣。混亂但是卻多元。政治人物如何發出恰當的訊息,與這些多元當中各方的民眾對話?激化凝聚力量,抑或柔性堅持價值發揮影響力?容納你自己裡面的多元聲音,一如容納你自己對立面的多元聲音,才能夠讓政治語言找到相對應的空間與土壤、深化或者揮發,帶來這個土地上人們的更大福祉。

國家的禮貌

休假的早上,木村拓哉所飾演的日本總理朝倉啟太在家中剛起床,歷經特勤與秘書官的允許、幕僚的協調之後,準備要出門去排隊買甜甜圈。阿部寬所飾演的韭澤勝利因為久未謀面、溝通問題沒有解決的女兒突然要來找他,血壓急速升高無法行動。在這個時候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與翻譯(獲得了第一手情報,總理是隻好欺負的軟腳蝦),直接驅車殺到總理大臣官邸門口要當面會晤總理大臣,希望能夠直接威嚇總理大臣取得有利於美國政府的貿易談判成果。

也許是由於編劇的巧思緣故,木村拓哉/朝倉啟太因為接二連三的混亂情況,把不情之請、自己找上門的美國貿易談判代表丟在一邊,溫和而誠懇好客地坐在餐桌一起聽阿部寬/韭澤勝利的家庭故事。讓人家長跪在榻榻米上超過一兩個小時,想起來再回到這個臨時的談判桌上時,美國代表的氣燄已經沒有那麼強勢了;進入談判當中,朝倉啟太總理最後也表演了令人驚訝的精準記憶,表達了總理意見與第一線談判代表是完全一致的,讓美國四分衛談判代表沒有機會見縫插針。折服了的談判代表問他,「你今天本來要做什麼?」最後在表達甜甜圈應該要趕快去排隊的意有所指評論之後,離開之際跟總理的幕僚表達了對總理大臣的佩服之意。

在這當中,我想到國家跟國家之間,應該要有什麼禮貌?什麼時候,誰該來哪裡,出現在什麼場合,說什麼話,其實都有一定的 code。違反了 code 就會造成麻煩跟困擾;順從了 code 雖然比較沒事,但是對於對談與合作連橫的雙方乃至多方而言,順從了 code 也許根本沒有機會取得自己要的成果。「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選擇性地遵守 code 乃至希望能夠找到得以突圍的談判點,這後面都需要對談判雙方歷史背景資訊的深厚了解以及戰略規劃。

一句「你沒有禮貌!」看起來是在指責違反 code 的人士,其實是暴露出批判者所繼承的思考框架,如何把禮貌上升變成最重要的指導原則;但是這跟戰略、歷史背景因素又如何扣連起來?這些問題仍然需要被回答。木村拓哉/朝倉啟太沒有直接指責美國代表「你侵犯隱私!」而是採用三娘教子的方式循循善誘、選擇了一個更高的視野(「看班上小朋友吵架」)來讓美國代表充分表達、最終再以精確記憶與清晰的立場來加以破解、KO。

重點真的是在後面的策略與戰略啊。當木村拓哉/朝倉啟太周圍所有的官僚,都在替別的國家的人在擔心自己的人沒有禮貌時,我所看到的是,最重要的還是戰略啊。難道你會因為別人有禮貌循序漸進,社會有秩序笑容滿面,你就忘記了你本來要做什麼了嗎?犧牲日本農民、進口美國農產品,或者捍衛日本農民,阻擋美國農產品,才是最重要的脈絡啊。

優雅如木村拓哉,還是找藉口晃了三四圈、拖了一兩個小時,才一直頻頻道歉,但是又堅定地把立場宣示出來呢。

P.S. 也許下一個主題,我想要寫〈國家與暴力〉…

「我可以從我家看到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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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整段真是太經典了。誠如某人說,

it was easily the best 5 minutes of the last 2 ugly campaign weeks.

選戰醜陋不醜陋,作為沒有讀太多美國新聞的台灣人,我是不知道啦;但是「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莎拉培琳的「偉大」也不是單一一個影片片段能夠創造出來。CNN 新聞報導介紹 Tina Fey,莎拉培琳的模仿秀「分身」,主播說他從來沒有看過模仿秀的演員竟然一個字都不改,完全引用本尊的發言內容

《週六夜現場!》的電視台 NBC 分享出「本尊現身電視台」的片段。中間還加了一段動作明星(?)不爽節目的橋段。流暢的演出、連續看下來真是很舒服。

http://widgets.nbc.com/o/4727a250e66f9723/48fda996bca775e9/48fad4df8c916858/c0447650/-cpid/77b07d8a79371c67/logoLink/http%3a%2f%2fwww.nbc.com%3fvty+%602+fromWidget_Video/clipID/773761/siteDomain/nbc/graboffUrl/http%3a%2f%2fvideo.nbcuni.com%2fwidgetxml%2fsingleClip1%2fnbcshare.png/siteShow/nbc.com/moreLikeLink/http%3a%2f%2fwww.nbc.com%2fSaturday_Night_Live%2fvideo%2fclips%2fgov-palin-cold-open%2f773761%2f/textFieldColor/FFFFFF/videoPlayerSkin/http%3a%2f%2fvideo.nbcuni.com%2fwidgetxml%2fsingleClip1%2fskin14.swf/showID/61/omniture/NBC%2cprod/bgndUrl/http%3a%2f%2fvideo.nbcuni.com%2fwidgetxml%2fsingleClip1%2fbg.swf/configID/1105/configxmlPath/http%3a%2f%2fvideo.nbcuni.com%2fwidgetxml%2fsingleClip1%2fsingleclip_omniConfig.xml/wName/NBC+Video/video_title/Saturday+Night+Live+-+Gov.+Palin+Cold+Open/video_imgurl/http%253A%252F%252Fvideo%252Enbc%252Ecom%252Fplayer%252Fmezzanine%252Fimage%252Ephp%253Fw%253D350%2526h%253D196%2526path%253Dnbc2%252F13ab7851032c042100aad234a97f9c17%255Fmezzn%252Ejpg%2526hash%253Dd8fcf13643beb32197fedcd819a4bc46/video_url/http%3a%2f%2fwww.nbc.com%2fSaturday_Night_Live%2fvideo%2fclips%2fgov-palin-cold-open%2f773761%2f/video_description/Gov.+Palin+pays+a+visit+to+the+show?storeInPid=true

一如往常,這種政治嘲諷表演真實混搭的偉大時刻,一定都有 wikipedia 的默默守候與詳細解說。在 Steven Colbert 最近都沒有被邀請去白宮表演的時刻,Tina Fey 所演出的這段〈莎拉培琳州長與希拉蕊柯林頓參議員的非政黨演說〉一定會是史上最有趣的政治諷刺模仿搞笑劇碼之一!(跟 Steven Colbert 一樣,她也評論了民意調查)

對了,Latimes 報導,竟然莎拉培琳在飯店住宿時用的化名,就是模仿她的演員名字 Tina Fey!

對克魯曼的讚詞

昨天晚上站在街頭路邊等待的時候,我讀完了今年度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的舊作:《下一個榮景:當經濟遇上政治》(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直譯的話會是叫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這本早已開始閱讀兩三次、但是屢屢被打斷的床頭書籍,這次終於因為他獲得諾貝爾獎榮耀的時刻,我自己也下了決心利用一些零散的時間,把它徹底讀完。

克魯曼與台灣

我通常都會想知道台灣怎麼「閱讀」這位大家久已熟悉、新科桂冠得主。但沒有讀台灣新聞的我,透過搜尋只能夠看到一些事後的討論,不曉得得獎當時的台灣媒體的評論及脈絡。台灣媒體很高興地把兩年多前他稱讚台灣健保的專欄文章,當成他與台灣社會的(象徵或者實質)「關連」。例如,舉聯合報為例,在這篇報導中特別重新「詮釋」了兩年多前的紐約時報專欄文章:〈經濟學獎》克魯曼讚台灣健保 要美效法〉

這位經濟學大師以「傲慢、偏見、保險」為題,強烈指摘美國醫療體系,「支出比其他先進國家多,成效卻較差。」他認為,相較於其他國家,美國醫療體系更官僚,行政費用更高,因為民營保險業者竭盡所能拒絕支付醫療費用,但是,美國殘缺不全的體系卻無法和藥廠討價還價,也無法壓低醫療體系其他供應商的價格。

他認為,要改善醫療制度,美國人得先克服骨子裡「不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的傲慢,以及「民營效率高於公營」的偏見。克魯曼筆鋒一轉,特別引薦台灣健保制度,他讚揚這個十多年前,從美式健保轉向加拿大單一保險人制度的國家,可「提供美國全民納保在經濟上的範例。」

他說,短短的六年間,台灣人民的健保納保率就從不到六成衝到百分之九十七。而且「台灣全民納保的成本很低,考量人口增加和收入成長,就算整體醫療費用有任何成長,也只有一點點。」

這位記者並且非常認真地「試圖」找出了當時提供他台灣健保資訊的消息來源,在文章最後跟讀者分享。

克魯曼對台灣健保的了解並為文大力推薦,除他本身廣泛蒐集資料,台灣健保規畫小組總顧問、哈佛大學教授蕭慶倫也曾受其諮詢,他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僚經濟學教授、我國行政院科技顧問任赫德也提供不少觀點。

然而,同樣的媒體,也在它的民意論壇當中刊登了民眾「葉子久(醫,台北市)」的投書〈太誇張了》這種健保…克魯曼敢來台看病?〉

年輕學子啊,拜託不要再來考醫學院,來當健保奴才啦。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曾讚美台灣健保如何優秀,他如果知道真相,他自己生病敢來台醫療嗎?

這樣的聲音不只是民意論壇,中央日報網站上台灣新生報的社論〈克魯曼與台灣醫療擴張的潛在風險〉在抨擊台灣健保系統「由供給端主導、放任自由擴張;服務品質低落、創造假性需求」的問題之後,這樣地總結:

克魯曼因為台美的距離產生了對台灣醫療一種矇矓的美,他過去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最為人印象深刻的立場即是抨擊執政近八年的共和黨布希政府的諸多外交、財經與內政政策,他認為布希政府放任式的右派自由經濟主義正是導致監督不足,鑄成今日全球金融風暴的主因;假如克魯曼能也能仔細端詳一下台灣健保放任醫療自由擴張的內涵與潛在的財務風險,他恐怕也會心裡不安!

我不太認同媒體的報導與對克魯曼的評論。基本上我覺得克魯曼的重點不是台灣的健保制度與系統;他的重點是「藉由比較別的國家的情形(台灣、或者加拿大、法國),來批判美國現存的醫療制度系統的問題」。擷取他比較的立論,然後著重在台灣部分的資訊,其實會等於斷章取義以及扭曲原本文章的脈絡。

我不會反對餐廳店家在門口貼上「感謝 x 視〈美鳳有約〉採訪報導!」的照片報導,用心仔細查出採訪者的諮詢對象、甚至掛上紅布條。這是否代表著餐廳食物好吃,是否代表著不會出問題,甚至〈美鳳有約〉是否是五年或者十年前報導,這都意味著一種店家「辛辛苦苦」自己蒐集的、外部證詞式品牌廣告;然而針對廣告內容大加撻伐,生產「假設美鳳有走到攤子後面瞧瞧,她恐怕也會心理不安!」這樣的評論,我覺得(另外一邊所影響到的)當事人切身情緒發洩也就算了,倘若以這代替認真的評論剖析,恐怕對於原本內容脈絡會缺乏了必要的尊敬與參照。

原本脈絡為何?引用台灣與其他國家的全民普及健保規劃,批判美國最影響民生為重要的醫療制度問題。美國的醫療制度問題存在於多重層面,包括真正的全民是否可行?是否應行?由於經濟考量被優先置入需要承擔風險的民間保險公司/第三方,利潤需求衍生龐大的篩選拒保的行政管理費用、進而創造了(即便是順利獲保者罹患疾病時的)社會問題。台灣的經驗與美國對話的焦點在於全民普及「是可能的」;台灣經驗並沒有在其他每個問題層面上都有所對話與助益,絕對也不代表著沒有自己所面對的問題。

比較廣地總結其貢獻,蘋果日報論壇陳家煜先生的文章〈大師克魯曼vs.大師傅利曼〉則是另外一個例子,論述其人天才與嚴謹成就之後,批判焦點聚焦在他旗幟鮮明批判布希政權的打仔角色、偏頗立場,如同他自己批評傅利曼一般。

克魯曼旗幟鮮明,支持全民健保、高稅負並增加社會福利。很多他專欄的文字早就不是超黨派的學者意見,而是到了逢共和黨必反的地步,嬉笑怒罵布希總統更是家常便飯。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針對共和黨所反對的全民健保,他認為美國汽車業之所以敵不過日本的競爭,就是在於日本實施全民健保,而美國沒有。日本大汽車廠因不用負擔員工健康保險所以製造成本低廉。這樣的論點,把通用、福特等過於強大的工會所造成的薪資制度僵化、冗員過多問題置之一旁,並簡化了日本車廠競爭力的源頭,一味突出他力推的全民健保,正是寫專欄的克魯曼的特色之一。

只是我很好奇的是,什麼叫做「超黨派的學者意見」?克魯曼本人的論述脈絡,至少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一書中,乃是找出歷史上美國社會兩黨之間意見對立交融的歷史,佐以主要共和黨為主的證據,論述美國今日的政治經濟社會現象的保守主義影響源頭。無論是嘻笑怒罵或嚴肅論政,他對於美國兩黨未來的表達與立場選擇,就是他的行動實踐與政治選擇。論者如何能夠輕易地、輕鬆地創造出一個論述對話爭議之外的「超黨派學者」想像軸線?又對觀眾有什麼樣的、能夠創造出什麼樣的意義與影響?讀完之後,你了解了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專欄寫作的政治意義嗎?

我更進一步認為,這是台灣媒體習以為常的「斷章取義,主觀詮釋」的不好現象。當一篇文章想要說,「其實克魯曼也不了解狀況」時,作者就回去搜尋相關內容,尋找可以佐證的材料、裁切後自行組合運用。無論原作想說什麼,採擷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我們沒有辦法用清晰的語言重新完整詮釋克魯曼對美國醫療體制的批判,所以就只取用他論述台灣的部份來榨汁,提供給求知若渴、批判若渴的台灣讀者「無責任」飲用。用斷章取義法來創造新聞當事人與觀眾之間的象徵、想像的「連結」,填補知識資訊飢渴但卻無(優質)東西可賣的窘境。

如何稱讚克魯曼?

恰巧,所有國際間的重要讚詞,很大一部分都是針對這位經濟學教授「兼」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他所持續在專欄上用簡明清晰的語言跟社會大眾對話,認為這在今天對我們來說無比重要。

英國 Telegraph 報這樣稱讚克魯曼:Paul Krugman makes the dismal science of economics noble(Amid yet another week of alarming headlines, I spotted at least one ray of sunshine. Paul Krugman won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Krugman couldn’t be more different. He is a world-class academic. His work on trade theory from the late 1970s was genuinely path-breaking.

But the Princeton professor’s real gifts lie in explaining, then disseminating, complex economic concepts in an engaging way. Over the last decade, his polemical books and press articles have done much to re-establish the idea that clear economic thinking matters – and that the broader public has a genuine interest in the “dismal science".
這位普林斯頓教授的真正天賦,是在運用讓人融入的方式(engaging way)解釋、傳播複雜的經濟概念。在過去的十年中,他的書籍論述與媒體文章,對於重新建立「清晰經濟思考的重要性」這個觀念有很大的助益,而且廣大的社會大眾對這個「沉悶的科學」(dismal science)也因此產生了真正的興趣。

新德里的 Business Standard 專欄作家 Shreekant Sambrani 最近最常被引用的文章 Importance of Being Krugman

The prize committee cited Krugman’s work on trade theories and also mentioned his role as an opinion maker. For the world at large, however, it is the latter role that distinguishes him from most of his fellow laureates of late. Consider his summary of the current crisis: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ing bubble has led to large losses for anyone who bought assets backed by mortgage payments; these losses have left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too much debt and too little capital to provide the credit the economy needs; troubl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tried to meet their debts and increase their capital by selling assets, but this has driven asset prices down, reducing their capital even further.” In just 70 easily understandable words, he has identified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chalk out the outline of a possible remedy.
…以他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摘要來看:「房市泡沫的破掉讓每一個以房貸購買資產的人遭受重大損失;這些損失讓許多金融機構承受太多債務、但卻只有過少的資本提供經濟所需要的信用;困境中的金融機構試圖要藉著銷售資產來增加資本以處理債務,但是卻造成資產價值貶值,金融機構資本損失更重。」他只花了七十個容易理解的英文字,就指出了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也因而讓描繪出可能的治療處方這件事情變成可能。

…Krugman’s genius lies in translating his ideas into clear, simple terms, and never losing his focus on what needs to done in common interest. His criticism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may have become the talking point, but his analyses of th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systems and remedies for them would be perhaps the more outstanding components of the economic policy of a future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Paul’s great strength is to take something very simple and make something new and very profound,” says Maurice Obstfeld, his co-author of a text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aul Samuelson, the godfather of all modern economists, says, “Krugman is the only column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s had it right on almost every count from the beginning.”
克魯曼的天才在於將他的想法翻譯成清晰、簡單的詞彙,並且對於公共利益來說有什麼事情該做,他從來沒有模糊焦點。他對於布希政權的批判也許會是一個眾人議論的話題,但是他對於健保與教育系統的分析及建議作法,也許是未來民主黨執政經濟政策最為傑出的部分。克魯曼國際經濟文章的共同作者 Maurice Obstfeld 這樣評論:「克魯曼的偉大力量在於把事情變得非常簡單,並且讓事情看起來新、而且深刻。」現代經濟學家的教父 Paul Samuelson 說,「克魯曼是美國唯一一個專欄作家,他幾乎從文章開頭之後的每句話都清晰與準確。(had it right)」

如果想要了解克魯曼,可以去看他獲得諾貝爾獎前一天的紐約時報專欄:Gordon Does Good(英國首相 Gordon Brown 作的好!)看看他簡單清晰的語言運用,以及總是在比較與批判對照的寫作風格。一個常常站在火線直接與讀者對話的經濟學家,每天動見觀瞻,有什麼問題隨時是萬人公評。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意義,相較於最近台灣常常熱門的 Friedmann 基金會減稅廣告,我們能否比較出什麼叫做過度簡化與化約解釋,什麼叫做深入淺出、讓一般民眾都能夠了解?這之間的差別,台灣的媒體,與台灣的讀者我們,是否能夠了解?

延伸閱讀

這次還沒有機會談到吳惠林老師的評論(但是非常值得閱讀與思考),以及我自己讀完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的心得;下次有機會在整理跟大家分享。

“To make a sociology…, one needs a society"

I think we could call Latour’s approach toward historical science sociology “the media/communication approach". Or more radically, “database/information approach". The paragraph below is the trace of communication-centered appropriation.

Why should we still do for Pasteur’s genius what we no longer do for Napoleon’s or Rothschild’s? If we find it easy enough to deal with the Russian campaign in terms of sociology or economics, why are we so reluctant to apply sociology to Pasteurian bacteriology?
當我們已經不再讚頌拿破崙與 Rothschild 的天才決定了一切豐功偉業,我們為什麼應該仍大書特書巴斯德的天縱英明?如果我們認為從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俄法戰爭是夠輕鬆的作法,那麼為什麼我們仍然不情願將社會學應用在巴斯德細菌學的分析上?

…But it must be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in social physics there is no law of inertia. To convince someone that an experiment has succeeded, that a technique is effective, that a proof is truly decisive, there must be more than one actor. And idea or a practice cannot move from A to B solely by the force that A gives it; B must seize it and move it…. An idea, even an idea of genius, even an idea that is to save millions of people, never moves of its own accord. It requires a force to fetch it, seize upon it for its own motives, move it, and often transform it.
…但是需要被釐清的是,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中並沒有現實世界的慣性定律。為了要說服人們實驗已經成功、需要一種有效的技術、以及真正決定性的證明,場域中一定有不只一個的行動者。…一個觀念、一個天才的觀念,甚至一個能夠拯救千萬人的觀念,從來不會自己運動。這個觀念需要一個力來捕捉它,找到它的動力、移動它,並且經常轉變它。

This vision of things poses no particular problem, except that it regards all the sites where a particular practice is diffused as made of autonomous agents rather than of inert masses passively transmitting a force. Tolstoy has to reconstitute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autonomy of all his characters in order to take from Caesar the things that are not Caesar’s. Similarly, freedom of action must be given back to all the agents of French society in order to decompose Pasteur’s efficacy. Here lies the problem: to make a sociology of bacteriology, one needs a society.
這種對事物的視野,乍看之下沒有提出什麼特別的難題;除了將所有的場域視為由特別一個個實踐所擴散,發射出力(force)、並且由自主行動者、而非被動地由慣性所宰制的社會大眾組成。托爾斯泰為了要把不屬於凱撒的從凱撒身上拆掉,重新建構了俄國社會與他所有角色的自主性;行動的自由必須要被還給法國社會的所有行動者,我們才有辦法解析、解構巴斯德的效用。這裡就是問題的所在:我們必須要先有一個(新的)社會,才能夠創造出一個細菌學的社會學!

P. 15-16, “Strong Microbes and Weak Hygienists", in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by Bruno Latour,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and Joh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作者 Bruno Latour 藉著十九世紀,最精采的巴斯德革命,來示範他的科學社會學分析。這本書是在談巴斯德主義(Pasteurism)如何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法國被擴散與翻譯(translation),進入到公共衛生學家、醫生、政府官員、社會大眾的各個領域,接受他的細菌理論。吳泉源教授認為,這本書書名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應該要翻成《巴斯德主義的勝利》;我覺得這個講法很棒。勝利同時傳達著戰事、戰爭在進行的意味。如果更誇張地說,也許可以翻成《巴斯德主義的凱旋》。凱旋除了與戰爭勾連之外,也意味著法國與凱旋門。(但是 Pasteurization 同時也意味著巴斯德消毒法,以攝氏 75 度煮沸 2-3 秒;這個意義就比較難同時放進中文的譯名中了,是一個遺珠之憾。)

Latour 的立場可以透過這一段引述來更加釐清:

The exact sciences elude social analysis not because they are distant or separated from society, but because they revolutionalize the very conception of society and of what it comprises. Pasteurism is an admirable example. The few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s are feeble compared with the strictly sociological master stroke of the Pasteurians and their hygienist allies, who simply redefined the social link by including the action of the microbes in it. We cannot reduce the action of the microbe to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since the action of the microbe redefined not only society but also nature and the whole caboodle.
精確科學(The exact sciences)之所以逃脫傳統社會分析,不是因為他們距離社會遙遠、與社會有所隔離,而是因為這些科學革命性地推翻了社會的概念、改變了社會二字所包含的內容。巴斯德主義是一個令人讚嘆的例子。少數社會學的解釋相較於巴斯德派人士與其衛生專家的同盟之嚴格社會學大師般的作法來說,實在很虛弱。巴斯德派人士與他們的衛生專家同盟,藉由將細菌的行動收納進來,單純地重新定義了社會連結。我們不能將細菌的行動化約成為社會學的解釋,因為細菌的行動不只重新定義了社會、也同時定義自然與全部的一切。

…In redefining the social link as being made up everywhere of microbes, Pasteurians and hygienists regained the power to be present everywhere. …In the great upheaval of late nineteen-century Europe, they redefine what society is made up of, who acts and how, and they become the spokesmen for these new innumerable, invisible, and dangerous agents.
…巴斯德派人士與衛生專家藉由無所不在的細菌、重新定義所構成的社會連結,重新取得了他們在每一個角落佔有一席之地的權力….在 19世紀晚期歐洲的大興起中,他們重新定義了社會由何組成、誰在其中又如何地扮演著重要角色,以及最後成為這些新的無數看不見摸不到,而且危險無比的行動者的正式發言人。

這就是重點:為了要創造(細菌,或者其他)技術物的社會學,我們需要一個包含著技術物在其中的社會才能達成。

博物館的外面

(同時發表《博物館與社會》課程部落格

雖然經過了颱風放假一週,但是王嵩山老師在中央大學演講時所提到的爭議、印象與原則還是清晰又有趣、如同精彩的標本與藝術作品一樣「栩栩如生」。他自己擔任展示主任時期,所面對「人體世界:真實人體的解剖學」(Body Worlds)展覽要進入博物館空間時,在他心中所造成的掙扎,是其中一個鮮明的例子。在表面上這個展覽帶著強大的新科技(人體塑化技術,plastination)與藝術形式,創造出

「迷人的真實標本」、體現「令人驚異的人類」(〈揭露的與隱藏的:台灣博物館展示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王嵩山)

但是同時呈現他們如何透過媒體、民主程序、互動技術與公關技巧的操弄,在網路上「刊佈篩選過的評論」(p.10),試圖突圍、發揮影響力,意圖闖入世界各國博物館的「聖殿」當中。在這個一衝撞一抵擋的過程中,一下子讓人跳脫開來,深刻地反省與思考:到底博物館是什麼樣的地方?人文價值、知識權力、制度結構與商業利益在多元競逐著「體現在人們面前」的這種獨特的、現場化的存在方式。不會因為歷史悠久而失去重要性、也不會因為新技術、新想像而被拖曳離開這個特別的舞台。

王嵩山老師的文章在回顧眾多論述的同時,除了分析與整理之外,也從文字讓讀者體驗到這個舞台的特別感受。在 p.22 介紹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MNHN,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演化大廳」(The Grande Galerie de l’évolution)的展示典範時,他說:

「展示廳的光線模擬一天之中太陽位置、不斷地移動,照射在「演化大廳」中成雙成對的動物身上;馱負重任的生命魚貫向前,在建築物內部呈現一幅洪水將來之前、避難方舟的意象。不僅如此,穿越大廳、左轉進入厚重大門的密室,眼前出現一個壯麗的、卻帶有由幽暗的光線、和隔絕的包覆櫥窗暈染出傷逝情緒的展示室。這裡靜置面臨絕滅的、或永遠消失的標本與物種。…它們等待重生。」

創造這個展示場的挑戰如此多重、涉及知識權力、批判歷史,同時又如此詩意盎然,在王老師的介紹與文字的回顧中,我深深地被吸引。然而也同時在這個「人體世界」的例子中,我不由得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他們如此捍衛的內裡是這麼特殊的時空,那麼什麼是博物館的外面?

最簡單的講法是,在博物館外面搭棚子展示人體世界的展覽計畫,就是在「博物館的外面」,而非裡面。外面不是一個不相干的空間,而是一個在博物館的周圍、鄰近區域,但是卻被有系統地排除與切割釐清,被建構成為外面。外面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空間。

從這個觀點,我們能否說,工程人員、裝潢師父建造展覽廳的過程,也是一種博物館的外面?南島民族打造出航海獨木舟的過程,是在博物館的外面還是裡面?資訊工程師建立數位典藏的過程,美術設計、使用者經驗設計師(UXD, User Experience Design)規劃網路互動介面的過程,是否也是在博物館的外面?博物館的外面與裡面,是否是處在一種有系統的變遷、演變過程?

王嵩山老師的另外一篇文章〈文化的物件:大洋洲展示廳的博物館誌〉,敘述為何與如何展示、展示的內外之別、以及蒐藏品與其詮釋:物件、知識與社會,以此作為範例來「展示」如何建立博物館誌(museography)。我所好奇的是,在博物館外面的博物館誌是否有所可能?出現在 iPhone 上面的博物館導覽軟體、互動的多媒體網站等等,是否有重新把博物館外面變成一個生產意義的新歧異空間的可能?

由於我的朋友本身就是策展人(curator),所以我對於策展人與策展此事,以及他們與機構(館方)、藝術家/作品之間的張力並不陌生;但是這主要是針對美術博物館。對於其他類型的博物館,策展人的角色與脈絡也隨之轉變。一個南島民族造舟與背後的生態系統的「策展人」,在知識、權力與藝術再現等各種面向上該如何自我反省與思考?科學展覽的策展人,跟作品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樣的差別?更讓我感興趣的是,他們與觀眾之間關係的不同,將會創造出什麼樣的可能?是否,就是那傳統被建構的「外面」,如今,真正的改變即將發生在外面,而事情將更為複雜與多元?

我希望這個學期我可以持續關切這個主題,並且跟所念的論述有所對話。

信任是什麼?

徐文彥、王銘岳兩位公平貿易工作者 10月 5日發表在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的文章〈三聚氰胺還會再來…〉,是一篇處理到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背後的資訊問題的文章。

「翻開衛生署在網站上開闢的三聚氰胺專區,除了「穩定民心」、「希望民眾不要無謂恐慌」的新聞稿與一些簡短片面的資訊外,我們看不到任何關於「我們該如何信任政府」的資訊。

 例如我們無從得知導致前署長林芳郁下台的2.5ppm標準,訂定的原因為何?由哪些學者專家討論?其各自的論述是什麼?而我們也對政府針對市面上乳製品的檢驗程序一無所知:是送驗還是抽驗?每項產品的採樣程序為何?儀器靈敏度與合理的誤差值是多少?不同的檢驗儀器的差別為何,各會花費多少時間檢測?以上在衛生署的網站專區內統統看不到。」

我們沒有辦法「翻開」衛生署的「三聚氰胺網站專區」,因為並沒有好的資訊、也沒有好的設計,來讓人真正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

「說難聽一點,在2.5ppm標準引起軒然大波後,來自民眾自動自發發表、整理網路上四面八方的資訊,都比衛生署網站所公布的還要詳盡。」

從好處想,是我們全國人民(或者至少當中的某些人) e 化太成功,速度快到政府趕不上;政府當中作政策設計的人,沒有用網路、沒有想要在網路上尋找任何政府資訊,或者沒有比這些「網民」動作快,想要在網路上尋找公共、公開的資訊。相較於那些用網路的「少數年輕男性」,「正常的」民眾應該只會在「電視與平面報紙」上尋找政府資訊(並且恐慌,如果他們找不到的話)。為什麼是「少數年輕男性」呢?因為這些刻板印象從網路上找不到好的調查數據資料(你可以查詢的是 TWNIC 的 97 年度無線網路使用調查報告,但是我們還是看不到全貌),我們只能夠沿用早年全世界人們對於網民的刻板想像。如果依據 TWNIC 的報告,

「不論一般民眾或網民,所有受訪者(性別、年齡、地區和連線方式)皆認為「網際查詢資料」為「熱門明星服務」…」

那麼這些各地受到訪問的所有民眾,當他們想要上網搜尋政府與針對三聚氰胺資訊時,他們可以看到政府做了什麼嗎?政府正在召開、或者即將召開哪些會議,來解決什麼樣的困難呢?政府對於降低眾人的恐慌,做出了什麼樣的努力與貢獻?檢驗單位的想法、各級政府主管單位的想法、廠商的想法、民眾的想法,各自如何對這個影響甚鉅的公共政策與危機處理典範,有什麼樣的影響?

往壞處想,就是政府不見了。政府已經只能夠躺平等待立委/民意代表、媒體刺激、電擊,才會/能夠/想要做出回應。而且只是回應,不再有聰明的政府、有能力的政府、有視野的政府主動對人民做出正確、即時的服務。我們有很努力要做事的衛生署長,但是我們沒有一個有能力回應與規劃未來的衛生署、或者是整合過的行政團隊。

三聚氰胺的巨大風暴,已經脫離乳品的範圍,進入到飲料、蔬菜、洋芋片、肉品的其他領域。它不僅僅席捲中國,各個國家也不斷地得對這個風暴做出回應。從飼料(農委會)、奶粉(衛生署)到進出口管制(經濟部),跨越部會分界的難題,挑戰著公共行政的制定與管理。放棄主動出擊的能力,就是放棄著主動圍堵災難、降低受創代價的可能。就像《黑天鵝效應》作者所說的,大家會稱呼那些在 911 之後進入火場救火的人是英雄,不會有人、有鎂光燈注意到預防災難、主動防範災難的人。

災難中資訊問題的思考,就是當未來的災難來臨時,該如何處理。所謂讓人安心、讓人信任的資訊,其實也是政府如何建立跟民眾之間的信任關係的問題。在這個網際網路資訊 24 小時不停歇地流動的時代,你提供的是互相矛盾、意義不清的資料,還是令人安心、信任的資訊?任何一個懂得運用 RSS 懂得跟讀者互動的網站版主,都可以告訴你自己的各式各樣的心得。

如果連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都沒有辦法找到專業的人來協助、找到對的方向,那麼我是不會信任這個系統的。無論你多麼有誠意、多麼苦民所苦、親民愛民,很抱歉,信任就是信任,發自心底,而且沒有辦法打折扣。

顧問難作

我覺得我講話簡直超白到不行,倘若有一天錄音起來一定會被點點點點。然後今天感想是都已經講到這麼白了,不只要利害分析、還要等待等待人們聽懂的時刻來臨。協助者(facilitator)的角色真是佛心發願普渡眾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