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放街圖(OSM, OpenStreetMap)裡開放合作

(2015.9.19 台灣開放街圖年會 Open Collaboration in OSM 議程與談發言草稿)

由於之前跟長輩組團隊進行 MoSOS GSM 救災計畫的緣故,我有機會跟 Sahana 執行長 Chamindra de Silva、德國的 OpenBSC 團隊與台灣的和多一起工作了近一年的時間,專注在救難專用的通訊系統的開發設計。在合作的過程中,我親身經歷到了跨越社群、技術、國家疆界、產業、非政府組織、專業領域等多重的「跨文化」溝通衝突與協調經驗。在這之前我在中研院擔任自由軟體與數位典藏相關的計畫 / 專案經理。由於背景是心理學、人類學與社會學,我特別認為這其中有很多「次文化衝突與調適」的問題。這也可能是被東波邀請來協助對話的原因。

“In OSM, we collaborate." 這話聽起來蠻像是宣傳行銷的 tag line 的。

如果要透過地圖的繪製與註記,跟各種組織與專業團體合作,我覺得可能要考慮不同組織文化的「特色」議題;假使我們不只是著眼在「推銷」某種自家調配解決方案,而是在與對方一起成長的話,例如非中央部會的政府單位可能需要較長的學習曲線。在公部門的甲乙方關係當中,如何放進創造性的夥伴關係(creative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例如讓公部門認識到 OSM 與有意願合作廠商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就會是很重要的事情。

此外對專業領域知識上的合作,無論就救災技術、科學資料與文化資料我過往的相關經驗,專業領域在跟圖資溝通上有很高的進入門檻,而這又跟在電腦桌面與手機上可以方便取得 Google 等地圖資訊有很大的落差。如何建立一個好的合作模式與管道?地圖的使用與產製經驗可以怎麽樣地融合「社會性設計」(social design)與專業者溝通?

此外在非常基礎層面上,我最近在編字典,就很希望被標定的地名 API 可以被容易取用,讓使用者可以編輯與管理。其他的情境例如 UAV 飛行軌跡的整合,空間調查的基底圖資,或者甚至是校園內的校園地圖繪製。這些使用者的使用情境會是重要的基礎。

議程開始之後,主持人東波從 Map Features 切入。「飲水機地圖計畫」的 Pomin Wu 解說了他在跟使用者對話的經驗與體會。透過故事與情境,讓使用者體會到跟自己切身相關的地圖經驗(改名字)。OpenStreetmap 協會主席 Kate 對 tagging 的看法,決定自己畫圖其他的事情讓其他人來做。困難在於:你可以畫任何東西。所以聚焦在某些優先重點上然後開始建立資料。我則主要提出對 institution 的關注(Pomin Wu 認為我是對 mechanism 感興趣,但是我覺得這兩者有差異):由機器或人的例行性行動與互動所導引出來的大量可處理、可展示資料。

在議程前的討論中,我提到前一陣子在 Washington DC 的女性繪圖者的討論(Sexist?),Kate 提到 babyhatch、中學生在學習怎麼標示地點中把對方家裡標 brothel的惡搞行為。這些都是跟地名與文化有關的有趣小故事。

會場 Heather Lesson 問到有沒有一個 OSM 跟 Wikipedia 跟政府合作的好例子?大家有一些討論與對話。但是這讓我想到的卻是 2009 年在 Bangalore 參加的 Wiki Wars 維基百科知識批判研討會的經驗:是否這些突然進入到我們數位生活基礎建設的 new commons(「新公共財」),值得更進一步地被檢視與反省?

2008 文化科技博覽會議程

我剛剛用 Scribd 發佈了正在修正中的「2008 文化科技博覽會」(TechnoCulture Expo)議程資料(還在修正中喲:P)。

TCExpo Timetable 1127a http://documents.scribd.com/ScribdViewer.swf?document_id=8473286&access_key=key-nfi0euclne0dz355hvm&page=1&version=1&viewMode=

「公開信:台灣,被侵蝕的司法/正義」

感謝 fairy220230(〈國際專家學者憂慮台灣司法的一封公開信 〉),我讀到了 Taipei Times 的這封國外幾位學者領頭所簽署的公開信:「台灣,被侵蝕的司法/正義」(Open Letter on Erosion of Justice in Taiwan)。簡余晏市議員部落格也有對這篇文章詳細的說明。底下這些簽署學者單位與職稱乃是參考上面兩位的描述。

Open letter on erosion of justice in Taiwan

Thursday, Nov 06, 2008, Page 8

The undersigned, scholars and writers from the US, Europe and Australia, wish to express their deep concern about the recent series of detentions in Taiwan of present and former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date there have been at least seven such cases.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have been cases of corruption in Taiwan, but these have occurred in both political camps. The political neutrality of the judicial system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a democracy. It is also essential that any accused are considered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in the court of law.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procedures followed by the prosecutor’s offices are severely flawed: while one or two of the accused have been formally charged, the majority is being held incommunicado without being charged. This is a severe contravention of 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 and a basic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the meantime, the prosecutor’s offices evidently leak detrimental information to the press. This kind of “trial by press” is a violation of the basic standards of judicial procedures. It also gives the distinct impression that the Kuomintang (KMT) authorities are using the judicial system to get even with members of the former DPP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he people who are being held incommunicado are of course un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misreporting and the leaks in the news media.

We do firmly believe that any alleged wrongdoings must be dealt with in a fair and open manner in an impartial court. Justice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is essential to Taiwan’s efforts to consolidate democracy and protect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We do not want to see Taiwan’s hard-earned democracy jeopardized in this manner. Taiwan can justifiably be proud of it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It would be sad for Taiwan and detrimental to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if the progress which was made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would be erased. Taiwan needs to move forward, not backwards to the unfair and unjust procedures as practiced during the dark days of Martial Law (1947-1987).

Signed:

Julian Baum, Form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bureau chief (前《遠東經濟評論》社長)
Nat Bellocchi 白樂崎, Former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chairman(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
Coen Blaauw,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David Prager Branner, Director at large (East Asia),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國東方學會)
Gordon G. Chang, Author of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國即將崩潰》作者)
PROF. June Teufel Dreyer, University of Miami(邁阿密大學外交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PROF. Edward Friedm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政治系教授)
PROF. Bruce Jacobs, Monash University(澳洲莫那許大學中國研究學程教授)
Richard C. Kagan, Professor emeritus, Hamline University(美國亨萊大學歷史系教授)
Jerome Keating 祈夫潤, Author and former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前台北大學副教授,台灣2008年:佇足於十字路口的亞洲民主–祈夫潤博士(Jerome F. Keating)演講會影音
ASSOC. PROF. Daniel Lync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南加大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PROF. Victor H. Mai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賓州大學中國語文學教授)
ASSOC. PROF. Donald Rodgers, Austin College(奧斯汀學院教授)
PROF. Terence Russell, University of Manitoba(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教授)
PROF. Scott Simon, University of Ottawa(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教授)
John J. Tkacik Jr 譚慎格, Senior research fellow,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美國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
Gerrit van der Wees, Editor, Taiwan Communique(《台灣公報》編輯)
PROF. Arthur Waldr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賓州大學教授)
PROF. Vincent Wei-cheng Wang 王維正, University of Richmond(美國李奇蒙大學政治系主任)
Stephen Yates 葉望輝, President of DC Asia Advisory and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to the vic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華府首席亞洲顧問&前美國副總統國安事務副助理國務卿)

[Updated] [中時] 馬:護陳維安 執法不要過當

引述自: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1104/4/18t7a.html

更新日期:"2008/11/04 04:34″ 江慧真、曾薏蘋、顏瓊玉/台北報導

國旗換人拿▲民進黨3日晚間6時33分在中山南路與林森南路間的濟南路段展開3天靜坐守夜活動,支持的民眾罕見地拿著國旗,強調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陳麒全攝)

因應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府院高層啟動全天候因應機制。據悉,馬英九總統昨早進府主持輿情會報,中午府院黨五人小組便當會議,下午再召開國安會議,各維安系統隨時回報零星衝突。對於整天抗議不斷,馬總統裁示,陳雲林人身安全維護重要,但不要執法過當,執法單位要拿捏平衡。

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傳圓山飯店因此撤掉國旗。行政院發言人史亞平三日轉述府院黨輿情會議,表示馬英九總統特別指示,不只是圓山,在陳雲林來台的所有場合,若原布置有國旗就不可以因此更動,也就是不應撤掉。

府院高層 全天候因應情勢

史亞平也澄清圓山飯店撤國旗一事,指經交通部向圓山飯店查證,結果是二○○五年民進黨政府有規定,圓山飯店須於每年十月七日至廿八日止,在公共場所與道路兩旁擺設國旗。因此,圓山飯店按規定在期限過後撤掉國旗,並非因陳雲林來訪。

府方人士表示,政府從未要求飯店收起國旗,反而連絡原本就有掛國旗的晶華飯店,原來怎麼擺設就怎麼擺設,不要刻意改變,就是怕引起誤會跟解讀。

據指出,昨天一大早七點半,馬英九親自召集劉揆等人主持輿情會議,到了下午兩點半,馬英九又召開例行的國安會議。馬英九、蘇起、劉兆玄分別針對「兩岸關係」、「國際情勢」議題,展開兩階段式會報;蘇起先針對陳雲林來台進行國安分析報告,並確立江陳二次會談達成目標,會議共進行長達兩個半小時後,五點才進入國際情勢的研析。

社會瀰漫質疑聲浪 要檢討

據悉,府會院三巨頭咸認為,陳雲林來台,固然要啟動最高維安機制,一切以「客人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不過由於擴大警戒的軍警調查系統過於龐大,社會開始瀰漫質疑聲浪,隨著「警察、刺馬、禁止國旗、抗爭衝突」的新聞影像播放,甚至引爆「警察破門衝入飯店」,恐導致負面效果,應隨時檢討第一線的維安執行情形。

府方人士也說,馬英九之前就講過,若陳雲林人身安全出問題,就不配做一個政府,這樣的談話,對執法人員當然會有壓力存在,但不能為此就無所不用其極,執法過程仍要注意。

Ilya 評論:真是難為了馬政府了。後面被中國政府頂著陳雲林來台,中國方面覺得馬英九不見大格局,只隨著綠營起舞,關心小事情;台灣方面民間社會(記協、國會監督聯盟等)與支持台灣主體性的群眾、政黨、全部串連起來抗議,就是鎖定關鍵「小事情」來看馬政府的表現是否「符合他自己在競選時期的承諾」。結果是作法兩線全部潰敗,執法過當(警察國家)、民眾爆炸、藏人示威、法輪功抗議。

我完全不知道這篇文章該怎麼結尾。因為我在所有混亂中找不到一個優秀的、反諷的、愉快的結論說法,驚訝地說:啊,他們竟然也知道「社會瀰漫質疑聲浪」啊。我以為他們都不會看 twitter、不會用 Google Search 陳雲林、不會上 funP 看網頁。也許,這週真的是「中國文化週」。

對克魯曼的讚詞

昨天晚上站在街頭路邊等待的時候,我讀完了今年度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的舊作:《下一個榮景:當經濟遇上政治》(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直譯的話會是叫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這本早已開始閱讀兩三次、但是屢屢被打斷的床頭書籍,這次終於因為他獲得諾貝爾獎榮耀的時刻,我自己也下了決心利用一些零散的時間,把它徹底讀完。

克魯曼與台灣

我通常都會想知道台灣怎麼「閱讀」這位大家久已熟悉、新科桂冠得主。但沒有讀台灣新聞的我,透過搜尋只能夠看到一些事後的討論,不曉得得獎當時的台灣媒體的評論及脈絡。台灣媒體很高興地把兩年多前他稱讚台灣健保的專欄文章,當成他與台灣社會的(象徵或者實質)「關連」。例如,舉聯合報為例,在這篇報導中特別重新「詮釋」了兩年多前的紐約時報專欄文章:〈經濟學獎》克魯曼讚台灣健保 要美效法〉

這位經濟學大師以「傲慢、偏見、保險」為題,強烈指摘美國醫療體系,「支出比其他先進國家多,成效卻較差。」他認為,相較於其他國家,美國醫療體系更官僚,行政費用更高,因為民營保險業者竭盡所能拒絕支付醫療費用,但是,美國殘缺不全的體系卻無法和藥廠討價還價,也無法壓低醫療體系其他供應商的價格。

他認為,要改善醫療制度,美國人得先克服骨子裡「不需要向其他國家學習」的傲慢,以及「民營效率高於公營」的偏見。克魯曼筆鋒一轉,特別引薦台灣健保制度,他讚揚這個十多年前,從美式健保轉向加拿大單一保險人制度的國家,可「提供美國全民納保在經濟上的範例。」

他說,短短的六年間,台灣人民的健保納保率就從不到六成衝到百分之九十七。而且「台灣全民納保的成本很低,考量人口增加和收入成長,就算整體醫療費用有任何成長,也只有一點點。」

這位記者並且非常認真地「試圖」找出了當時提供他台灣健保資訊的消息來源,在文章最後跟讀者分享。

克魯曼對台灣健保的了解並為文大力推薦,除他本身廣泛蒐集資料,台灣健保規畫小組總顧問、哈佛大學教授蕭慶倫也曾受其諮詢,他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僚經濟學教授、我國行政院科技顧問任赫德也提供不少觀點。

然而,同樣的媒體,也在它的民意論壇當中刊登了民眾「葉子久(醫,台北市)」的投書〈太誇張了》這種健保…克魯曼敢來台看病?〉

年輕學子啊,拜託不要再來考醫學院,來當健保奴才啦。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曾讚美台灣健保如何優秀,他如果知道真相,他自己生病敢來台醫療嗎?

這樣的聲音不只是民意論壇,中央日報網站上台灣新生報的社論〈克魯曼與台灣醫療擴張的潛在風險〉在抨擊台灣健保系統「由供給端主導、放任自由擴張;服務品質低落、創造假性需求」的問題之後,這樣地總結:

克魯曼因為台美的距離產生了對台灣醫療一種矇矓的美,他過去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最為人印象深刻的立場即是抨擊執政近八年的共和黨布希政府的諸多外交、財經與內政政策,他認為布希政府放任式的右派自由經濟主義正是導致監督不足,鑄成今日全球金融風暴的主因;假如克魯曼能也能仔細端詳一下台灣健保放任醫療自由擴張的內涵與潛在的財務風險,他恐怕也會心裡不安!

我不太認同媒體的報導與對克魯曼的評論。基本上我覺得克魯曼的重點不是台灣的健保制度與系統;他的重點是「藉由比較別的國家的情形(台灣、或者加拿大、法國),來批判美國現存的醫療制度系統的問題」。擷取他比較的立論,然後著重在台灣部分的資訊,其實會等於斷章取義以及扭曲原本文章的脈絡。

我不會反對餐廳店家在門口貼上「感謝 x 視〈美鳳有約〉採訪報導!」的照片報導,用心仔細查出採訪者的諮詢對象、甚至掛上紅布條。這是否代表著餐廳食物好吃,是否代表著不會出問題,甚至〈美鳳有約〉是否是五年或者十年前報導,這都意味著一種店家「辛辛苦苦」自己蒐集的、外部證詞式品牌廣告;然而針對廣告內容大加撻伐,生產「假設美鳳有走到攤子後面瞧瞧,她恐怕也會心理不安!」這樣的評論,我覺得(另外一邊所影響到的)當事人切身情緒發洩也就算了,倘若以這代替認真的評論剖析,恐怕對於原本內容脈絡會缺乏了必要的尊敬與參照。

原本脈絡為何?引用台灣與其他國家的全民普及健保規劃,批判美國最影響民生為重要的醫療制度問題。美國的醫療制度問題存在於多重層面,包括真正的全民是否可行?是否應行?由於經濟考量被優先置入需要承擔風險的民間保險公司/第三方,利潤需求衍生龐大的篩選拒保的行政管理費用、進而創造了(即便是順利獲保者罹患疾病時的)社會問題。台灣的經驗與美國對話的焦點在於全民普及「是可能的」;台灣經驗並沒有在其他每個問題層面上都有所對話與助益,絕對也不代表著沒有自己所面對的問題。

比較廣地總結其貢獻,蘋果日報論壇陳家煜先生的文章〈大師克魯曼vs.大師傅利曼〉則是另外一個例子,論述其人天才與嚴謹成就之後,批判焦點聚焦在他旗幟鮮明批判布希政權的打仔角色、偏頗立場,如同他自己批評傅利曼一般。

克魯曼旗幟鮮明,支持全民健保、高稅負並增加社會福利。很多他專欄的文字早就不是超黨派的學者意見,而是到了逢共和黨必反的地步,嬉笑怒罵布希總統更是家常便飯。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針對共和黨所反對的全民健保,他認為美國汽車業之所以敵不過日本的競爭,就是在於日本實施全民健保,而美國沒有。日本大汽車廠因不用負擔員工健康保險所以製造成本低廉。這樣的論點,把通用、福特等過於強大的工會所造成的薪資制度僵化、冗員過多問題置之一旁,並簡化了日本車廠競爭力的源頭,一味突出他力推的全民健保,正是寫專欄的克魯曼的特色之一。

只是我很好奇的是,什麼叫做「超黨派的學者意見」?克魯曼本人的論述脈絡,至少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心一書中,乃是找出歷史上美國社會兩黨之間意見對立交融的歷史,佐以主要共和黨為主的證據,論述美國今日的政治經濟社會現象的保守主義影響源頭。無論是嘻笑怒罵或嚴肅論政,他對於美國兩黨未來的表達與立場選擇,就是他的行動實踐與政治選擇。論者如何能夠輕易地、輕鬆地創造出一個論述對話爭議之外的「超黨派學者」想像軸線?又對觀眾有什麼樣的、能夠創造出什麼樣的意義與影響?讀完之後,你了解了這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專欄寫作的政治意義嗎?

我更進一步認為,這是台灣媒體習以為常的「斷章取義,主觀詮釋」的不好現象。當一篇文章想要說,「其實克魯曼也不了解狀況」時,作者就回去搜尋相關內容,尋找可以佐證的材料、裁切後自行組合運用。無論原作想說什麼,採擷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我們沒有辦法用清晰的語言重新完整詮釋克魯曼對美國醫療體制的批判,所以就只取用他論述台灣的部份來榨汁,提供給求知若渴、批判若渴的台灣讀者「無責任」飲用。用斷章取義法來創造新聞當事人與觀眾之間的象徵、想像的「連結」,填補知識資訊飢渴但卻無(優質)東西可賣的窘境。

如何稱讚克魯曼?

恰巧,所有國際間的重要讚詞,很大一部分都是針對這位經濟學教授「兼」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他所持續在專欄上用簡明清晰的語言跟社會大眾對話,認為這在今天對我們來說無比重要。

英國 Telegraph 報這樣稱讚克魯曼:Paul Krugman makes the dismal science of economics noble(Amid yet another week of alarming headlines, I spotted at least one ray of sunshine. Paul Krugman won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Krugman couldn’t be more different. He is a world-class academic. His work on trade theory from the late 1970s was genuinely path-breaking.

But the Princeton professor’s real gifts lie in explaining, then disseminating, complex economic concepts in an engaging way. Over the last decade, his polemical books and press articles have done much to re-establish the idea that clear economic thinking matters – and that the broader public has a genuine interest in the “dismal science".
這位普林斯頓教授的真正天賦,是在運用讓人融入的方式(engaging way)解釋、傳播複雜的經濟概念。在過去的十年中,他的書籍論述與媒體文章,對於重新建立「清晰經濟思考的重要性」這個觀念有很大的助益,而且廣大的社會大眾對這個「沉悶的科學」(dismal science)也因此產生了真正的興趣。

新德里的 Business Standard 專欄作家 Shreekant Sambrani 最近最常被引用的文章 Importance of Being Krugman

The prize committee cited Krugman’s work on trade theories and also mentioned his role as an opinion maker. For the world at large, however, it is the latter role that distinguishes him from most of his fellow laureates of late. Consider his summary of the current crisis: “The bursting of the housing bubble has led to large losses for anyone who bought assets backed by mortgage payments; these losses have left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too much debt and too little capital to provide the credit the economy needs; troubl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tried to meet their debts and increase their capital by selling assets, but this has driven asset prices down, reducing their capital even further.” In just 70 easily understandable words, he has identified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chalk out the outline of a possible remedy.
…以他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摘要來看:「房市泡沫的破掉讓每一個以房貸購買資產的人遭受重大損失;這些損失讓許多金融機構承受太多債務、但卻只有過少的資本提供經濟所需要的信用;困境中的金融機構試圖要藉著銷售資產來增加資本以處理債務,但是卻造成資產價值貶值,金融機構資本損失更重。」他只花了七十個容易理解的英文字,就指出了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也因而讓描繪出可能的治療處方這件事情變成可能。

…Krugman’s genius lies in translating his ideas into clear, simple terms, and never losing his focus on what needs to done in common interest. His criticism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may have become the talking point, but his analyses of th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systems and remedies for them would be perhaps the more outstanding components of the economic policy of a future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Paul’s great strength is to take something very simple and make something new and very profound,” says Maurice Obstfeld, his co-author of a text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aul Samuelson, the godfather of all modern economists, says, “Krugman is the only column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s had it right on almost every count from the beginning.”
克魯曼的天才在於將他的想法翻譯成清晰、簡單的詞彙,並且對於公共利益來說有什麼事情該做,他從來沒有模糊焦點。他對於布希政權的批判也許會是一個眾人議論的話題,但是他對於健保與教育系統的分析及建議作法,也許是未來民主黨執政經濟政策最為傑出的部分。克魯曼國際經濟文章的共同作者 Maurice Obstfeld 這樣評論:「克魯曼的偉大力量在於把事情變得非常簡單,並且讓事情看起來新、而且深刻。」現代經濟學家的教父 Paul Samuelson 說,「克魯曼是美國唯一一個專欄作家,他幾乎從文章開頭之後的每句話都清晰與準確。(had it right)」

如果想要了解克魯曼,可以去看他獲得諾貝爾獎前一天的紐約時報專欄:Gordon Does Good(英國首相 Gordon Brown 作的好!)看看他簡單清晰的語言運用,以及總是在比較與批判對照的寫作風格。一個常常站在火線直接與讀者對話的經濟學家,每天動見觀瞻,有什麼問題隨時是萬人公評。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意義,相較於最近台灣常常熱門的 Friedmann 基金會減稅廣告,我們能否比較出什麼叫做過度簡化與化約解釋,什麼叫做深入淺出、讓一般民眾都能夠了解?這之間的差別,台灣的媒體,與台灣的讀者我們,是否能夠了解?

延伸閱讀

這次還沒有機會談到吳惠林老師的評論(但是非常值得閱讀與思考),以及我自己讀完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的心得;下次有機會在整理跟大家分享。

「釋放新聞的頻寬」

昨天中午在 Taiwan Blogger BoF 參加〈打造未來媒體、前瞻網路新聞〉議程的投影片,已經上傳到 Slideshare.net 了;我將英文的名稱取為 Free the Bandwidth of News。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 🙂

TWBoF 2008 Talk:「互動的新聞,多媒體的報導」

週日將在 TWBof 2008〈打造未來媒體、前瞻網路新聞〉議程中引言。作文題目是兩位主持人阿孝Portnoy 訂的,狗尾續貂加以揮發發揮一番,以為記。底下是將 present 的「部份內容」,請參考。

> 講題三:互動的新聞、多媒體的報導
> 引言人:ilya(數位文化工作者,ilyagram.org / CultureMondo.org)

引發連鎖反應的觀念工具

為了要談論眼前、現在的世界,尤其是被資訊科技影響下、當代仍然在迅速轉變中的現代社會,我們需要一些概念工具(concept tool)來幫我開啟「想像力的連鎖反應」。例如「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帶給人們對於資訊科技資源分配不均的迫切意識、「連線」(wired)區分了人們有沒有連到更大的網路各種狀態上的差異;「小世界網路」(small world network)對於「六度分離」(6 degrees of separation),人們只需要透過人際網路中的六個節點,就可以連到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這種群聚與聯繫現象。在這些有意義的資訊社會概念中,另外一個有意思的概念是頻寬(bandwidth)。

bandwidth「頻寬」原本意義是電波訊號頻帶的「範圍」的統稱,後來被挪用來稱呼實體網路連線的上下行連線速率,以及無線網路基地台(access point)與網卡之間的連線速率。一個描述範圍與寬度的概念,被轉喻為連線速率,具體地把連線的能力給視覺化了(visualized)。相對於 CPU 被類比為大腦的計算速率,「頻寬夠不夠」更進一步被轉喻為傳播溝通每一個環節之間的通訊效率與限制情形。

舉例來說,打字速度不夠快,沒有辦法把到正妹,不是表達的不好或者人不夠帥不夠有內涵,就不是 CPU 的問題,而是頻寬不夠;這個世界的資訊太多了,一次搜尋就找到幾百萬筆資料,所以找不到夠準確的資訊,是因為頻寬不夠大,而不是 CPU 運算不力。每個人的問題太多了,人們沒有辦法充分溝通、找到正確的候選人,自行選出最適合擔任總統的那一位(the one),所以需要透過代議政治選出國大代表,讓國大代表來決定誰是這個國家的總統。代議制就是頻寬不夠下的最佳方案。相對來說,覺得每個人都已經有自己的主見、有能力選出對這個國家最適合的總統角色,總統直選就是頻寬已經不再是限制時的政治活動遊戲規則。

從頻寬檢視新聞

頻寬是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的傳統世界(用《黑天鵝效應》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平庸世界)其運轉法則,乃是奠基在頻寬不足的情況下。每個人的時間資源有限、注意力有限、生命有限,所以運用各種方式幫我們找出「排行榜」、找出最優秀的合作夥伴、找出最重要的資訊。教育是如此、娛樂、農業、政治、經濟皆是如此,新聞也是如此。傳統的新聞就是架構在你沒有時間去關心全世界發生的重要大小事之上;「你給我 5 分鐘,我給你全世界」。

由少數人製作,對大多數大眾發行的新聞產品,就是傳統/現在的新聞風貌。預想了大眾的口味、注意力極限(attention span)、認知邏輯而製作的大量複製產品,例如自吹自累賣藥的廣告、訴諸傳統黨國共同溫暖記憶實質捏造懷舊口味的房地產廣告、搭配著恰當比例的新聞訊息的新聞帶狀節目,所以我們總是會在新聞結尾時看到打破金氏世界紀錄的 Pizza 或大象動物園動物秀,如今則慷慨地轉變成置入性行銷的電視新聞合作結尾。

追根究底,原因是因為「你」。因為,作為一個閱聽眾,新聞製作者認為:你的頻寬有限,五分鐘沒有刺激你就會忍不住要轉台衝浪去(surfing),關心世界最後總希望有一些歡笑與軟性新聞,台灣人對地球沒有那麼關心跟在意。他們為了你決定要照顧你的一切所需,甚至包括要把「好聽、好看的廣告」愉悅地帶給你。「你」不會繞過媒體,直接地對世界產生好奇。你無法承受太過於硬、太過於專業而詳盡的資訊報導,必需要跟最底層的日常生活有一些直觀地連結。媒體代替你,就像民意代表代替你,對世界提出疑問。

所以當中國來台灣扮演假和尚,募款蓋假觀音寺的一組現行犯,記者隔著長桌(上面鋪著犯法所得贓款)對著背向鏡頭/觀眾、一行穿著袈裟的嫌犯,拋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時:「你們為什麼要假扮和尚?」「你們會不會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你們假扮和尚,會不會擔心因果輪迴?」沒有回答的問題,完整地呈現在新聞中,記者的提問顯然不是在對這些嫌犯,而是對著鏡頭外的台灣觀眾,問給台灣人聽。記者在幫著想像中的群眾,努力地像閒話家常的田邊晚風徐徐吹襲的場景,彼此有一搭沒有一搭的閒磕牙。

這就是我們的新聞。我們新聞中已經有的豐富的互動,運用著媒體的豐富資源,嫌疑犯或者新聞當事人的無法逃避(「這是新聞自由耶!」),對著鏡頭/螢幕外的民眾的閒話家常。然而,誰來決定這個是不是新聞?誰來決定民眾是這樣?這是一個充滿智慧的黑箱問題,也不允許任何的提問與解答。

超越頻寬不足的想像

「這有什麼不對?我們不都是頻寬不足的現代人嗎?」永遠讀不完的 RSS feed、唸不完的有趣書籍、認識不盡的新朋友。軟體與服務永遠在推陳出新,Google 之後的 vivisimowikia…..最近又跑出了個 Cuil.comSecondlife 之後還有 SmallworldsLivelyIMVU。我們不都是那面對著永遠推不完的石頭的薛西佛斯Sisyphus)嗎?

傳統的人際關係網絡,其實就是古代人們的 web 2.0;「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其實就是你的千里眼跟順風耳。在資訊循環的生態系統來說,其實你的頻寬早就夠了;只是那想要期待深入了解的好奇心與知識探索欲望,讓人總是受苦於對自己沒有的資訊望眼欲穿、對自己已經有的資訊視而不見。倘若我們都能夠就自己的第一手資料在網路上陳述,那麼就能夠讓網路這個小世界迅速地傳播資訊。但是對於我們不了解的資訊呢?每天流過的消息,往往都是自己不是第一手知悉的情事。而這些二手資訊,無論是從傳統媒體或網路流通的資訊,往往是引發資訊焦慮的關鍵原因。

現在社會的「三人成虎」,也許該是一種正面解決資訊焦慮的解決辦法。換作專業術語的詞彙來說,這就等同於「生命遊戲」(life game)當中細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 周圍的節點數:要是超過三個人說這隻老虎存在,我就打開開關說,這隻老虎存在。要是超過 6 個人說這隻老虎存在,我就關閉開關,熄掉這隻老虎存在的訊息。對於川流不息的資訊來說,我不去判斷這隻老虎存在或不存在,而只是想像自己是一個開關,讓資訊流過。在這裡,我只是一個讓資訊流過的資訊閘門通路。

不加以判斷資訊是否是真或偽,這就是一種擬似計算機器運算的方式;套句網路時代流行的說法,就是「這不是 Yahoo! 的作法,而是 Google 的作法」。Google 設計的 Google News,不就是一個這種資訊閘門通路的具體實踐嗎?我們知道這個位於頭條的重要新聞,目前有幾百家新聞媒體在報導,這件事情既沒有辦法插入人為判斷、也沒有辦法事後加以修改、掩飾、隱藏。Google Reader 這個優秀的 RSS 條目閱讀網路服務,其中所具有的分享功能,其實也是另外一種創造資訊閘門通路的作法。

也許,不受限於我們陷落在頻寬不足的恐懼下,強作資訊代理、判斷代理的解人,可以讓我們揚棄專業者與專家的幻象。當新聞媒體接力報導「韓國學者發現孫中山是韓國人」,接二連三被假新聞攻陷,新聞記者未必比一般部落客要來的客觀與中立,他的資訊也並非獨一無二的訊息閘門;混雜(hybridity)、混搭(mash-up)已經是當代重要的意義與實踐方式,甚至判斷真偽必須參考「多-媒體」、多方訊息來源才能夠決定。在這個多元資訊時代,如果新聞媒體自身都是身陷泥沼的「事主」,誰才該是那整合服務的提供者?

或者說,誰提供了整合服務,誰就是那站在大地震過後、走山位移的「門」之上,接收豐盛戰果的新媒體。

數位典藏中的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者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這個運用公共電視 Peppo 平台所進行的數位典藏影音典藏計畫,最新的報導記錄了在日本北海道札幌的一場抗議行動,針對從 7/7 週一到 7/9 週三在日本北海道進行、包含了美、日、德、法、英、義、加、俄各國領袖在內的 G8 Japan Summit 八大工業國日本高峰會。

http://media.peopo.org/Player_PTV.swf?v=933bd33f

乍看之下這個數位典藏的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記錄了發生在日本的抗爭,似乎有點不太通;實際上這樣的資料卻是參與單位的珍貴衍生資源所帶來的結果。台灣的公民參與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這樣的時刻早就被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防疫衛生方面的議題佔據焦點、炒作許久,被當成台灣進不了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象徵。然而在其他的領域中,已經蓬勃發展的台灣國際民間社會互動,卻被當做是「恐怖行動」而被地方警察分局建檔調查。6月30日發佈的這篇新聞稿:「抗議台北縣新店分局「登門關切」台灣獨立媒體工作者之公開聲明」,就是凸顯了這種掌握權力者的雙重標準與虛偽。

把國際的合作當做個人與組織的資源,把台灣的國際空間當成是特定意識型態的天空,無論自我矮化、自我貶抑或者強調對岸的打壓與壓迫,兩者都忽略了讓民間社會自主地成長,對人民直接的助益與幫助。顏色不能夠掩蓋利益,也不能夠掩飾對於中國被政權壓迫的維權律師與運動者的忽略、視而不見。

聯合新聞稿這樣說到:

2008年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G8)將於7月7日至8日在日本札幌舉行,這個主導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關鍵會議,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甚巨。掌握全球經濟權力的世界大國,將在關起門的會議中,討論如何壟斷資源,其決定不但左右全球經濟,更讓人擔憂將加劇全球貧富不均。

所以從1999年西雅圖WTO部長級會議到2007的德國的反全球化示威,來自全球各地的NGO、環保團體、農民團體、勞工團體,各式各樣的反全球化組織,以及獨立媒體工作者結集抗議少數集團主宰全球化走向。主流媒體面對此一大型的國際集結,向來只將目光關照於少數的工業大國,無視少數工業國家對全球經濟與資源分配所造成的傷害,且將示威者描繪成暴民的形象。相反的,獨立媒體工作者雖然面臨國際警察的打壓與主流媒體的暴力相向,卻仍透過小眾媒體揭露這些資本集團的邪惡本質,提供另一面向的深入批判報導。

台灣警方不當的關切行徑

代表「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前往日本採訪的台灣獨立媒體工作者em,在赴日本札幌拍攝國際反G8的示威,以及紀錄各國獨立媒體如何報導國際示威活動的前夕,卻遭到新店分局警員「登門關切」。在我們與新店分局連繫後得知,警方上門關切此事,是因為他們認為「去日本抗議是個敏感的議題且有可能有違法之虞」,因此透過情資系統調出當事人的資料,「上級單位」要求當地的執行機關外事組進一步蒐集情資。

人民的言論自由,媒體的發行出版,都受本國憲法保障。台灣警察片面地認為去日本參與反G8活動,先入為主的判斷當事人「很可能」為擾亂秩序的惡意份子。而台灣的情資系統,在未有明確而立即危害社會安全,未有任何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居然輕易地把個人資料透露給行政機關,方便警方直接找上當事人。警方如此舉動,其實並不單是為了蒐集情報資料,更是要造成了當事者與家人心理壓力,對原計畫的行動產生怯意和疑慮。從這個事件中,十多年來台灣民主改革所累積出來的人權保障價值與言論自由風氣,輕易受到國家機關可笑輕蔑的挑戰。

我們的呼籲

台北縣新店分局以及其上級單位的上門關切舉動,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要表達嚴正的抗議,我們也「善意」地提醒行政機關和情治單位,莫以「維護治安依法行事」為藉口,玩弄恐怖統治手法,侵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要求政府充分尊重言論自由與公民媒體獨立自主,不得無據地干涉、影響。

擁有資料者便擁有權力;行政者自己本身需要法治教育,重新認識什麼是憲法、什麼是公民的基本權益。對於媒體工作者與運動抗議者的區分也許是一種矯情與偽善,但是連這種基本的尊重與認識都沒有,可能喪失的是對於資訊判讀的基本能力;更遑論對於真正會造成社會恐怖的危險行動有能力加以處理。以古代戒嚴時期恐懼治理的方式,要配合鄰國掌握現代恐怖份子的資訊需求,展露自身的「可笑與輕蔑的挑戰行動」,對於國家公權力的展示而言,實在不是一個好的示範;而對於未來,這些「認真」執勤的員警所帶回的「重要資訊」,是否僅是徒增誤解、製造無用對決的浪費社會資源的後續困擾呢?

延伸閱讀:

  • em 的個人網站:http://emblack.wordpress.com/
  • em 的文章:「革命以死」
  • 在日本跟台灣的這種國家生存久了下去 很容易會被歸化 因為所有的界線不是那麼的明顯 所以很難去了解跨過線指的是什麼樣的線 跟跨過線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最可笑的是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線在那裡 他在那邊跳來跳去的聲稱自己跨越過所有人所不能 而對於一般人最終這一切都會很容易被愚蠢的熱情給沖散 剩下的只是那個鄙夫之勇 而這種勇氣是幹不了什麼事情的 當你要反抗時 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所被框架的體制有完整的認識 在某些方面上選擇的容忍跟取捨 不是因為毫無關系 或是不造成威脅 跟單純的只是關係你那廣大的無知 而是一個程序上的動作過程 一般的人 認為只要有勇氣去反對就是幹事情中最需要的那個重要原素 殊不知冷靜 與廣擴的視野才是一個真正有威脅且可以長久運作的運動力量

「陸客」現象底下…

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好友的生日,也是「陸客來台」的象徵啟動日子。政府官員、所有的媒體、許多立委、政論節目從之前到當天早已喧擾地討論辯論,甚至還有荒腔走板的縣市長跟中央嗆聲,一定要在當天搶頭香往對岸搭乘「首發團」出航。鑼鼓聲漫天作響,噴水車洗機歡迎,攤販小商店股民檳榔西施與其他所有無關的人們,一起在電視機前面沉浸在這奇特的時刻(不沉浸也不行,因為所有的台灣電視台都在報導)。

在這當中,當然有很多奇特的、醜陋的、感人的、作噁的現象可以被評論與檢視。例如,當台灣縣市長在廈門台灣經濟罪犯的酒店當中獲當地政府邀宴時,到底該作什麼反應?可能沒有什麼反應,吃飯就是了嘛。為了拓展經濟,大家什麼都可以不用在意。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在這些「陸客」現象底下,到底有沒有任何專業的聲音發聲呢?

舉例來說,所謂的「陸客」來台會帶動台灣經濟,是什麼樣的帶動法?對於台灣服務業體質的改善有所助益呢,還是會摧毀台灣不夠國際化、已經脆弱的服務經濟?各國的觀光政策如何針對中國消費者而有所規劃與作為呢?台灣優質而可以長久經營的文化內涵,究竟該如何與大量迅速興起的經濟體相遇?會往台灣移動的這些第一時間出現的「陸客」,是在中國屬於什麼樣的階層?是算頂級顧客群,還是省級的精英客群?他們為什麼會想要來台灣?是來探訪「內地」,還是比較「兩岸隔絕」的實驗結果?來了台灣(不能稱作訪台,要稱作訪華)以後,他們還想再去哪裡?

有很多問題都是屬於觀光方面的專業提問。剛剛一邊提問題,一邊就在想:糟糕了,我的問法真的很「公共電視」耶;似乎已經可以預見很冷清地、不被重視、一定沒有人要理我。但是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怎麼辦?我們的政府、立委、媒體、政論節目有回答這些問題嘛?政府不說,立委批判、媒體採訪表面現象、政論節目設定目標指責特定對象,所以好像還要我們公民社會的小老百姓們自己去找答案。

所以是否有可能請教觀光與社會專業的學者,對於上面的問題有沒有答案?

對於國內的影響與衝擊來說,今天閱讀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新聞報導:「改良歌舞迎陸客 學者:太可怕了!」讓我覺得好像唯一聽到細微的、專業的聲音:是否處理「陸客來台」的觀光策略,竟然大開倒車,回到 50 年代的部落獵奇、以表演為主塑造出來的觀光想像?

期待兩岸觀光紅紅火火,台下舞者所代表的原住民文化衣服雖然也是紅紅火火但哪一族已經無法分辨,轎子上的採線團團長帶著夏威夷花環,頓時也成風光的頭目,雖然這是觀光遊樂區的,表演節目,不過在採線團與台灣原住民文化觀光的接觸過程中.讓原住民學者非常擔心。

隨著採線團在台灣各景點,進行考察,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原鄉部落,原住民歌舞的呈現新舞碼的表演,台灣雖具有多元文化族群但歌舞呈現上卻同質性太高。

兩岸開放觀光交流,一等就將近10年光陰各家旅行業者搶食陸客觀光潮的大餅時,資深旅遊業者也對於現階段原鄉的觀光趨於片面的歌舞不贊同,未來的走向應該朝部落深度旅遊才有意義。

50年代台灣知名的原住民景點烏來、日月潭、阿里山、花蓮,其中不乏歌舞展演場,造成的文化偏差影響深遠,如今迎接陸客的同時,拼經濟拼觀光,是否仍需重回50年代的部落觀光形式再次讓部落與文化面臨考驗。
2008-06-25 原視新聞網

是否後面決定的政治經濟關係,其實是由與文化無關、與社會、勞工、政治都無關的觀光商人,在主導這一切的政策走向,乃至於決定飛機要落腳在哪個縣市的機場?一個牽動到政府規範、服務業規劃、休閒文化、原住民族群文化政治、地方資源、人力資源佈局、並且影響台灣(現在要叫中華民國)社會觀瞻的重大政策,最後是政府全面退讓,徹底解除限制、服膺市場機制,來讓全體人民為這糟糕的政策安排來付出代價,默默地留下眼淚來買單。

台灣的專業人士,你們在那裡?如果媒體沒有報導你們的看法,你們就沒有看法了嗎?

傳記文學中的「稻田海軍」

就像《次元艦隊》的二戰背景中,日本陸軍與海軍的基本矛盾一樣,二戰期間美國陸軍與海軍的矛盾,在「稻田海軍」「中」美軍事情報合作上同時也展現無疑。梅樂斯(Milton E. Miles),一位從美軍海軍中校在中國戰場,這個亂世中所謂的美軍仕途墳場裡來回穿梭,最後獲得少將的待遇,被蔣中正視為私人海軍顧問,失意地被軟禁押解回美國。他的任命案也在美國國會裡難產。「稻田海軍」是他在了解中國海軍佈雷工作的傳統戰法時,脫口而出的一句讚語:「你們這根本就是稻田海軍(rice paddy marine)嘛!」

梅樂斯的老闆,美國海軍四星上將透過梅樂斯接觸中國方面的人,以便能夠為美國海軍登陸中國做準備。梅樂斯透過軍統派駐華府的中校武官蕭信如,接觸到神祕的中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戴笠先生。開始了中美海軍與軍事情報合作交流的一段獨特時光。在經過雙方最高領袖簽字同意之下,成立了一個由戴笠與梅樂斯勢力混編的「中美特殊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在二戰結束後,這個機構也告消失。

這是我在圖書館的下午中,閱讀到傳記文學中的「稻田海軍」片段。維基百科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條目,也有初步的描述。亂世烽火、箇中因緣際會,還有很多是我們所未曾了解的塵封往事。以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