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信念:為什麼我們該關心人權?

一般來說,關心人權的觀點有兩種。一種我稱之為「保險」的立場。孟子或者 Portnoy 的說法,是「人溺己溺」。最著名的、常常被各式各樣的人引述的段落(最近一次就是陳水扁總統的某次致詞),就是這種「保險」立場的呈現。

Als sie mich holten,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当他们抓我的时候, 没有人再可以反对了.

為了未來不希望當自己的人權被侵犯時,沒有人願意為自己聲援支持,所以選擇了去支持任何人權被侵害的人,這樣的一種「保險」式的、Pre-emptive 先發制人式的交換態度廣泛地被流傳。

然而,最近隨著中國在奧運前鎮壓西藏,隨後在聖火傳遞過程中引發的西藏友好人士全球聲援運動、中國民眾反對西方媒體(anti-CNN)的愛國民族主義運動,更多的抗議與保護聖火等等後續發展,讓這樣的一種態度面臨巨大的考驗。在這樣的爭議中,人權於是也矮化、降階變成一種工具性的「權利」,被有意者「脈絡化」(contextualized)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攻防;反對者於焉重返「國內事務」的大纛,認為這些西方諸國、某某獨立分裂人士,統統懷抱著陰謀詭計,想要透過人權來影響人家的家務事,對其他國家作國內施壓。熱愛中國的愛國人士,更認為這些外在的敵人們,「見不得中國的好」,意圖要打壓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國際形象。在 GVO I-Fan 的文章〈What Is The Dream We Have In The Olympic Game?〉引起的回應裡,一位中國朋友 Steven Chang 甚至

不要标榜你们的什么“自由选举权”了,首先,世界上不是任何人都和你一样只热衷于政治。比如许多女性,就只喜欢看电视剧,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类型的,只要物质生活富裕,拥有爱情,根本不管谁在统治这个国家…

這樣的態度不斷地傳播、擴散,並且由於一種被攻擊需要團結的急迫性,許多中國朋友也表達了類似的想法。

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清楚地意識到,這其實也是一種一種「新義和團」的動員;甚至有中國的朋友眼尖地發現,在法國搶劫聖火的「邪惡分子」,竟然跟一群支持中國保護聖火的華人,一同走在巴黎的街頭上。加拿大記者被誤植、誇大為為揭露各國串連反對中國陰謀、被中國國內媒體當成國際上的中華「民族英雄」。只是太多的聲音在網路上流竄,人們選擇相信自己的偏好,而非選擇努力去發掘事實、檢視辯論與相信事實。

在這些攻防與辯駁之間,一些優先(top priority)的價值被忽略了。

我先引述 Portnoy 在他的文章〈habe ich geschwiegen…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中的說法:他也不認同這樣的「人溺己溺」的觀點。他覺得:

「…不該是為了將來或許有一天,自己遭遇困境時需要自己幫助過的人回報,替自己發聲;我今天決定站出來,不是因為怕將來施暴者有日會將目標轉向我,而是因為當施暴者傷害與我毫無相關的人的時候,他們其實也同時重重地傷害了我的心、我的信念…而這才是我要站出來的原因。」

在這第二種的人權觀點中,我覺得關鍵詞是「信念」。當你要選擇討論這個議題、表達你的立場時,你的信念是什麼?當我們閱讀胡佳與金燕的故事,閱讀更多的維權人士的故事,這是否與我們自己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情相連結?是否共享著共同的信念?甚至,當你反對著胡佳的行動時,你有沒有什麼樣的信念,可以跟其他人分享?你對於別人的信念能否尊重?你期待別人對於你的信念,以什麼樣的方式加以尊重呢?

人權是一種衡量社會文明程度的底限。支持人們說話的自由,支持各式各樣人們說話的自由,包括反對我們想法的人的自由。在這種信念底下,選擇自我克制,避免言論戰爭(flame war),但是積極支持人權,要求對人權損害的平反。

誰具體去檢視了對人權的損害,誰清楚去條列了種種的社會與系統的不公不義,誰願意冒著風險將這些資訊公開,暴露在陽光下。透過這些資訊我們得以去檢視這些損害,反省傳播過程是否有誇大與扭曲,是否仍舊低估傷害與對社會的影響衝擊。為此我們甘願當作烏鴉,發出我們認為提醒社會、提醒眾人的警示聲音。

我一直記得胡佳部落格中,郭飞雄先生的妻子张青于〈郭飞雄妻子张青于绝食抗议日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四)〉的轉述話語:

“中国的水太深了,总得有人去趟这潭水。”

這個世界的水太深了,總得有人去淌這潭水。

我不認為你和我是近親,但是,如果每逢世界上發生非正義事件時,你就憤慨得發抖,那麼我們就是同志,這才是更重要的。

切 格瓦拉

延伸閱讀:

今天晚上的中國人權紀錄片

我總是很不好意思打廣告(所以我的網站也都沒有廣告,常常都是落落長的說話 :P)引述 Emily 寄來的說明資料,底下是今天晚上的新聞稿:〈獨立影展放映中國人權紀錄片系列〉。

城市遊牧影展(Urban Nomad Film Fest)的「中國人權紀錄片」系列將於 4/28(週一)晚上在台北國際藝術村(台北市北平東路7號)播映《自由城的囚徒》與《我雖死去》。影片結束之後,將由王興中(台灣圖博之友會)和李士傑(群智基金會)一起與觀眾分享觀影心得。《自由城的囚徒》的影片說明如下:

「胡佳是令中國政府頭痛的愛滋病工作活動者,2004年開始被公安局盯上,多次被國保拘押,軟禁,綁架。2006年2 月從國保監督之下失蹤了41天,新婚妻子曾金燕因此而展開一系列的尋夫啟示,透過網上部落格活動把胡佳的消息傳達給世界各地。曾金燕被美國時代雜誌點名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並被小名「天安門 2.0」。本片是夫妻兩個人從2006年8月到2007年3月間被軟禁在家的故事。2007年底,兩人獲得無國際記者組頒發的「中國人權獎」。2008年4月3日胡佳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曾金燕和5個月大的小嬰兒目前持續被軟禁在家中。」

我們希望你能夠跟我們一起體驗他們的世界,並且一起分享你自己的想法。

曾金燕的故事:〈寫部落格救丈夫 曾金燕 用愛撼動鐵幕〉,以及〈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诞生手记〉

* 開始: 2008年4月28日 週一 晚上7:30pm
* 地點: 台北國際藝術村

城市遊牧影展網站: http://urbannomadfilmfest.blogspot.com

China Human Rights Program at Urban Nomad Film fest

Venue: Taipei Artist Village (7 Beiping East Road, Taipei).
Time: Monday, 4/28 at 7:30pm

Urban Nomad Film Fest (4/25-5/2, Taipei) presents China Human Rights Program tonight at Taipei Artist Village. One of the two documentaries shown will be Hu Jia’s (胡佳) Prisoners of Freedom City, which the prominent human rights activist filmed with his wife Zeng Jinyan during their 7-month house arrest from August 2006 to March 2007. Hu Jia was recently sentenced to 3.5 years in jail for state subversion.

The other will be a 2006 documentary by Hu Jie (胡杰) (no relations to Hu Jia), Though I Am Gone, a look back on a bloody August 5th, 1966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a school teacher was beaten to death by her 16-year-old students. Both films will have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ubtitles.

A discussion forum is scheduled after the screenings, to be led by Wang Hsing-chung (王興中) from Taiwan For Tibet and Ilya Eric Lee (李士傑) from Social Brain Foundation.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film fest: http://urbannomadfilmfest.blogspot.com

如果你還想要報名,請填底下的表格我們就會馬上知道(感謝 Registrano.com):

從焦慮到有趣

傍晚五點鐘就已經進不了圖書館的我,一邊思索著在天光還亮的時候就已經關門的圖書館、其存在的意義;一邊悶悶地走去側門外的便利超商繳費,盡好國民應盡的義務。週四沒有思樂冰特價。等候那詐騙集團的好幫手、不會吐錢給你的 ATM 空檔的同時,我翻閱著《財訊》月刊。翻翻讀到哲斌的專欄文章:〈個人即媒體:新聞中間人的危機〉。裡面有危機,也有大家都變成素人專業者(Pro-Am)的大轉變;但對於新聞專業工作者來說,這些危機與哲斌白紙黑字所列舉的種種新鮮服務,傳來了濃濃的焦慮感受。

…以我為例,每天起床,打開火狐瀏覽器,先連上我工作的中時電子報,然後利用瀏覽器的分頁功能,一個分頁連上Bloglines,接收我訂閱的一七一個RSS,幾個分頁連上黑米、推推王等書籤網站,一個連上Twitter,然後再開一個分頁,前往其他新聞網站或部落格。一整天,我都在這些分頁間切換,跳躍閱讀,吸收的資訊量可能上千篇;當一天結束,我發現,我從書籤網站或部落格裡得到的資訊,往往比傳統媒體,尤其千篇一律的電視新聞裡更多,數十倍。或許你發現了,以往由少數報紙、三家電視台寡占的傳播模式,早已是歷史,當你以為七家新聞台、十幾家報紙已經是「資訊爆炸」,請試試網路如恆河沙的寧靜喧囂。

(突然想到,也許應該來舉辦一個大家描述自己早上起來用什麼、幹什麼的徵文比賽。)

哲斌介紹了部落格、RSS、書籤網站(digg、myshare、黑米、推推王),並且說:「最受歡迎的書籤,往往來自部落格文章,而非新聞媒體。」還不僅僅如此:它也介紹了微網誌的 Twitter,140 字的短句對話宇宙,眾人關注彼此一如關注女王的每日一舉一動。這些綜合起來,以往昔日傳統媒體的資訊爆炸,根本連水鴛鴦在可樂罐裡冒泡都算不上。

這樣的情境描述已經是很貼切了。如果只是十年前我自己,或者其他幾百人、幾千人在過著這樣的生活,那麼,我覺得根本一點都不重要;無論你看 slashdot、boingboing 或者 nettime、syndicate、well 或者 networld 的討論版,那是你家的事情。除了麥當勞(連美而美都未必關心)跟「你自己人」之外,沒有人對你從睡覺起來到吃完早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感興趣。但是現在哲斌這樣說:他自己是新聞專業工作者,每天在處理新聞,連他都同意「最受歡迎的書籤,往往來自部落格文章,而非新聞媒體」,那到底誰還在看報紙呢?新聞報紙的影響力在哪裡?

很多知識份子投稿報紙民意論壇,都是為了要讓另外一個陣營的人能夠有機會看到相異的觀點。這個意思是說,他們自己通常不會去看自己投稿的那個媒體;他們不是那個媒體的預設讀者。如果大家都往愉悅歡樂的網路移動,內容豐富又多樣,自己愛寫也自己愛讀,那為什麼還沒有人在網路世界好好地辦一個受歡迎的媒體?金主、專業工作者、廣告商、(辛辣溫馨又睿智的)寫手們、回應者,為什麼不用心一起來創造一個足以跟傳統媒體公共領域性質相近、相抗衡的 significant place,有意義的地點,來讓人們記得、一如記得經濟學人、紐約時報一樣?

很可能就是沒有辦法。

或許,新的地方會搶走他們所在地點的老客戶;或許,一群寫手一起移動但是沒有金主、好的工程師與企劃一同作夥打拼;更沒有人解決財務挑戰,讓廣告商也願意共同滋養這個園地。寫手們在自己的角落繼續書寫,就已經有 Google 會捎來美好支票的問候;共同做什麼似乎都是艱辛困難的想像。或許,傳統英雄們心中的藍圖,已經距離網路世代數億光年之遠。或許人們早已更轉換到反應移動更為迅速的場域中,一如 Clay Shirky 所說的,「今天每一個 URL 就是一個社群互動、團體行動的可能。」

我昨天在轉播與聆聽林濁水委員演講的同時,我好期待從網路上能夠有各式各樣的人經過頻道前,雖然音訊斷裂片段,但可以根據我們共同身處的世界,隨意但認真地丟出自己關切的問題;這個世界有那麼多的新事件發生,怎麼可能正常如昔?我期待一個未來的政治人物,而不是過去的政治人物,一如我期待未來的群眾,從四面八方、從各種語言但是有自己生命軌跡的參與者,丟出他們平淡無奇的提問。正是因為你我軌跡如此不同,我們才能夠讓網路世界比充斥著文化社會資本的傳統世界窗口,還來得光鮮亮麗、生動有趣!

也許真的不用什麼特別的地點、特殊的網路服務。今日我們所身處的網路世界,對所有人來說都實在太有趣了。比傳統媒體有趣一百倍。因為那是我們自己,每個人的所貢獻、創造、生產的意義。

照片整理:地理加強技

帶著 June 公司的 AMOD GPS Tracker(這裡是某位 Richard 仁兄寫的測試評論文),兩週前我去了一趟花蓮。透過 JetPhoto Studio 的自動製作 Google Map Gallery 功能,我三個步驟/動作建立了一個可以瀏覽的「地圖相簿藝廊」。因為只需要輸入照片與地理經緯度(軌跡資料),然後讓電腦自己去 match,所以我現在可以很容易地在上課中用空間的方式,介紹田野的景況。

有圖有真相,請看!

Building personal digital geo-spatial archive

At least twice extinguished…

Thanks Chsiao, “the torch itself has been extinguished at least twice". And the video said, those information are not on Chinese main TV because of the censorship.

Olympic symbols in wikipedia said:

The emblem’s popularity and widespread use began during the lead-up to the 1936 Summer Olympics in Berlin. Carl Diem,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1936 Summer Olympics, wanted to hold a torchbearers’ ceremony in the stadium at Delphi, site of the famous oracle, where the Pythian Games were also held. For this reason he ordered construction of a milestone with the Olympic rings carved in the sides, and that a torchbearer should carry the flame along with an escort of three others from there to Berlin. The ceremony was celebrated but the stone was never removed. Later, two British authors Lynn and Gray Poole when visiting Delphi in the late 1950s saw the stone and reported in their “History of the Ancient Games" that the Olympic rings design came from ancient Greece. This has become known as “Carl Diem’s Stone".[3] This created a myth that the symbol had an ancient Greek origin. The rings would subsequently be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Nazi images in 1936 as part of an effort to glorify the Third Reich.

When trying to de-mythify the torch and Olympic symbols and decoded the meaning they carries, I just wondered what kind of meaning do such international protest relay carries out and demonstrate?

霧月之後(之一)

蔡其達/晏山農先生力作,總長 43 段(我忘了有沒有包含卷首彌爾頓《失樂園》引詩的段落)反省台灣總統大選與台灣未來的〈彷彿霧月十八日──總統大選後的凝思〉,總算讓人選後迄今心中鬱結的氣悶幽思,搥打拍擊之後得以具體成型、清晰可見。「雜然」而得以「賦流形」,進而讓人形塑角色、策略、論點、視見。

LIVE: ilya 林濁水前立法委員,清華社會所台灣研究室演講
一邊閱讀的同時,我總會想起今天夜裡在清華社會所演講的民進黨「十一寇」之一的「惡寇」林濁水先生。撰寫〈拆解馬蕭財經神話〉(PDF)、兩年多前曾經力抗眾議反對立委席次減半與林義雄對立的台獨理論大師。在今天的夜裡,我聽到的是轉身凝望他處,底層社區意識的再起(他一直用「怪怪的」這個詞來描述我也聽起來怪怪的重點)或者歷史來時路(追求政治世俗化,但卻因犧牲慘痛,遂被視為神聖的生命旅程)的林先生。他細數蕭萬長遺留給民進黨 2000 年執政的金融爛賬重擔,但是卻意興闌珊地不談黨與未來。

也許那只是在演講正式場合的自制。選舉失敗之後的整體壓抑,尚未從傷痛中走出來。林濁水先生講稿的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

「台灣朝野主權立場趨向共識,選舉氣氛、議題和候選人在在都從神格化走向世俗化,這些總體現象都說明了我們大可以把這次選舉當作台灣邁向常態民主國家的一個里程碑。於是在為民進黨的大敗哀痛不已的同時,我也看到了台灣令人可喜的進步,當然伴隨的不免是我投注以一生青春的政治,他的神聖感已消退後的悵然。」

相對於林先生的傷痛、感傷與超越,我卻想到晏山農的冷眼剖析:

『城市中產階級由於品味鴻溝和害怕被邊緣化的心理,在先後兩次大選中作了清楚表態,我的看法是:不必斥責城市中產階級的善變無情,也毋須為了「迎合」城市中產階級而諂媚迷途──諸如「馬英九的高票當選,意味省籍問題已消弭於無形」、「台灣選民是最有智慧的」都是新神話。一切都必須放在國家/社會的結構變異,才知掌握國家機器的民進黨何以羸弱、城市中產階級何以不堅實,以及為何「霧月十八日」陰影再興!』

林先生一開始演講從選舉觀察團切入,來自港澳 600 多人的觀察團,卻只見到最後一次的熱鬧,選完之後的一切平靜。政權兩次和平輪替轉移,林先生說,

「於是我們可以說,民主已經深根台灣、已是日常生活而非追求的目標,已經不再神聖而徹底世俗化。」

如果我們從晏山農文章的角度來看同一場選舉、同樣的結果,晏山農看見的是「重挫的不止於一次總統大選的勝負,更且是抗爭精神的全遭繳械、民間自主力量跟著陪葬。」雨下得很大,前方模糊一片,看不見光亮。

至於滿口仁義道德,卻是仇恨是尚的泛藍集團,卻完全以《蕩寇誌》──盡把宋江、盧俊義等視為徹頭徹尾的惡棍匪徒,最後為張叔夜率「義師」剿滅──為版本,徹底塗抹掉綠色執政的成績暨其背後的符碼,而在這過程中,向來專屬於本土反對運動的鋒利武器──本土意識、省籍觀念、愛台灣、反專制、二二八──係數被馬英九陣營挪為己用,致使民進黨錯愕之餘,只能淪為技窮的黔驢。
然而,對喪失既得利益的舊統治集團來說,管你阿扁或諸民進黨要員如何口誦忠義,其實都是魯莽殘暴的李逵之流!他們祇會集體用放大鏡緊盯扁政府的一言一行,以偽善的道德主義為標竿痛擊扁政權,讓其施政成續硬是滿江紅,目的都是必欲除綠而後快。

如今,封建意識忒濃的《蕩寇誌》在馬營勝選之後成為「定版」。「蕩寇」之後,傳媒熱烈營造聖君再起、萬世太平的意象傳遞,於是,島嶼上空似乎嗅到了一絲似層相識的氣味,那氣味的元素稱之為「霧月十八日」(18 Brumaire),簡言之就是復辟。

林先生的說法「這是一次沒有魅力明星的選舉」,恐怕不能夠解釋選後馬家女兒在北一女的畢業紀念冊照片、馬英九準總統五歲時的照片快快樂樂地在電視與平面媒體中反覆流通傳播、集體造神的現象。

選後三天我藉由聆聽財經廣播節目的同時,才懂原來民進黨早已經被釘在「鎖國」、「經濟不行與無能治國」的十字架上;眾人早已壓注選舉的勝負,以政治的結果當作經濟啟航的指標。晏山農對於「城市中產階級」的描述清楚地描繪了這種景象:

城市中產階級本想以盈盈綠洲為基地,繼而尋覓永恆的伊甸園,不意全球性M型社會的發展,讓此間的城市中產階級惶惶不可終日,彷彿一覺醒來已置身沙漠。台灣既在亞洲四小龍中排尾端,又有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四小虎的奮力追趕,夸父逐日的徒勞無奈,以及龐貝遺址、樓蘭古跡、台灣廢墟的聯想,遂成為城市中產階級的夢魘。偏偏他們眼中的政府當局卻忙於選舉、政爭、酬庸、去中國化、去蔣化,更因強力操弄公投造成台美、台日關係前所未有的緊張,台灣國際處境的邊緣化和城市中產階級的強烈失落同步發展。

於是,不少城市中產階級基於地緣、文化的親近性,亟欲藉由三通、兩岸共同市場的建構來打破「鎖國」之局,並而和國際接軌。換句話說,城市中產階級所謂的國際接軌就是「經由北京,是台北前往紐約最便捷的道路」。這樣的思惟有著一廂情願、孤注一擲的危險,然而執政者似不願認真傾聽和對話,等到泰勞事件爆發、第一家庭成員弊端連連之後,城市中產階級的板塊早已集體位移,再也不停駐於綠營片刻。

霧月的復辟,晏在歷史中援引著馬克思 1848 年革命的見解:一連串的訃聞以疊疊樂式的奇觀方式,堆起朝向最後一位替所有的革命/反革命者收屍的流氓無產階級,路易波拿巴。當代我們看見的是昔日歐洲英國的佘契爾夫人、美國的雷根政權,與今日以偶像竄起方式的馬英九的「疊影」現象。相較於未來即將進場的徹底市場化、自由化的新政府,我們需要博蘭尼式的「社會鑲嵌」,批判自律市場與市場自由主義,理出前方的道路。

想想看,當「一切決於市場」、「商人無祖國」、「拚經濟,不要拚意識形態」的讕言彌漫全島時,有多少人會認真思索這種「去鑲嵌」是何等怠惰、誤人誤己!博蘭尼的思想極為博大精深,非謹上述「社會鑲嵌」而已,祇是光僅於此就夠我等活用了。

「進步的本土力量」必須本於「社會鑲嵌」思惟再出發,這才能由本土、經濟(唯物)角度落實中間偏左路線;它既可批判國民黨的「唯經濟發展論」、民進黨前此的棄置「國家」作為;也可以針對全球化、兩岸共同市場提出有效針砭。當然,具體方針和作為都得經過智識、實踐的辯證互動才能克奏全功。

鄭陸霖 Jerry 在他的〈Good Morning! Taiwan〉中,如同晏山農期待「進步的本土力量」思考,說到同樣類似的看法:

前天我在東海大學的研討會發言時用嘻笑的語氣說:各位,產業社會學者的生意要來了!因為選舉過後,馬的共同市場政策,將會讓我們面臨Polanyi的許多關於社會保護的課題,而四兆經過現在獨大而且過去紀錄不良的國民黨立委審查,則將讓我們面臨Braudel「權力隱晦像幽靈般運作的「資本主義」課題。馬的經濟政策會不會成功?真的很難講,就等著看,但我們要做的是好好監督,台灣的Great Transformation才剛要開始,要準備好保護社會。

檢討選舉固然重要,但趕快就戰鬥位置恐怕更為重要,我這「理性情緒治療」的信徒,直覺只想到要區分有用與無用的情緒,這個時候悲傷根本是無用的感情。

(待續…)

(與族群共存的)最大公約數,大家都找到了嗎? [updated]

1.

梁文道的〈為西藏問題尋找最大公約數〉:點出了一些談論現代民族問題的真實/現實處境。舉例來說,就算真的西藏獨立好了,如何處理裡面越來越多的漢人?民族和解。不僅僅中國是如此,台灣原住民以往以來也都面臨類似的政治處境。

中國漢人鷹派對藏族的策略運用,強調並且打擊達賴喇嘛的領導角色,是否會針對未來後達賴的西藏處境,激化並且創造出未來的恐怖份子、劫機犯呢?

走筆至此,我們不難發現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有一半是漢人自己的問題。從在上位者一直到民間百姓,不只對西藏的民情文化沒有起碼的認識和尊重,更對複雜纖細的民族問題毫不敏感。進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說是多民族國家,但我們的少數民族政策卻從來都是不完整的,一是因為我們只是單向地把它看成是對少數民族做工作,卻從未反省漢人為主的主要族群該如何與其他民族共存;二是這些政策的範圍相當狹隘,沒有把民族視野恰當地貫注在其他政策之內。…

比起雖有魁北克問題但大體上和平的加拿大,中國其實一直沒有認真實行過多元文化的路線。首先,我們要知道所謂的「普通話」其實就是現代漢語。當許多官員誇誇其談西藏的教育普及做得如何之好的時候,大概沒有想過對藏族青少年來講,他們正在學著掌握一種非母語,且要用它為工具和來自漢地的同齡人競逐大學的入學機會以及政府公職,其間的差異足以造成重點大學藏人入學率偏低的情形。

在多元文化的推動上,台灣絕對沒有比較好,只有處境更加險惡。壹週刊選後的台灣藏人故事,看到的只有政治化退場之後的邊緣景象。是真的如此還是低估了台灣近年來的努力?我不知道。相較於民進黨檯面上對西藏的支持,在選前慌亂無章法的發言之後,國民黨陣營的西藏政策與策略是什麼?我們怎麼看待自己境內的台灣西藏人?更有甚者,我們自己的多元文化台灣、族群架構是什麼?

2.

孤影的《小市民的心聲》最近媒體鼓動加碼在民意論壇上對多元語言文化的批鬥,例如〈閩南沙文主義的語言政策〉(我突然毛骨悚然地從力昕的「偽理性」聯想起「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彷彿又像批鬥教改一樣,訴諸民粹式、動員中產階級父母的恐懼、教師的保守觀點抵制、資訊課程的拒絕現實化,再度對台語文的教學課綱點起一把又一把的火炬。彷彿只要停止不動,把所有過去幾年的作過的成果通通放棄、推翻,就會得到主流民意的肯定。準總統在公開場合所說,這些事情不是執政重點,獲得肯定;但是在各個角落,按耐不及的準統治者們,是否已經等不及要把一些舊的旗幟與作法搬出?在這點上,我不讀報紙、也沒有看/側錄新聞,馬上就無法與現實對話。

美親的「荒蕪別坵穡」最近的文章〈落實母語書面化及母語教育,「民主」責無旁貸〉 更為清楚地審視著這些論辨:

近日「九年一貫課綱國小台語課程」又成為火熱話題,諸多報導不從台灣母語發展立場出發,來正視台灣語言「近百年」力求「書面化」、落實母語教育的艱辛過程,反而刻意扭曲母語書面化的一致性與正當性,且試圖阻撓母語教育的迫切性。

  甚至有投書對母語政策推動扣上「閩南沙文主義」的大帽子,這與20年前,推動言說母語、書寫母語的民間工作者被視為「福佬沙文主義」的現象如出一轍;試問,20年來,聲稱邁向「民主」、欲重構主體性的台灣,真的有徹底落實文化主體中最重要的語文教育嗎?又問,台灣原本多數的福佬族群,其言說的母語都無法落實書面化了,那更少數的客語、原住民語的語言文化,真能保存嗎?

美親提出四點語言與多元文化的重要思考:

  1. 先正確認識母語文字的歷史發展。
  2. 當局應努力達成「初齡學童」即學習母語文字的目標。
  3. 再申應以「文字」之名教學,而非拼音。
  4. 別讓「假民主」成為落實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殺手。

在另外一篇文章裡面,美親點播了「惜別的海岸」給努力掙扎要文字化、要活下來的「台語」。

「為著環境未凍來完成,彼段永遠難忘的戀情……
雖然一切攏是環境來造成,對你的感情也是無變
我也永遠,
期待著,咱的幸福的前程。」

黃文雄先生 4 月 5 日也投書中國時報〈請正視我國弱勢語言〉。

中國時報 2008.04.05 
請正視我國弱勢語言
黃文雄

 雖然被嫌過遲,一九九三年,聯合國終於通過了一項「瀕危語言計畫」,並發表了「瀕危語言紅皮書」。十餘年來,拯救瀕臨消失危險的語言已經蔚為國際潮流,例如我們的鄰居日本這個語言沙文主義極濃的國家,就隨即於九五年設立了「國際瀕危語言資訊交換中心」。

 聯合國這番舉措何以被認為遲來?因為其理據早已是一項語言學的常識,亦即從語言學觀點而言,語言沒有原始文明之分,方言與非方言也無高下優劣之別。每種語言都是一個社群認識與思考世界、表達自我與相互溝通之長期發展的結晶。所謂高下優劣,都是在政經與文化支配的過程中被建構出來的。例如被認為「高尚」的法語,本來源自「粗俗」(vulgar)拉丁語。又例如,也有理論物理學家發現,她們在研究的最前線所必須創新的思考方式,反而遠於西方語文而近於某些所謂原始語言。因此,語言的消失同時也是人類文化「基因」庫的損耗,而全球各地的許多語言卻不是已經消失,就是正以兩周一語的速度消失中。在這個國際背景裡,台灣的諸弱勢語言究竟是處於何種狀態?

 語言學家對語言的瀕危程度一般分為五級:可能瀕危(強勢語言的重壓下,下一代的說話人已經開始減少);瀕危(下一代已經很少人甚至沒人在學了,能說的流利的年輕人已是青年);嚴重瀕危(最年輕的流利說話人已有五十歲);彌留(只剩屈指可數的少數說話人);滅亡(已經沒人說它)。據此以觀,不需要去看已有的語言使用田野調查,讀者也不難判斷諸原住民語言、客語、以及福佬話的瀕危程度。

 在這種狀況和趨勢下,教育部五年前開始要求增授原住民、客語與福佬語(國小擇一必修,每周一節;中學選修)只能說是遲來而又微薄的努力。其微薄之程度可與英國之對待威爾斯語比較而得知。所有語言裡大概沒有比英語更「帝國主義」的了,可是根據《經濟學人》幾年前的報導,在其語言法下,英國的威爾斯地區有四四八家小學和五十四家中學幾乎全部或完全以威爾斯語教學,而且這些都是家長樂於送孩子去就學的好學校。公共機構與公共服務也是雙語的。即使是威爾斯語使用者稀少的地方,法院也必須提供完整的雙語服務。公務人員當然必須接受威爾斯語之訓練與檢定;政府支持的媒體之工作人員也一樣。

 如果以此為準,我國教育部首先受譴責的應該是做的太少、太遲,然後才是該部咎由自取的某些粗糙做法。可是,我們從○三年以來看到的並非如此。我們看到的是攀緣小辮子而上的無限上綱,不論是沿著大中華沙文主義或功利主義的方向,其冷嘲熱罵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例如用羅馬字來標記福佬話。如果要拯救它,當然要盡量存真道地。「世界大同」固然不妨用漢字書寫;但福佬話裡的「少許」如果寫成「淡薄仔」,你要孩子怎麼硬記其正確的音義?因此,理應用標音的羅馬字。可是卻有大學教授日前在某報著文說,這是消滅中文這個偉大的表意文字及其所承載之文化的大陰謀!回頭來想,如果全用漢字,會不會又有人譏笑「淡薄仔」是不倫不類的「漢經濱」?

 聽說二次政黨輪替已經打破了省籍魔咒。真的嗎?至少在看待語言的文明態度以及對語言人權的了解上,顯然並非如此。苦學我國諸弱勢語言的馬英九先生,想不想站出來講幾句話? (作者為人權工作者)

這三篇文章後面所反省的,是國家看待族群問題的重要挑戰。準備好了嗎?

「偽理性」話語與政治效應

力昕在媒體改革評論中所撰寫的〈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從龔濟(張作錦)的一篇投書文章談起〉,很有力地批判了主流媒體生產的虛假意識形態。

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未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這樣的歷史產物,我借用龔濟先生的詞,「只能說可憐」,其實無法也不必再做計較。我在乎的,是在像聯合報這類媒體裡、極具代表性的龔濟的文章中,至今仍不斷製造並強化的一種話語效果;一言以蔽之,即強勢語言/文化裡所生產的一種「偽理性」的話語和政治效應。….

…偽理性是理性政治的另一個殺手,鯨吞蠶食著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動能。台灣媒體改造的工程,恐怕也必須及於做為實質主導著政治菁英與其他電子媒體的報紙媒體。做為偽理性之媒體語言的長期受害者,我們恐不能夠再以壓抑的方式面對,而讓那些玩弄這套語言邏輯的人,繼續得了便宜還賣乖(是的,我們得要問龔濟先生,終究是誰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要魔高一丈呢),讓這個社會不斷處在集體性格扭曲、壓抑、或者張狂的狀態,讓他們成為永不需輪替的「全民最大黨」。那些無法跳脫歷史限制與經驗包袱的上一代人,讓他們走入歷史,無須再與之計較,但是我們得終結他們遺留、甚至還在不斷製造的這套媒體文化。

這讓我想到今天在 Youtube 上看到的,美國克魯曼教授與 Fox 頻道名主持人 Bill O’Reilly 在 MSNBC 上的同台吵架視訊節目

「偽理性」讓我想到的是 Bill O’Reilly 在對著攝影機批評 Outfoxed 這部紀錄片有多爛、MediaMatters.org 左派垃圾新聞數據,當面直接指責 Krugman 教授是騙子、叫他去作作研究吧。感謝 Outfoxed 的製片 Jim Gilliam,他把這些影像收集起來,加上自己的數據資料佐證當作正義辯駁的機會,註記在影片當中。然後我就在想,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真是厲害啊!無論你是否說的是真的,你只要看起來像是真的,就會有報紙平面廣播在報導,並且就是有人不管到底是真還是假。

如何克制呢?網路世界其實是一種很便利、可以再意義化的社會空間,Jim 透過作影片的後製工作,把抵抗的意義送回大眾面前。也許我們需要接著力昕的腳步,把這些「偽理性」的資料送入新的意義空間中,指涉其與歷史、社會及政治與既得利益之間的關聯。

“Did I nail you?" Clay Shirky on The Colbert Report

Clay Shirky 4 月 3 日到 Colbert Report 上面去打書:“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Colbert Report 繼挑戰 Wikipedia 後繼續深入 Internet 領域奮戰(雖然我很久沒有看 Colbert Report 了)。

http://www.comedycentral.com/sitewide/video_player/view/default/swf.jhtml

看他們兩個人互相較勁(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的互相機智問答),實在是很不錯的噱頭。(而且我真的覺得 Steven Colbert 有問對問題,哈。)

一個中國公民的提問:〈公不公?〉

hujia-jinyeh雖然我很想全文轉錄,但是在還可以連結的時候,請各位有機會「親自去拜訪」胡佳太太、曾金燕小姐的 blog:〈了了園〉http://www.zengjinyan.org/。對於 4/3 中國政府對胡佳的宣判,任何關心中國社會、政府法治、政治、乃至於奧運的朋友,各位都應該去看看曾金燕所寫的這篇〈公不公?〉

我想问天下人:如果是你的家人,在被长期软禁在家的情况下,因为写了五篇文章、接受了两个采访,就被法院判刑三年六个月外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公不公?

我想问胡锦涛主席和主持司法工作的各位领导:在宪法首先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条款下,一个长期被非法拘禁的公民,因为写了五篇文章、接受了两个采访,就被法院判刑三年六个月外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体现了“法治精神”吗?体现了“司法公正”吗?

法院认定的“罪行”、“人证”和“物证”

我反复仔细阅读法院的判决书。(里面有几个错别字,如“其间”应该为“期间”,“无限”应该为“无线”等。)法院认为“被告人胡嘉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采用书写文章在互联网上和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发表煽动性言论的方式进行造谣、诽谤,煽动他人推翻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依法应予惩处”。胡佳被指控犯罪的文章是:

  • 《赶上民主列车时 东亚睡狮猛醒日》,内容是2001年胡佳发给朋友的私人信件,标题不知是谁加上去的,法院没有采用这篇文章。警方质问胡佳及收信人王力雄时,他们都由于所隔时间太长,记不清楚了。
  • 其他被法院认定并用于定罪的五篇文章是:《林牧老先生于今日下午14:00前后过世》、《郭飞雄和江伟与〈沈阳政坛地震〉》、《一国无需两制》、《中共十七大之前 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和《国庆及十七大来临 警方连续侵犯公民权利》。
  • 被法院认定并用于定罪的两篇采访是《胡佳谈高智晟律师被绑架前后的情况》及《向专制的体制发起和平的挑战》,据称胡佳接受了录音采访,内容为对方所编辑,题目为对方所加。

另外一個轉錄文章的網址,中國的網路讀者們對曾金燕的這篇文章有許多的批評。這些批評者的意見,我思考了一下,大約表達著下述整理的看法。

為了國家,任何說不一樣的話的、逆耳的、找麻煩的、不支持國家榮景美貌的,這些人們都願意把他們送進監獄,讓他們喪失說話的權利。任何尋求國際聲援的,都是串連著外面的敵人、攻擊著自己的政府。獲得歐洲議會的人權獎,更是代表著這個人是賣主求榮,為著個人的利益聲譽,犧牲國家的「形象」。他們對外人說話的樣子,被「看穿」出一個「醜惡的嘴臉」:對政府的批評既不扎實,也沒有民族大義,引外國勢力對中國施壓,宛如嫌母醜的惡女兒,要求外人來制裁自己的母親。

我對著這些說法,想起台灣在推動家庭暴力防治的種種經歷。家庭暴力是一種很難被處理的暴力行為:家庭被視為一個堡壘,家中的父母親是這個堡壘的主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家醜不外揚」。子女與受暴的配偶(無論男女),如何可以對著外人訴說家人的虐待?怎麼可以對著不相干的他人,來控訴自己親人的不是?你所說的真的是事實嗎?證據在哪裡?如何區辨是事實還是你的惡意中傷?你是否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陷害無辜的父母?當公領域侵入到私領域,發出禁制令決定施暴者不能靠近被施暴的配偶子女時,往往施暴者瞬間湧現的憤怒,創造了許多重度傷害案例。書中往往建議,當事人訴求法律禁制令時需要特別小心注意高頻率出現的暴力報復行為。

在一個極度藉由訴求民族情感,試圖凝結社會多重複合矛盾的大型國家,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讓人民相互相信、信任的建構社會基礎,是否會運用這種「家天下」的修辭策略,來把政權領導者「父母化」、把國家治理與人民的政治付託「家庭事務化」,把政黨與政治利益「家人化」?人們認同這個家庭的方式,就是站出來譴責「丟臉」、「找麻煩」與「沒有證據」,區分反對國家的反動份子與「支持國家與民族根本利益的善意批評」。如果胡佳的案子是家庭中的「好的批評」,人們就會支持他;如果胡佳代表著「壞的批評」,眾人就應該反對他,支持把他關進大牢裡面。

可是,你如何分辨好的批評與壞的批評?你如何指責別人「否定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如果還是回到家庭的譬喻來說,揭露家庭的陰暗面本來就註定了會被認為是背叛;但是那些指責受害者的人,何曾站出來做出任何「好的批判」?倘若這些批判者通通親自支持愛滋病患者的人權問題、環境問題,那麼他們的所作所為將能夠保護這些「受害者」,減輕他們所遭受的壓力與傷痛。這些家暴問題就能夠在第一時間被處理、被解決;而背叛者不需要背叛,家庭仍然可以維繫完整無缺,只是失去的功能被替換、置換。

如果你沒有說什麼、做什麼,那麼你只是一個施暴者的沉默同路人。你並沒有資格去區別這種「好的批評」或「壞的批評」。對於你所嚮往的、想像的那個美麗的家庭,你只是用別人那裡借來的畫筆、對著想像的美妝塗抹傷口、掩飾爛瘡。

我會用我所學會的民主經驗與言論自由概念,來體會曾金燕的這個質問。也許不僅僅是胡錦濤主席,而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問自己,這個審判「公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