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籽,或者「我並不想簡單的追憶」

耀盛學長回憶余老師的文章〈不經心的擺渡〉中,引述了德希達對其師 Levinas 的悼詞:

但是,Derrida 在 Levinas 的永別悼詞說:我並不想簡單的追憶。關於永別,Levinas 究竟對我們說了什麼。首先必須向他告別,用他的名字來呼喚他,呼喚他的名字。即使他沒有回應,但他的回應總是蕩漾在我們心中,從我們心中升起。

人們有著不一樣的紀念方式。我則是在努力的讀 Ben Agger 1994年的這篇文章:Derrida for Sociology(暫譯:〈社會學與德希達〉):我自己在當年碩士論文中努力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時,所緊扣的是德希達的藝術家反種族隔離宣言(AAA, Artists Against Apartheid)。當時我心中所惶恐的問題是,德希達是社會學家嗎?如果傅柯可以是社會學必讀的重要經典,為什麼德希達不被列入討論的重要影響人物之列?這條路,真的能夠通往未來嗎?

“At the very least, Derrida is a sociologist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至少至少,德希達是一個關心論述政治的社會學家…」

“…deconstruction is neither theory nor method but is a textual intervention called forth by all writing that cannot escape from assumptions, limita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words, meaning’s deferral."(Derrida 1981:15) 「解構既非理論也不是方法,而是一種由所有無法從預設、限制、文字的曖昧不明、意義的延宕中逃脫的書寫,所召喚的一種文本介入行動。」

“He also makes clear that deconstruction does not shun social criticism but is a radical critique of all systems. (Derrida 1982: 109-36; see also Fraser 1993:53) Far from being nihilist, Derrida wants to reveal the hidden assumptions of systems in order to open public dialogue about them; far from refusing values, Derrida wants more talk about values, albeit talk rendered humble and dialogical by the acknowledgement that no text or argument can achieve “foundation".「他也澄清了解構並非對社會批判無感,反而是一種對所有系統的激進批判。全然不以一種虛無主義論者的角度,德希達希望為了能夠公開在公眾之前對話、而去揭露系統的隱藏預設;他一點都不拒絕價值判斷,德希達希望有更多關於價值的討論,即便在認知沒有文本或論證可以達致『基礎』的功效下,討論看起來是低姿態的、對話方式的。」

Deconstruction becomes critical sociology, social theory, and culture studies when we move beyond literary texts to all “social texts", whose secret authorship can be revealed and contested.「當我們超越了文學的文本,移動到所有的『社會文本』,其中的秘密作者角色可以被揭露與競逐時,解構遂成為了批判社會學、社會理論與文化研究。」

A Derridean sociology rejects the “logo-centric"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of positivism, which, in the case of quantitative empiricism, try to solve intellectual problems with sheer technique, thus falsely achieving what Derrida calls foundation. Deconstruction sociology reads methods as a rhetorical text — a way of making an argument. Deconstructive sociology does not abolish methods but “narrates" their hidden metaphysics, thus starting arguments conducted explicitly in terms of values and other ontological assumptions. Such a sociology would also place a great deal of emphasis on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otherness". Derrida is a “small" social theorist, like Lyotard (1984), who mistrust “big" social theorists like Marxism that attempt to tell the “whole" sociological story and thus suppress the heterogeneous voices of “others". And yet a Derridean approach to “big" social theory is possible, especially when we recognize the intellectual overlaps among deconstruction, critical theory, and feminist theory, all of which support new social movements committed to micr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德希達式的社會學抗拒『理路中心式的』預設與實證主義實踐,其中後者在量化的實徵主義案例中試圖透過簡單的技術來解決智性上的問題,於是錯誤地創造出德希達所稱為『基礎』的東西。解構社會學將方法視為一種修辭文本 – 一種製作論證的方式。解構社會學並不拋棄方法,而只是「敘說」這些方法所隱藏的形上學立場,他們如何開始透過價值與其他本體性預設的方式,外顯地創造那些論證。這種社會學將會同時把大部分力氣,花在對「他者性」(otherness)的論述與實踐的強調上面。德希達是一個『小』社會理論家,就像 1984 年的李歐塔一樣,不再信任『大』社會理論家— 諸如企圖述說『整體』社會學理論、壓抑他者的異質聲音的馬克思主義。而且,對於『大』社會理論的德氏取徑仍然有其可能:特別當我們認出在解構主義、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理論之間的智性重疊區塊,所有的這些支持新社會運動的人們,都對微型政治轉變深切關注。」

He does not make big theory and big method impossible. Rather, he converts them into undecidable textuality – secret writing – which can be reformulated, indeed with every reading reformulates. He thus open the field for heterogeneous, heterodox discourses, all of which deserve the label of sociology inasmuch as they deal they deal with the social. Derrida forces sociologists to admit, – no, to celebrate – that sociology is discourse.「他並沒有讓大理論、大方法變成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地,他將這些轉換成無法被決定的文本性 – 秘密寫作 – 也就是可以被重新組合形式、並且在每次的閱讀當中也會重新組合。他於是開啟異質的領域…德希達逼迫社會學家承認,不,其實是慶祝,社會學就是論述。」

在余老師家相聚,朋友們的生猛追憶中,我倏地想起當年余先生在說,他就是不要用「後殖民主義」的詞語的神情。當年的我認為他這樣作會「無法溝通」,有意地創造語言的壁壘,他也不加否認;而是否,從今天的這個角度來看,也是一種「小」理論家的堅持呢?他又為什麼一定要跟年輕廚師講清楚全部的道理呢?文字本來就承擔了無可逃避的意義延宕與誤解。從那個點開始分手,開始走自己的路。也許當叢林中踏出一條路的時候,就代表著對那個點的禮敬。

微動的晚風,凝視窗外的暗光。

多年前開始走了一條新路,在這結束之時,彷彿那路也真正的開啟了。同樣是田野方法,社會學的田野比人類學的田野晚了多少年才開始成為/承認論述?

我注視著那些在那分離之時撒下的種籽,如今已經通往一片翠綠的森林了。

比利蝙蝠:浦澤直樹的逆襲

昨天看了《Monster》、《20世紀少年》、《危險調查員》、《冥王星 Pluto》的作者浦澤直樹的新作:《比利蝙蝠》(Billy The Bat)。發了一則推文簡單記下自己的感想:

無論是 2D 世界的蝙蝠在影響現實世界的走向,或者是孩子般的畫風卻訴說著暴力的暗殺總統故事,比利蝙蝠都呈現了浦澤直樹的的敘事野心,讓人想起在 Monster 怪物漫畫當中、連結純真與恐怖的宏大格局與深邃視野。

我們祖先的肖像畫:分成兩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

因為著迷與「分成兩半」,所以重讀卡爾維諾的《分成兩半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試想有多少精采的創作者生活在那個時代?這些人的不同創作,或多或少都在跟那個時代氛圍「致敬」。讓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在那個時代,我們跟我們自己鬼打牆般地自我敵對,世界一分為二。

重讀《分成兩半的子爵》,我想要尋找一些洞察(insight),重新去開啟二元對立的敘事。底下是一些筆記。

小說(羅曼史,romanzo)的意象與道德課題:

書中的三個故事有其共同之處。故事的起點都是非常簡單、非常鮮明的意象或情境;劈成兩半的男子,兩片人體各自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爬到樹上的男孩不願意下來,一輩子在樹上度過;一具中空的甲冑自認為是一名男子,不斷貫徹它自己的意志力。這些故事由意象滋長出來,而不是來自我想要闡述的理念:意象在故事之中的發展,也全憑故事的內在邏輯。這些故事的意義 — 準確地說,這些故事以一向為基礎而衍生的意義網絡 — 總是有點不確定的;我們無法堅持一種毫無疑義的、強制認可的詮釋。

我尤其想請讀者注意故事意象和情節所提供的道德課題。《分成兩半的子爵》討論了缺憾、偏頗、人性的匱乏;《樹上的男爵》的題旨則包括孤立、疏遠、人際關係的困頓;《不存在的騎士》探索空洞的形體以及具體的生命實質,自我建塑命運以及入世的意識,還有出世的全然撤離。除了以上這些基本要點之外,我不想再提供其他解釋…

完整但空盪盪的凝視:

雖然疲憊,梅達多在當夜還是很晚才入睡。他在營帳外頭來回踱步,聽見哨兵的呼喊、馬匹的嘶吼,以及士兵破碎的夢囈。他抬頭凝望波西米亞的星辰,思索自己的新軍階、翌日的戰役、遙遠的家園,以及故鄉小溪旁唏嗦作響的蘆葦。他心裡並沒有感覺到鄉愁、疑慮,或驚恐。一切事物仍然完整無缺、不容爭議,一如我舅舅仍然是他自己。假使他可以預知即將降臨在他身上的恐怖運命,他可能仍然會覺得一切遭遇都屬自然,雖然苦痛。他的目光在暗黑的地平線終界遊走,他知道敵方的兵營就在彼處。他兩臂抱胸,確知世界上有多種真實性同時存在,每種真實性互異而且疏離,而他自己就身處這些真實性之間。他可以感知戰役終的殘酷喋血,血流成河在地表遍佈滿溢,血水也終將蜿蜒至他面前。舅舅任憑血腥的想像裹住他自己,不覺得激憤,也沒有哀憫。

「因為只有在碎片之中,才找得到美麗、知識以及正義」

「我真希望可以把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都剖成兩半,就像切鱆魚一樣,」舅舅低頭看著岩石上抽搐的剖半鱆魚,加以撥弄,「如此一來,人們才能夠擺脫他們的完整面貌、不再笨拙無知。本來,我也是完整的一個人,所有的事物對我來說都是自然的、含混的,我的腦袋就像氣體一樣空空蕩蕩。那時候,我以為自己見識了萬物的全貌—未料,我只看見表象而已。孩子,如果你有機會變成半個你自己 —- 為了你自己好,我真希望你變成半個人 —- 你的智慧就能夠超越那些凡俗的完整頭腦。雖然這樣的你會喪失半個自我、半個世界,可是剩下來的半個你將會勝過千百倍原來的你,一半的你將會更深沈可貴。而且,剖為一半的你也會開始期待把其他人事物全部切半—因為只有在碎片之中,才找得到美麗、知識以及正義。」

迷失在同樣不人道的邪惡與美德之間

「這兩半之中,好傢伙比壞傢伙還要糟糕!」頗多瘋狗的村民開始抱怨。不過,並不是只有痲瘋病人才對好傢伙感到不滿。「幸好砲彈只有把他切成兩半,」大家說,「如果把他切成三半,真不知道我們的日子要怎麼過!」

胡格諾人輪流輪班守夜,除了要提防壞傢伙,也要阻擋好傢伙。胡格諾人不再尊重他了。好傢伙會在任何時刻出現,偷偷查看胡格諾人的農作物存量有多少;他責怪胡格諾人的農產價格過高;他四處對人說起胡格諾人的不是,害得他們生意做不成。

德拉壩的日子就這樣一天天流逝,我們的知覺變得麻木。在同樣不人道的邪惡和美德之間,我們迷失了。

決鬥的描寫:

當天清晨,天空微綠。修女田裡兩名細瘦的黑衣決鬥者,持劍靜立,準備決戰。痲瘋裁判吹起號角,示意決鬥開始,天空像緊繃的布似地抖動起來。睡鼠躲在巢穴中掘土;喜鵲把頭埋在翅膀下啄羽毛啄到受傷;蟲子的嘴咬住自己的尾巴;蛇用牙齒咬自己一口;黃蜂釘上石頭所以折斷螯針;所有的動物都和自己作對。泥漿結了霜,地衣化為石頭而石頭變成地衣,乾樹葉化成黴,樹幹裡充滿又厚又硬的樹汁。人也同樣和自己為敵,兩手各握利劍。

〈一個個的震央:為何文化部落格撒下一束、照亮今日數位資本主義的光芒〉

Just translated Mercedes Bunz‘s introductory article: “Epicenters: Why Cultural Blogging Shines A Light On Digital Capitalism Today" via Labforculture.org’s book: Cultural Bloggers Interviewed.

Mercedes Bunz 原著,李士傑(Shih-Chieh Ilya Li)譯,全書電子檔(pdf)由 LabforCulture.org 發行,讀者可以逕行下載。當然,這個譯文是草稿。 🙂

一個個的震央:為何文化部落格撒下一束、照亮今日數位資本主義的光芒
Epicenters: Why Cultural Blogging Shines A Light On Digital Capitalism Today

你曾經被部落格陪伴過嘛?你有過那種對著一個部落格讀了又讀的經驗?那個部落格讓你關注著一系列的活動、想法、照片、思緒、問題,或者視訊,要不是它你可能早已錯過這一切?

今日的生活,部落格陪你走過一段又一段的人生;就像在看一部部很棒的小說一樣。你在過的很爛的一天之後,你在深夜回到電腦前面,看著這些部落格。在家裡,在一個爭論終於進入到與心智對話的時刻,你放鬆下來、讀著你最喜愛的部落格。

部落格就是分享。部落客和其他人分享他們的興趣、觀點、知識。但是對他們來說,一個部落格不只是一個部落格而已。除了提供一個自我出版的平台之外,一個部落格經常地提醒他們關注的焦點。

當部落客三日不寫新的文章,心中就會感到罪惡感。他們會開始左顧右盼,而有趣的事情得以發生經常是因為有個心靈正在尋覓著它。一個部落格,就像一個小孩一樣,讓生命在往前邁進。人們不再孤單。只要一個部落格被認真的對待,它就提供了一個以一種結構化的方式行動的機會。

這種自我加在身上的責任,在今日的數位資本主義當中顯得更為重要。當世界上下顛倒,DIY的意義被重新定義成一種抗拒官方說法/建議的抵抗姿態。

今日,你必須要在找份工作前、自己先創造一份工作出來。要買一張車票,你至少要按15次觸控面板的螢幕。或者期待你可以撐住關係、不致於淪落抵抗那逼你掉入婚姻的社會當中。今日,一種對你需求些什麼的系統是一種珍貴的事物。

從這個角度來說,寫部落格 — 特別是寫文化部落格 —- 是一個數位資本主義將我深深嵌入其中、所呈現的完美的例子。 一方面我們不再被迫要根據常俗規範所行動;另外一方面,我們卻拒絕對自由的偽裝之交流承擔起任何的責任。

於是,文化部落格被擺置於新的數位資本主義的邊界。一般的部落格可能是更大的、或者更小的樣子;他們可能加入別的部落格一起變成了後來的 Huffington Posts ,也可能在長尾的末端乏人問津(no comments)、靜靜的消失。只有文化部落格的概念讓我們覺察到,我們的社會在幹嘛(what’s going on in our society)。過往時代,親手製作文化(producing culture)也可以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只是這個規則已經變成了通則。

在資本主義中,文化領域總是特殊的案例,和其他的領域截然不同。社會評論者如阿多諾、霍克海默甚至稱呼它為「自主領域」(autonomous realm)。當其他人有了工作、且被迫要做別人交辦的事情時,在文化領域工作總是意味著一種玩樂的生產(playful production)。在文化之中,你就是為了生產而生產,無關乎成功與否。

在這個橫跨歐洲的文化部落客訪談集子中,我們可以讀到可愛的 we-make-art-money-not-art.com 部落格如何從一個個人的取徑、變成一個國際上的電子藝術、設計與一般性的「交感模糊取徑」(sympathetic obscure approaches)的知名平台;或者生猛活潑的荷蘭新媒體研究場景,如何被 annehelmond.nl 觀察與檢視。或者, misik.at 告訴你關於文化理論的一切東東,同時同場加映如何搞清楚 quirky 的澳洲政治。

在波蘭,你可以發現 Kultura 2.0 如何從研討會的一個平行議程中誕生,變成討論所有有關新媒體的新文化實踐。在義大利,你可以將焦點放在「黑客行動主義」(Hacktivism)、新媒體與聲音藝術以及義大利藝術計畫如 Neural,以及 Digicult,將部落格與雜誌與更進一步的作法相結合在一起。你可以用活躍的愛丁堡藝術場景作為背景,就如同 Curating.info 一樣地從策展角度聚焦當代藝術。或者追溯英國的創意科技藝術運動,只要沒有其他的計畫把你的心思偷走….

在一個自主的領域中,你總是你自己的主人,而你所作所為就是你的決定。現在,這些規則應用在普遍的情境中:當商業公司、財團與國家、政府不再想要對你負責時,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了。現在,工作就像是以往只有文化生產才會有的面貌:你會有工作,只要你夠會玩、找到(這個世界)到底需要些什麼。只有在文化領域中,相對於一般的工作情境,你所做的一切、你自己知道:你正在參與某些更大的什麼。現在,這種態度被翻譯成你的一般性工作情境,而並沒有那些更大的什麼在那裡。

正是因為如此,一個文化部落格、總不只是一個部落格而已。在這個時刻,它是一個數位資本主義的震央,而這也許是為什麼所有這些文化部落客的訪談,不僅關注著他們的部落格內容,同樣份量地關注著部落客的收益之流(revenue stream)。我們也不會訝異,所有的部落格一起呈現了一種程度的批判:如果你正在寫一個文化部落格,你就在對這個社會做出評論。有些時候這些評論撒下一束光芒在令人感興趣的議題上。有些時候他們讓人可以謀生。更常發生的是,他們讓其他人有一個地方可以有所歸屬。

所以,請繼續讀下去吧。

經典小說中的奔跑

寫完標題,才想到經典電影裡面也有奔跑:《沉默的羔羊》開場女探員運動的跑,《阿甘正傳》裡阿甘一邊逃避、一邊反向映照所有周圍時代、社會的跑,楚浮的《四百擊》,伊朗導演阿巴斯的《何處是我朋友家》、《橄欖樹下的情人》當中的小孩子找作業、年輕人表達情意的跑。主角沒力而專注的奔跑,讓我們更集中心力感受與體會他們所面對的種種情境。尤其是當奔跑段落是被安置在片子結尾的時候,奔跑彷彿開啟了一個開放的結局,銜接電影的幻象與我們自己所面對的真實人生:所有這些故事所丟出的困境、壓力、成長與挑戰,在奔跑當中,轉向丟給了感同身受的我們,「當你面對這種難題的時候,你會怎麼處理呢?」

〈奔流〉也是營造出如此精彩力量挪移的一篇小說。這部短篇小說在描寫一個從日本返鄉的台灣醫生,在故鄉的苦悶中認同著一個有著「大乘」格局、鄙夷自己出身土地的返鄉本地國文(日文)教師。但是透過另外一個 18 歲青年,既是前者的學生也是親戚,揭露並且身體力行地批判著這個有「大視野」的青年教師。最終這個青年學子也走上去日本「打拼」的路子,努力要作個「堂堂的台灣人」。敘事者可以看見此兩人截然不同的立場,卻又相似的道路;在之前與末尾的感觸中,有著超越兩者的描述與思考。1943年王昶雄在《台灣文藝》發表了〈奔流〉之後,一般評論相當的分歧;一種看法是認為這是一篇描述日據末期的皇民化作品,而另一種的說法,則是認為他「站在台灣人立場,表現皇民化運動下的苦悶心理。」兩者截然不同的詮釋,突顯了這部作品豐富的藝術內涵,以及「這篇問題小說所揭示出來的巨大的歷史問題」。

經由鍾肇政先生重新譯校原文,施淑在她所編寫的評論中,描寫到這個巨大歷史問題的樣貌:

「如果把小說中的問題歷史地放到它的發生條件上來考慮,也就是日據時代,在殖民主義不自然的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下,以啟蒙思想為根柢的台灣知識分子,對於先進的、理想的「人」的觀念和渴求,當不難發現這篇小說中呈現著的,正是負荷這一精神要求的知識分子,在那以一切美麗辭彙妝點起來的『皇民』的蠱惑下,所發生的個人人格的解體和民族認同的危機。…在這樣的思考下,我們或許能夠較真切地掌握這篇以小說敘述者的狂奔為終結的問題小說,意欲奔赴和逃離的是怎樣一個巨大的、悲劇的歷史問題。」

我覺得這篇短篇小說所操演的敘事框架,讓我想起了義大利符號學家艾可的第一篇小說《玫瑰的名字》。敘事者雖然在訴說著年輕教師與年輕學生之間立場、行為的種種衝突,但是那民族認同複雜的衝擊力道,卻往自己的生命而來。《玫》書中見習僧的感情、知識、信仰、權力,在修道院謀殺案導致圖書館崩毀而一切成灰燼的數十年後之臨終片刻,神秘與稱名的美麗仍是最終為一切蓋上了灰色的簾幕。台前的激昂雖是劇力萬鈞,台後的混亂與激動更是在字裡行間、甚至外緣呼之欲出。

「…我忍無可忍,連呼著去你的!去你的!拔起腿從岡上往山下疾跑起來。像小孩子般地奔跑。跌了再爬起來跑,滑了再穩住地跑,撞上了風的稜角,就更用力地跑。」

大陸小說家余華的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末尾,也有奔跑的場景。也許就像電影的《羅拉快跑》一樣,當現代已經遠去,我們的複雜內裡已經有更為詭異的敘事方式,連在影像中的奔跑都有著嶄新的意含,為我們開啟一個一樣複雜認同、國族民族混淆,卻更為詭譎多變的異時空。

王昶雄著,〈奔流〉,收錄在《日據時代小說選》中,前衛出版社。原載《台灣文藝》第三卷第二號,1943 年 7 月 31 日出版。

「以文字明志,以記憶抵抗」:在時代的脈絡中閱讀張深切

《張深切與他的時代(影集)》,張深切全集全套 12 冊;我所閱讀的是最末一集,有文字摘錄與雋永的影像紀錄。文經社出版。因為 June 從圖書館借回來了在看,聽她不斷讚嘆,我遂忍不住偷偷拿來一讀,沒想到便沉浸其中,抄錄了一段又一段令人驚豔的文字。

「一九三四年時,自治聯盟受了日人右翼團體的壓迫而失勢,台中另醞釀了一個新局面,產生了東亞共榮協會。這一團體的創設,可以說是出於偶然的必然;因為台灣的社會運動,受了客觀形勢的影響,呈現消沉的狀態,日人也覺得有些詫異和不安。台灣人不活動不說話了,好像奴隸被虐待後的沉默,居心莫測,於是主人總會問:「喂,你怎麼了?」這主人可以用極右著名的宮原武熊博士來代表。「沒有甚麼。」這回答人可以用極聰明無比的陳炘當代表。由這兩人的問答造成了東亞共榮協會組織的動機。」

我猜也許是張深切曾經以一個文藝與戲劇的角度,迂迴地既逃離又重新面對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所以有著極其敏感的敏銳度,捕捉著周圍人事間鉅細靡遺的種種痕跡。在短短的一段話裡,可以讓人看見了如此豐富的複雜現實。既是偶然,實質卻是必然;客觀的型態,卻又有主觀的鮮活角色,既演出他們自己,又象徵了時代的精神(zeitgeist)。

正如同他踏過的旅途軌跡一樣:草屯、東京、上海、廣州、台灣;北京、台灣。走過監獄、社會運動、藝術創作、學校,在戰爭的時代、於不同的地方發動過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文藝組織。了解台灣、了解中國,了解日本。而無論在何處,他都被當權者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底下這一段重要時刻的故事,我很驚訝能夠得以還原原貌,實在太不容易了;這故事裡面還有很多的情緒、脈絡、潛意識種種,而我相信是還沒有完全地被理解的。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下詔宣佈投降,中國、台灣、朝鮮及其他的日本佔領區和附庸國的旗色都驟時改變了。這一天,恰巧是農曆七月八日,也是我的四十歲生日。中午剛吃完飯,妻和我正在商量晚上如何準備請客的當兒,忽然聽見收音機有重大消息播送,傾耳細聽,原來是日皇正在發表他的投降詔敕:我聽了廣播,全身的血都沸騰了,因為過度興奮,我的神志也茫然自失了。等到稍微鎮定,我立刻驅車往華北最高指揮部去見尾關報導部長。

……我提出二、三個條件,要他即時借給我兩架飛機載一批人回台灣,他答應請示指揮官,叫我明天去等候消息。我說不行,一刻鐘也等不了,得馬上請示。他頗有難色,但被我力促之下不得不去了。

當時指揮部確實亂得像一窩狂蜂,將校們跑過來跑過去,怒哮、叫囂,亂得不像指揮部了。有的嚷著須支持國軍,有的喊道要援助共產軍,揮拳拍案,一如大廈崩塌時的震撼聲音。我預感這是凶惡的預兆,越痛感非趕回台灣不可,報導部長頹然回來報道:

『沒有辦法,指揮官說除參謀本部的命令外,一架飛機也不能起飛。』

我以戰勝國國民代表的態度,強硬要求他帶我直接見指揮官,他只搖頭默不作聲。我明白借不到飛機一切就絕望了,今日借不到,明天更困難,這是明顯的道理。

回到家,已有五、六十個旅京同鄉聚在我們的大院子等我,大家都走來圍著我道喜,為祖國的勝利,為台灣的光復雀躍歡呼。

我悄然進入後院,躲在一個小角落哭起來,妻不解我的意思,走過來陪著我哭道:

「今天正是最可喜的日子,又是你的生日,大家都樂得要瘋了,你的希望已經實現,反要悲傷,到底有什麼難過的事情麼?」

我沒有回答她,只是哭,盡情的嚎哭,哭到聲嘶淚竭始止。祖國勝利了,臺灣光復了,恨其不倒的敵國都垮下去了,誰不歡喜,誰不高興?但我呢?養育我的母親,生我的兩親都死了,他們臨終時沒有一位見著我,如今我又拿不出什麼可以安慰他們在天之靈,這不孝的大罪如何贖得?怎麼叫我不哭!』

他的眼淚,是否是為了即將來到的二二八事件而預先奪眶而出?對照張深切之子張孫煜先生的追憶,

「日本投降台灣剛光復時,在北平家父曾收容了六十幾個台灣的軍伕。當時家父是旅平台灣同鄉會的會長,吳三連先生是旅津台灣同鄉會的會長…那時家父的經濟能力也不太好,後來將這六十幾個人安頓在一個學校裡住了幾個月,他們在那裡等船回台灣。我記得好像黃烈火先生捐了點錢,還有宋維屏、張我軍等人也捐助了,家父就和這些朋友捐錢供這六十幾個台灣人吃住。當時家父聽到光復的消息,第一個感覺是很興奮,但是同時他也很憂慮,他擔心接收時會發生很多麻煩。剛光復那幾天,我父親常跑去找那位常來我家吃飯的日本大佐,帶他去見北平日本的最高指揮官,好像家父曾要求他派幾架飛機,在國軍到台灣之前,把一些台灣人(我不知道是那些人)先帶回台灣。家父的計畫可能是先在台灣佈置一個局勢來歡迎國民黨的接收。家父的意思可能是,我們很歡迎國民黨的接收,但是必須是有條件的接收,有秩序的接收,不要亂糟糟的、強行闖關的接收。據家父說,在北京的日本最高司令部也打電報到東京去問這件事,可能東京的回答是不行。到了第四天或第五天,家父神情十分頹喪,好像很失望。我很後悔事後沒有向家父求證過這件事。…(因為)在北平時,朝鮮人、台灣人都算是日本人….

(二二八事件之後)後來,陳儀寫了一封信,輾轉送到南投我父親手中。家父對中國大陸的情形是十分了解,他知道亂世一切都是亂來,情況緩和之後才可能講理。…』

陳芳明教授在序言處說,「危疑年代所產生的作品,往往比任何時期還更富深刻的歷史意義。」

張深切敘述自己早期思想塑造的專書,都完成在戰後二二八事件的期間。他在逃亡藏匿時,完成了《我與我的思想》、《獄中記》、《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三書,想必有他的微言大義。凡是經歷二二八歷史悲劇的人,都知道那是台灣社會前所未有的浩劫。面臨整個政治危機與文化危機時,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刻意焚毀自己的書信、日記、照片以求自保。張深切顯然超越了他同時代的許多意見領袖,不僅沒有擦拭自己的歷史,反而還積極保留過去的記憶。

每個時代不都有它的苦悶、獨特地提供給其中生存著的人們去挑戰與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失敗與失望、背叛理念與試圖重新尋找方向,不也可以從過往的這塊土地人們的歷史記憶與深邃創痛中獲取養分?只是這套叢書到 1997 年 8 月 1 日、距離文壇前輩有編纂想法的三十多年後才正式出版。而更遙遠的我,到 10 年後自己的三十多歲的階段,才有機緣與其相遇。下一代的孩子,有機會能夠更早一些、與這些這片土地上重要前行者的身影相逢嗎?

徐復觀在輓聯中說他「栖皇行蹤,偶過陋巷嘆才多」;花費六年時間完成十二卷全集編輯工作的吳榮斌先生描述進展緩慢的原因,除了在工作中一再感嘆作者一生多才多藝、多采多姿、多災多難,以及其作品甚豐、領域甚廣之外,隨著其活動空間包括台灣、日本、上海、廣東、北京,時間間隔五、六十年。吳先生更引述清代「嶺南三大家」之一、順德陳恭尹先生膾炙人口的〈讀秦紀〉,來為這段以生命紀錄生命的遭逢作出註腳:

「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也甚疏;
夜半橋頭呼儒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我媽媽小時候常說的「邱罔舍」,沒有想到竟然是來自於張深切先生導演的同名電影《邱罔舍》!在吳榮斌先生的〈編輯報告〉文末提到,目前還散佚的資料當中,1957年拍成台語電影的《邱罔舍》影片也在這消失的行列裡。張深切先生於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日的悲愴哭號,是否與影片本事中末尾女主角的悲喜相呼應呢?不曉得電影資料館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所欲復原重建的電影檔案當中,是否有這一部來自庶民生活,卻又超越庶民生活的悲喜劇?「以文字明志,以記憶抵抗」是主編及序作者陳芳明教授的珠璣所感;深夜讀畢,掩卷喟歎。

圖書資訊學書店

賴鼎銘教授的部落格《教授爸爸周記》裡介紹飛資得老闆娘 Peggy 開的一家特別的書店

「…我經過這家新開的書店,就順道先行參觀了一下。果真是小!而且書籍除了飛資得的子公司──文華圖書公司──自己出版的圖書資訊學專書外,就是一些百科全書,及其他出版社有關圖書資訊學的學術專書。

然而,繞了一圈下來後,我開始慢慢喜歡這家小書店了。我喜歡的原因,是因為除了書以外,這家書店還擺了不少精緻的藝品。這些藝品,有些來自美國國會圖書館,多半是與書有關、非常具特色的紀念品,包括國家圖書館的竹簡仿製品都有。

書與紀念品的組合,讓這家書店充滿藝術的氣息,商品的味道反而被沖淡了。這一下,我不禁開始佩服Peggy的品味。原來她是在實現自己的理念,一個不在賺錢,而是在彰顯閱讀品味的文化空間。」

賴教授也提到顧客社群與活動之間的重要關係:

「…當天講話時,我最後指出這家書店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沒有設置小小的空間,可以允許個別的團體來此讀書。我就不客氣地向Peggy建議,如果她設置這樣的空間,我一定會把一週一次的讀書會,搬到這家書店閱讀。

其實,這樣的理想,是國家圖書館可以幫忙實現的。國家圖書館應該開放一些空間,讓讀書會登記,讓讀書的種子,每天在國家圖書館燃燒。

更且,國家圖書館還可以在大門口設告示,告知來館的讀者,當天讀書會的活動,鼓勵有興趣的讀者當場參加。透過這樣的方式,推廣讀書活動,不只彰顯圖書館的功能,更讓讀書活動廣為普及,這應該是國家圖書館對台灣文化界的另一種貢獻吧!」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想法。就像印象中的女書店、唐山書店,針對特定社群有經營活動,可以讓大家的軌跡有所交集,記憶能夠有共同的刻劃。我自己因為數位典藏計畫得以開始對博物館、圖書館社群有些許接觸的機會,也開始讀相關的書籍,這時候看到這樣的專門書店的資訊,實在覺得正是時候。下次去拜訪國圖時,一定要找時間過去走走 🙂

《天生買家》的膚淺(封面)評論

天下雜誌出版社出版了《天生買家:搶救買無止盡的下一代!》Born to Buy : The Commercialized Child and the New Consumer Culture)。平心而論,天真無邪的孩子跟商業社會的對比,顯然是很好的話題與賣點;想要打動中文讀者的購買意願,關鍵性的字眼(例如「搶救」、「作自己的主人」,更別提討論的人們所自然運用的詞語,像是「綁架」)更能夠提供充足的彈藥,讓這本天生資質不錯的寵兒,在滿坑滿谷的書籍市場中殺出一條血路出來。

但是我看到這本書的封面時,還是不禁嚇了一跳。一個寫著 Born To Buy 的購物紙袋中、快樂嬰兒正探出頭來,上方刷著條碼;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美麗的小嬰兒像是廣告中的純淨無暇,你不禁好奇著:除了奶粉、婦幼用品之外,這次它要賣給你些甚麼?這次,要賣給你的是對商業社會的真誠批判與歡樂共生嗎?

born2buy cover: paper back我連上了 Amazon.com,想要去看看這本書的原文封面與標題長什麼樣子。標題寫著「商業化了的孩子」,平裝本的封面是一個燙著大捲髮、戴著眼鏡的小女孩,在彷彿百貨公司的專櫃旁邊挑選衣服。而精裝本的封面跟台灣很接近,也是提袋裝著小孩,只是有兩個很明顯的差異。中文書籍封面的孩子模特兒看起來天真無邪,歡樂地像是要賣給你某個產品;英文原文封面的孩子則是狐疑地坐在袋子裡,望著外面的世界。born2buy cover: hard cover

對於不龜毛的讀者來說,這些資訊根本就沒有甚麼樣的差別;淡藍色(像是給小男生看的喲)更為設計過的字體,讓讀者看得更為愉悅。只是有沒有一種可能,我們的封面美編辛苦地找來小明星、設計完稿的結果,中文的書名加上之後,與本文傳達了互相矛盾的訊息?有沒有可能 Born To Buy 根本不是「天生買家」的意義,而是生來就被陷入「行銷」的陷阱裡?

在這樣矛盾的訊息中,我們的讀者所閱讀到的,會是甚麼樣的訊息呢?「媒介就是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我們一方面被教導著要追求經濟成長、表現卓越,另外一方面又樂於擁抱這樣的書籍當中的危機與恐懼訊息。「天生買家」聽起來就跟興致勃勃的小男孩一樣,對外界充滿好奇與探險的正向特質,差一個字就像是天生贏家了!即便是你現在閱讀這篇評論的部落格平台 blog,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們將其視為是行銷的終極武器。如果不行銷(我們自己),那我們寫這些評論要作甚麼?

在廣播節目的訪問中,主持人與譯者彭蕙仙小姐有討論到,頗為擔心這本書詳盡的行銷手法分析,將變成本地尚未高度發展的兒童行銷事業的參考手冊,進一步促成本地孩童的全面淪陷(真正變成了「天生買家」)。我覺得這種擔心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出版單位包裝這本書籍的方式,很可能正好讓這本書籍變成行銷知識與中產階級恐懼產業的重要著作。

什麼是恐懼產業?簡單化約地說,例如環保產品、有機食物產品這類以健康為訴求的產品產業,其商品運作的核心原則就是「怕死 kiaⁿ-sí」。我也怕死,我同時也樂於擁抱健康、美麗環境,此時就建立起這些商品與恐懼本能之間的連結了。商品能否真正解決問題,那是另外一件事了。

我相當認同書中封皮以內所闡述的內容,也把它放在書架上靠近《No Logo》、《破窗》的位置。當然,他們所引起的效應也頗為相似:廠商將 No Logo 的一些抗議,變成了一種「酷」的行銷手法,繼續大賣特賣自己的商品。例如在公視蔡康永主持的節目週二不讀書,介紹 No Logo 時有討論到這種批評被吸納成為行銷手法的情形:

蔡康永:不過很好笑,它叫無印良品的時候,是打算不要走logo路線,結果「無印良品」四個字 變成一個logo,對不對?
劉維公:這也在書裡面有談,現在Naomi Klein他們所做的抗議,結果有一些企業集團就運用了這些抗議,然後變成它的廣告,或者放進行銷的方式在裡面,我只覺得未來大概可以經常看得到這樣子的例子…說它曖昧也好,說它弔詭也好,這樣子的一些現象會不斷地出現,會繼續發生,反正就是見招拆招就是了。現在消費社會比較不像過去我們看到可能會有什麼大規模的公會之類的,反而會越來越看到是蠻多消費者在檢舉,或者是說消費的一些問題變成社會上的一個大問題,因為這其實是大家正在學習的,包括國外。

結論是,無論是什麼樣的產品,不管是光鮮亮麗的年輕偶像、可愛的孩子、高超的理論與認真的批判,它們永遠沒有辦法解決你的真正需求。只有靠自己的實踐與行動、犯錯、反省、修正,才有辦法鬆動一下令人恐懼的未來。如果你們家中有孩子像劉靜怡的姪女一樣,一天到晚跟你討論顧立雄與《台灣第一女婿》的連續劇情節的話,也許該是關掉電視、走到附近的圖書館中讀繪本給他聽的時候了。

看不懂,還是有解

1921 年底,已經名滿天下的普魯斯特收到一個自許為「絕世美女」的美國讀者的來信;她自我介紹說,她今年 27 歲(大學畢業之後已經五年了?),目前住在羅馬。她說,過去三年來,除了拜讀普魯斯特的大作,她什麼事情都沒做。她想要請教普魯斯特的問題是:

「普魯斯特先生,我看不懂您寫的東西。完全不懂。您就行行好,別那麼高高在上,下凡到人間吧。請用兩行字告訴我,您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普魯斯特,超級磚頭一套七冊、總共一百五十多萬字的《追憶逝水年華》的作者,病懨懨地在床上躺了至少後半生 14 年以上的大半時光,愛上可愛的少年而非美少女名模,大熱天也會像有著 30 幾個短篇的顧爾德一樣裹著厚厚的毛毯出門。敏感、敏感、敏感。半夜睡不著覺,描寫的失眠場景讓無數個退稿編輯困惑地不解為甚麼要寫那麼長。這些滿坑滿谷的證據再明顯也不過了:他是個讓很多人頭痛不已的討厭鬼。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一位被名書評人(我當然沒有聽過,叫做 Philip Glazebrook)認為是「恐怕連掃把的傳記都寫得出來」的英國文壇才子;他以一本書的功夫在試圖回答羅馬美女的疑問。普魯斯特的小說,其實是關於…(讓我把章節目錄列出來):

如何把握今天、熱愛生命,如何為自己閱讀,如何悠哉度日;如何承受痛苦,如何表情達意,如何與人為友;如何打開眼界、如何快樂戀愛,最後,如何把書放下(迎向真實的生活)。

狄波頓用這些子題,找出普魯斯特真正的面貌、以及所撰述的真實。

1972 年的電視節目 Monty Python 秀主辦一場「誰能簡介普魯斯特?」大賽(Summarise Proust Competition)。參賽者必須分別穿著泳裝與晚禮服,在 15 秒內對著觀眾簡介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就像狄波頓介紹的這個巨蟒搞笑節目一樣,撰寫介紹書評導論的苦命人士,其實就如同綜藝節目製作人一樣,必須認真的替讀者觀眾找一條快速吸收、可進可出的捷徑。有時候是 15 秒、有時候是彈指間;有時候得穿泳裝、有時候卻要好好穿套晚禮服才算交差了事。

最後得不得獎,也就都無所謂了……..

《擁抱似水年華:普魯斯特如何改變你的人生》(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Not A Novel)先覺出版社

《另類教育在台灣》與《亞洲之書.文字.設計:杉浦康平與亞洲同人的對話》

最近週末都會有一個小天使/魔鬼到我們家來晃晃:我的小姪子。因為他我們遂開始學習怎麼跟孩子相處。也在其他機會下走訪一些特別的地點(例如種籽學苑)與思考。今天晃到書店,看到唐宗浩寫的《另類教育在台灣》:既是他走訪數所實驗學校的實錄、同時又是陳念萱之前紫籐廬舉辦活動紀錄的集結,就抱回來讀了。

「台灣的教育,上自政府下至庶民,都不滿意。有人抱怨,有人批判,有人大處著手推動教改列車,有人身體力行播下小小實驗種苗,辛勤灑水、施肥,期待他們的另類教育理念開花、結果,為台灣教育激盪出新的創意和火花。

本書即由兩部份組成,前半部是台灣 9 所另類學園的實地走訪紀錄,翔實描述與深度評析並重,呈現當前台灣另類教育景緻;後半部集結「另類的教育思考」系列講座內容,是自主學習促進會、中華滋根協會、紫籐文化協會攜手合辦的教育座談,邀請台灣另類教育第一線的教師現身說法,並與現場觀眾面對面對談。

從輪廓清晰的另類學員實景,到另類教育工作者誠懇的自我觀照與論述,為您開啟主流教育之外的另一扇視窗。」

這樣的走透透工作,尤其是在這個破而不立、眾人爆料抓弊沒有建設的時代,我覺得真的是不錯的事情。我就很天真的想著:要是有人在做各地的自由軟體實驗的紀錄,民眾參與的紀錄、知識分享的紀錄,都用類似的方式與所有人分享,這種經驗應該會是很美好的…

書中座談的部份,江國生老師的文章讓我覺得很驚訝。從標題的閱讀就已經很聳動了:〈校園、劇場、人生:如何在校園裡活下去?〉我想說,讓孩子來說「活下去」的經驗,實在有點強力了一點;如果說是由老師來說,也很驚人。結果是江國生老師在談他的活下去的經驗:老師的活下去經驗!

在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心裡就迅速地跳出了地圖的渴望:如果這些資訊能夠以地圖的方式呈現,該有多好!還有重要的空間地點的影像,我覺得當我造訪種籽學苑時,它的樹屋與劇場、教室中的腳踏車等等,這些影像是讓我記憶深刻,並且重新在自己心中回想時的重要場景。越是需要互相理解、交流與交換的「另類」社群,越是能夠從圖像、視覺上、空間關係中找到理解的起點與滋養的力量。

另外一本讓我驚豔不已的新書,是《亞洲之書.文字.設計:杉浦康平與亞洲同人的對話》(Books, Text, and Design in Asia)。由於已經崇拜《漢聲》相當久的時間,其他的一些人與故事就很順暢地穿過眼簾,我就不在此狗尾續貂虛應故事地說些甚麼了。然而卻不能不提的是,翻閱當中最震撼的事情。

最震撼的是閱讀正在幫 Linux 的印度數種語言版本設計字型(Global fontware 介紹他所製作的 Roghu 字型Indix:印度語言支援的 Linux 作業系統)的 R. K. 喬希(R. K. Joshi 在 Unicode 研討會中的簡歷,以及荷蘭 Mediamatic 的專題)先生的說法(簡直就像是真人版的蟲師嘛)。

「我雖然以各種方式在寫字,但是文字或書法不僅僅是人在紙上寫,不是紙和筆簡單的遭遇。它是什麼呢?文字宛若從我們立足的大地破土而出。就像植物從種子中生出莖葉,長大,變成大樹挺拔直立一般,出現在我們面前….

這(「一切從無到有、再歸於無,即在宇宙的生成、消亡過程中出現了文字」)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首先是種子,書家的內心世界必須有種子。也有人把它稱為火。這個火首先要燃燒起來。

其次是毛筆或硬筆最初接觸到空間(白紙),在這個瞬間,火必須表現出來。最初的接觸至關重要。這個接觸是一點一滴,從這裡發生一切,其後及各隨其道。有中國的、阿拉伯的、印度的、歐洲的方式。

然而關鍵的是空間觀念。自然,是以它巨大的能量保持平衡並發揮著作用的。自然中既有山川溝壑,也有森林樹木,書家可能也想用自己的力量,在它的空間中做出某種「保持平衡」的貢獻。

這時的關鍵在於發現空間中蘊藏的能量點,即發現接觸空間的第一個點。如果能夠接觸到這個能量點的話,空間本身即自在呈現,於是書家僅僅化作書寫文字筆劃的工具了。書家不是自己在寫字,他只是觸動空間的能量點而已。觸動能量點,這才是書家最重要的行為。

閱讀這本書,就同時閱讀到亞洲的能量。日、韓、中、台、印度的人、作品、風範。最後結語時杉浦康平談到,對話作為一種文體的身體性想像:

「我每到亞洲、體驗亞洲,與人們交談時總能感到:只要著眼於身後的一步、兩步,將談話或感性水平更深地往後退,就能產生豐富的共性。以此作為基礎展開有深度的對話,也許能加強雙方的聯繫….

要理解中文,談論華語與資訊,對日文《書與電腦》雜誌所創造出來的如此地深度,放在心中沈澱一番後,應該會有更不一樣的視野與風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