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瓊齡:災難中,閃耀的曙光

張瓊齡小姐反思台灣社會在災難中的表現,寫了一篇超越單一災難與反應的檢討文章:〈災難中,閃耀的曙光〉。轉貼自全國社區大學公共論壇[TWCU],謹致謝。

災難中,閃耀的曙光

張瓊齡/台灣國際志工協會副理事長/社大十年專案執行長

彷彿,我又回到1993年初,與法籍記者伊可凡(註1)會面後,思索著要用何種筆調呈現經過轉述的衣索匹亞的災難時,那種舉棋不定之感。

我知道這種為了呼籲救災的報導,寫得煽情些總不會錯,但是,內在一直冒出來的念頭卻是:要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不必灑狗血,照樣可以觸動人。

最近在面對的,是緬甸的風災,我依然不是親臨現場,照樣必須透過轉述。

然後緊接著是四川的震災發生了。

1993年的我,算是初生之犢嗎?只在學生時代到過香港、中國,對世界沒有認識的我,卻相信文字具有力量,只要用對了,就可以感染人,可以讓古道熱腸的人更加相信自己的助人義舉是無庸置疑的。

1993年的台灣,是個做善事,還是別太過張揚的年代,尤其是在做國際救助,特別是對中國大陸救助,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的年代。

當然,2008年的現在,當我們跨出國門去當志工的時候,還是有人會冷冷地丟出一句:『台灣都救不完了,還救到外國去!』然而,在多元社會裡,這是必然要容許的差異,是嗎?縱然,我心裡頭知道許多外國人,可能會為了跟他祖宗十八代八竿子打不著的人事物,上街遊行抗議,部分這種外國人,當他們遷移到台灣成為長住民後,碰到不公不義的事情,通常也會挺身而出。我有位加拿大籍的老師,為了舉發有人在三芝海邊濫倒建築廢棄物,上了幾十次法庭,還被黑道恐嚇,依然嚇退不了他。

但是2008年的現在,起碼做善事不用遮遮掩掩了,縱使媒體平日多麼地腥羶炒作八卦,唯恐天下不亂,然而遇到重大災難,感人肺腑的報導與救災不力的批判同時都會被呈現,而不會只有在慈善團體的刊物流傳而已。

約莫從1999年的921地震過後吧!我注意到,除了大型的、具有國內外急難救助的NGO、醫療救援團隊會自動到位,在黃金救難期發揮功能之外,一些不是那麼大型的組織,跟慈善、救難沒有直接相關的NGO,也試著從自己可以幫得上忙的角度切入,後來有的還發展出為期數年的陪伴重建計畫;也還有一些個人,從自發性地捐資捐糧,到組成志願團隊,義務為災民修建房舍,日後甚至成為常態性的組織,災區的需求解除了,至今仍在服務全台各地貧民;甚至一些藝文、教育工作者,透過到災區陪孩子讀繪本、教導戲劇以演戲紓解身心創痛、長期拍攝記錄片記錄災區的生命故事。而1994年左右,全面在全台灣陸續掀起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全台各地因為公部門資源下放,所應運而生的各式社區屬性的NGO,也在這次的災難中,得到第一次的總體檢,社區營造運動,不再只是台灣百姓在個人生活無虞之後,對於「好還要求精」的品質提升行動而已,它也反映了一定程度,個人對於公共事務的確已產生關心和參與,而對於「社區」的理解與體認,也從自己日常生活所及的範圍,擴及到心所牽繫之處。

是因為長年以來,明瞭了災難過後某些不成文的「標準作業程序」吧!知道自己的角色不在黃金救難期,也拜網路媒體所賜,及識得一些可以更近距離接觸災區的對口,這陣子,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在沉澱,並且多方探詢一些國際志工同好的意向,發現在面對緬甸風災以及四川的震災方面,出現了一些耐人尋味的情況。

由於緬甸對國際救援採取「只收物資,拒絕救援團隊進入」的態度,軍政府毫無公信力可言,媒體可以取得的第一手資料也相對受限,我發現朋友們採取的關心方式有以下幾種:

小額捐款給少數幾個可以進入緬甸的宗教性NGO(有佛教、也有基督教),信任這些NGO所做的救援工作,或是處理死者的喪葬事宜。

另有一些人,因為本身是緬甸華僑,有辦法聯繫上家鄉的親友,於是透過在台集資,匯給當地有能力也願意挺身而出的人,直接到部分災區做物資的發放工作,並將相關照片回傳張貼在台灣設立的相關網站上。

透過捐款泰緬邊境當地專門提供給緬甸難民、移工醫療服務的梅道診所,支持他們針對這次風災所做的醫療服務計畫,曾前往泰緬邊境從事志工服務的人,對這個管道較容易接觸到。

願意捐錢,但不希望透過官方管道,希望直接用到人民身上。

相對於緬甸的封閉性,中國四川的震災,一開始就採取資訊開放的態度,儘管受災當地由於對地震的陌生、缺乏應變力,但是官方所採取的救災態度積極、不拖延的,都看在眾人眼裡,儘管目前只開放台灣少數團體、少數有經驗的志工進入發放物資、加入救援行列,也還不接受外國救援團體的進入,然而因為整個救援資訊公開,舉國上下不分貧富都踴躍響應救災,不斷有最新消息更新,國際人士也評估中國有能力應對這次的災變,未出現太負面的輿論。而朋友們(含台灣、中國)的態度,則傾向於:

認為許多有錢的台商已經捐錢,似乎錢不是問題,不急著馬上捐小錢。

台灣有環保團體已經集資一筆捐款,但希望指定捐助給當地的環保團體,作日後環保議題的推動工作。

曾經支援過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工作,如果有機會,也樂意與中國的NGO交流,有關於長期重建的陪伴工作,與相關計畫擬定。

希望從環保的角度來探討這次的天災,並記取教訓,作為預防災害的依據。也希望從環保的角度來審視提醒救災工作,莫在救災過程中,使用不當物資,造成環境的二次災難。

知道自己在緊急期還派不上用場,希望透過在中國的友人了解狀況,做出日後參與的依據。

希望培植災區鄰近省份的年輕人,在災後重建期,成為陪伴志工。

原本就在中國關懷偏遠學校的志願組織,已為這次的震災發起多項專案計畫,希望陪伴災區學校的孩童度過震後創傷期。

今年即將在台灣舉辦的兩岸NGO環境論壇及大學生交流,都預計要以兩岸的震災經驗為題,進行案例探討。

在十五年前的台灣,NGO似乎只要善盡告知之責,讓社會大眾知道世界上發生哪些災難,善款用到哪兒去,就已經足夠,到災難現場進行救援,那是專業的工作者或是資深志工的事,大眾也沒有必然要參與的覺知和自我期許。

十五年後的今天,我發現公益行動的新趨勢是,不僅僅企業家出現自辦基金會,投入自己感興趣的社會或全球議題,不再只安於單純作為一個金主的角色,就連一般收入的常民百姓,對於公益行動,也出現更多元的態度,除了響應小額捐款之外,我發現想要付出行動的人也很勇於提出他們「願意付出」的呼聲,而不是只等待著被號召而已。

莫非,一直以來,我所衷心渴盼的,能以理性行動的公益社會,已經漸露曙光了嗎?

註1:伊可凡是國家地理雜誌的特約攝影記者,1993年藉由他的引介,讓我當時服務的NGO,有機會與國際組織合作,一同在衣索匹亞進行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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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社區大學網路公共論壇[tw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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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社大的盡頭是國際志工的開始〉

讀吳叡人〈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初感

姚人多教授的《台灣社會發展史:戰後政治經濟》第三週閱讀材料,其中一篇是吳叡人先生的〈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 ~ 反殖民鬥爭與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讀完之後有很多的感觸,忍不住馬上地寫下來跟自己、朋友對話。

這篇收錄於《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新自然主義出版,台灣研究基金會叢書二之六,林佳龍、鄭永年主編,頁43-110)的文章,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中,有著何種後續激盪的演變,出現了一種獨特的、新的台灣民族主義。這樣的台灣民族主義,可以用一句反覆出現在不同時期台灣舞台上的人物們論述中的話語、來作為再貼切也不過的註腳與母題:「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這句話在幾十年的歷史激盪下,由日本明治大學任教的國際法學者泉哲,為《台灣青年》創刊號所寫的祝賀論文〈告台灣島民〉中,表達了他所秉持的殖民地本位理念:「需自覺到台灣不是總督府的台灣。而是台灣島民的台灣」(泉哲 1920:7);接著這句話,出現在蔡培火〈我島與我等〉文章中,被轉化為更簡短有力的「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昭和14年:5)。在七十多年後,這句話出現在司馬遼太郎訪問李登輝的著名文章中,被再次地(有著些微變調地)複誦出來。「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這是基本的觀念。」(李登輝 1995:473)。

三個粗暴地歷史橫切點不足以呈現這個政治上的,台灣民族主義地原貌與來龍去脈。如果粗糙地依照歷史社會學方法中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尋找偶發性的事件源頭,根據吳叡人的論文,甲午戰爭的清帝國以地求和、割讓台灣「解『京師根本之危迫』(轉引自吳秀政 1992)是關鍵交會時刻(critical juncture)中的一個初始偶發事件(contingent event):讓台灣以成立台灣民主國(Republic of Formosa)的方式,開始一條與中國民族主義平行進行、長達數百年,獨特而特殊的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民族主義的道路。

民族主義的路是實踐的過程所開拓出來的,而不是理論與先驗的自然結晶。在日本統治前、統治時期之間的武裝反抗、對抗、妥協、集會結社、串聯、國際努力,或許以失敗而告一段落,但是確呼應著世界各地殖民地與解殖民的普遍浪潮,從日本後藤新平與六三法台灣特殊性、台灣總督府專制政治統治到原敬「漸進的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台灣政治菁英走出一條自己的國際道路;而台灣舞台上的這些政治人物,或以列寧主義式的左派立場、或以右派孫中山折衷列寧主義式「民族國際」(Nations International)路線,運用語言實踐(linguistic practice)將「台灣人」或「台灣民族」界定為列寧所謂的「被壓迫民族」,放入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範疇框架下,理解自身作為弱小民族的國際處境。相較於片段地理解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等其他當時政治事件、或者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中以階級觀點論斷楊肇嘉等人與請願運動,吳叡人先生的論文讓我看到了這段日治時期前後,在打壓與抵抗中成型的台灣民族主義雛形,以及左右路線鬥爭後、被日本帝國鎮壓抹滅之暫時從舞台上下場休息,讓位給「文化民族主義」繼續演出。

論文中對於幾份資料的呈現,不禁讓我讚歎:無論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對蔡培火派的分析、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演說稿與「治警事件」法庭公審中他的答辯稿、以及若林正丈對於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評論等,都讓我看到精采的論述、深思熟慮的論點策略、國際的視野與未來的願景。透過吳叡人的詮釋,既看到這些歷史人物在歷史文獻中的神采,也看穿了所對抗的帝國本身的變動與未來面貌。例如日本在同化路線確立後,透過切割地方納入日本行政系統的方式(是否可以因此追訴戶政系統的相對改變?),試圖要說服台灣人認同日本民族,宛如琉球與北海道被整編統一一般;但是被審判的諸位,直指民族絕非形成國家的必要條件,除了美國、瑞士之外,連當時與現在的日本自己都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單一民族國家的威權語彙與權力實踐,對峙著生活世界的多元多樣。我想到著名的佛教公案: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民族國家的想像,有從上而下的威權宰制恫嚇,也有由下而上的對抗反抗。古今中外,越南國民黨、台灣民眾黨、新芬黨,處處可見走自己的路的樣貌與(從後面他人所瞥見的)背影(變形)模樣。這兩種(還是更多種?)想像有何不同?正是因為「本來無一物」,才激起這許多變身、編織幻覺終踏入實踐領域,而又被暴力打斷、中止的想像嗎?我想起葉慈的 Cathleen Ní Houlihan

「你看見一個老婦人走下小徑嗎?」
「沒有,」小弟答道:「但我看見一個少女,她走著皇后的步伐。」

Kathleen Ni Houlihan is generally portrayed as an old woman without a home. Frequently it is hinted that this is because she has been dispossessed of her home which comprised a farmhouse and “four green fields" (symbolising the four provinces of Ireland). In W.B. Yeats’ Cathleen Ní Houlihan (1902), she arrives at an Irish family’s home as they ar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riage of their oldest son. In Yeats’ play, Kathleen Ni Houlihan tells the family her sad tale, interspersed with songs about famous Irish heroes that had given their life for her. She ultimately lures the young groom away to join in the failed Irish Rebellion of 1798 against the British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After the groom makes his decision and leaves, one character notes that the old woman has become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with the walk of a queen. (wikipedia: Kathleen Ni Houlihan

新聞界的 228 與找回失去記憶的工具

阿孝昨天寫下〈二二八事件的報紙版面 及其對我的啟發〉

三月九日前和十一日後的新生報,明明是同一家報紙,新聞、言論為何天差地別?關鍵在於:三月八日下午四點,國軍分別從基隆和高雄登陸,南北兩路挺進,九日展開全面性鎮壓,十日各報為此停刊一天,在此同時,新生報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以及幹部林界、邱金山、蘇憲章、王天賞先後遭到捕殺,新生報總編輯改由少將擔任、總經理改由中將擔任,連抗戰有功、擁有「同少將」軍階的社長李萬居都遭軍警毆打。當時擔任中央社台灣分社主任的葉明勳回憶說:他在事變後曾和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搭吉普車出外巡視,在空蕩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人影,路旁盡是屍體,卻連個收屍的人也沒有。

政治情勢和報館人事的逆轉讓留在崗位的編輯不得不改口,從稱呼公賣局專員為「兇犯」變成罵群眾「叛徒」、從報導民眾動向轉為只報官方消息、從批判政府轉而批判報人,生死大禍讓編輯不得不低頭。二二八事件後,全台只剩新生報一家報紙能夠營運,但社長李萬居被迫離去,報館人事全非。兩年後,中央日報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自主管、編採、經理人員,以至工廠技工,全部由大陸遷來」,台灣在地編報傳統隨著編輯一起走入歷史。

在 Picasa 的網路相簿上,阿孝把這些當年他的影印資料提供出來分享他這個節日的心情。在所有的歷史都是片段而扭曲的失憶時刻,我們多麼需要一個能夠共享記憶、註記點點滴滴經驗反思的典藏平台啊。

我在 footnote.com 上面有看到類似的服務。但是這裡堆疊的資訊與展示型態,讓我感受到的還是那種官方史觀的特定角度;也許過了不久,這樣的服務就將被 google 買走而大紅特紅…然而我還是最想看到類似 theyrule.net 的互動工具、以及 digital deerfield(數位鹿場…)的多元文化視野:不是說一個故事,而是說多種的故事….

數位典藏的幾個問題

一直對文化與典藏有著深切體會的 Pektiong 貼給我 James 在島嶼共和國的文章:〈雞籠誌,霧煞煞〉。James 提到了地方志的研究取向與他個人的評價:

臺灣地方文史的建立成績與官方資源投入的情形直接相關,而地方文史的建構是本土社會科學深化時縱深的重要憑藉,也是「戰後史觀社會科學」唯一可能的突破渠道。現行條件限制下,社會科學家難以進行歷史學者的工作,即使想要進行瞭解,也常因學科訓練的隔閡發生低度對話的遺撼。日前,台灣全志的撰寫請來社會學者做歷史學者的生意,成效如何還有待觀察,但是我認為這是進步的方向。

我有類似的想法,也覺得在這樣的情形下,數位典藏(泛指所有數位化儲存建檔管理的文化物件、文獻文物資訊),應該是跨領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基礎,也是重要工具與參考資料來源。透過資訊技術的支援,這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資料之數位化成果,可以是作為新研究課題的來源、傳統問題的加速解決方案,以及思辨與命題推衍的參照基準。

然而在 James 使用國圖數位典藏資料庫查詢的過程中,他碰到了很多人都曾經反應過的類似問題:

…我意外發現國家圖書館製作的臺灣地區文獻影像資料庫。在我們之前的討論中,Hetero提醒我臺北縣鄉鎮誌書寫的情形;不過後來沒有下文下文,我對鄉鎮誌書寫的疑惑就晾在那。國家圖書館的這個計劃,似乎間接回答我的問題。

按圖索驥,試了幾個標題:八里坌,三峽莊,中和庄,水返腳,槓仔寮,咦,怎麼按下去只能出現「Permission denied, 您沒有權限」?!

原來這個服務只限圖書館內瀏覽呀!Com’on,網路時代公部門的資訊服務怕人家不用都來不及,國家典藏數位化計劃怎麼會劃地自限呢。這個服務不會只針對圖書館員吧?雞籠,快給我…

在數位典藏計畫的生產過程中,並沒有針對使用者有深刻的研究與體會;對於使用者端所遇到的挫折與困擾,各個文化機構只有個別的解決方式,,對於智慧財產權這種跨機構、國家層級的議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客戶服務中心來累積與發現問題。更遑論使用者的創新與解決問題。從文化機構角度來說,由於繁複而令人困擾的智財權問題,這並不隸屬於他們能夠友善地提供給各界的「一般性」對外服務;而所謂國家提供經費支持的典藏計畫,由於並非歸屬在各個機構自身的例行預算,也爭取不到機構自身認真看待的重視與重要性,而被歸類於「額外」的潛在可能產品,樓梯常常有人敲響,但是卻一直下不來。

在這些「潛能」當中,數位典藏需要釐清自己所處理的資訊,究竟在這個時代是怎麼樣的一種「產品」。是屬於原物料?還是直接可以販售的半成品,甚至成品?個人能否客製化這些物件?它們的生命週期是甚麼?在這些產品的想像之上,又有甚麼樣的服務可能?這些服務歸屬於什麼樣的產業當中?

在這些基本問題之下,客戶或使用者端的抱怨,就會是一個有意義的資訊了(也許作個客戶抱怨 web 2.0 系統,哈)。他們於是對文化機構指出了一個修正自己、與合作夥伴、競爭對手一起成長的方向。在這些問題被回答之前,這些重裝武器只會是一個站在陌生國度裡的高科技士兵握在手中的棒子;跟按著按鈕的 player 一樣,只能專心想著活下來、閃躲四方飛來的砲火,但卻不知道遊戲的目的與挑戰,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傳播與溝通的初衷

TM 來計畫作客。我們難得從不同的角度,有人從地理資訊、有人從 2.0 計畫的角度,來聆聽他多年的心得。想到幾點:

首先是 Twitter 作為一種媒體(twittermedia!),帶來的是從私領域即時通訊,朝向/轉向公共領域即時訊息的解放。June 說這像是 IRC 一樣,我也覺得如此。像是 web 介面,更不侷限在一個虛擬地點的 IRC。也許就像 isaac 所說的 instant information,Twitter 應該會促成溝通方式的演化吧(我很難想像在打 wii 的時候,畫面上出現 msn 的訊息;但是卻可以想像 twitter 的訊息在上面出現)。

(如果說 web 2.0 已經這麼普遍而隨手可得,為什麼沒有針對快速溝通資訊彙整的一套思考與設計架構?對於數位的文化工作者來說,什麼是有生產力、多語跨區域地理政治背景資訊下、對話互動的資訊環境?對於數位的教育系統而言,環境、文化與資訊的銜結,如何展現在學校孩童的日常活動中?)

再來我覺得從使用者端觀點,看待問題的方式與從生產者端是相當不同的。即便是大家同樣在談 GIS,可是彼此談的是傳統的「地理資訊系統」、還是 geo-information 地理資訊的系統,這可能就有天壤之別了。以生產者的思考邏輯主導,會影響作業程序、生產方式,可能導致的是沒有生產力的系統,沒有使用者的應用程式,優點是效率與清晰;以使用者的思考邏輯主導,缺點是跨領域整合、不易達成,優點則是將帶來使用者端的創新。社會性媒體(social media)所帶來的使用者革新,讓使用者越來越頭好壯壯,賦予使用者更多更強大的能力;這件事情對於所有的生產者來說,要融入這種創新,都是一個要付出相當慘痛學習成本的代價。

我在 twitter 上面寫下,「(TM 說)台灣沒有(資訊社會的)中樞神經系統。」另外一個台灣沒有的是,歷史感。TM 展示的幾本古老雜誌(Radio times 創立於 79 年前、Time Out 約四十年前、List 忘記了)中還夾著 1998 媒體年鑑。我遂想到,誰要來作台灣的數位文化年鑑,提醒自己 Internet 已經 20 多年歷史了,台灣的自由軟體已經經營多少年了,然後我們,現在在作些甚麼?

倘若我不是在思考 10 年後自己人在那裡,擔任甚麼樣的職位擁有甚麼樣的權力,而是在思考 10 年後,我們如何地從現在到十年後,將所關心的問題,一點一點地累積在這塊土地上。我覺得那,寫下這段句子的我,與閱讀這段文字的你,都值得記住這些數位片段的這個當下…

「獨教番童工舞唱,強留沃野長蒿萊」

1935年11月5日,林柏壽由花蓮返回台北途中,贈予林獻堂詩,被記載在林獻堂的日記(「灌園先生日記」)中。我們不太確定林柏壽先生所撰寫的這詩句中的「工舞唱」是否意有所指,但是1935年10月10日開始,台北市公會堂(現中山堂)正式揭幕的是「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台灣博覽會」

「這場耗資1,119,407元的博覽會,在五十天的會期中吸引了2,738,895人次到台北市的主展覽館參觀。」

呂紹理先生在《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Exhibiting Taiwan: Power, Space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一書中介紹了博覽會的歷史與台灣-日本之間典藏、消費、觀覽的殖民糾結。在「第四章:攬鏡自照」中,他從各個角度整理了各方面對博覽會的反應,其中討論並引述林獻堂先生的日記,以此來瞥見面對當時那光彩炫目國防民生等新科技展示時的複雜態度:

「如果我們回想舉辦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台灣博覽會的主要目的,在於推動新一波的南進政策,此一政策包括了向東南亞的發展、開發東台灣,以及進一步強化『同化政策』,就可以知道林獻堂日記中的話語,乃針對南進政策中,台人無法進步參與的問題,他憂心在此政策下台灣土地資源將進一步被日人所奪,他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儘管總督府在農業技術上銳意改良,然而人口增加、耕地日漸不足,即使再好的農業技術,『農事之改良實難奏效』。亦即農業問題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已,更涉及了『分配』問題。在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台灣博覽會光彩奪目的展示內容中,清一色謳歌農業改良技術的成效,對於『分配』的問題卻隻字未提,這才是博覽會展示中掩蓋真實社會的面向,而他錄下林柏壽贈詩之句『獨教番童工舞唱,強留沃野長蒿萊』,正是對此一問題的批判。…不過,博覽會所欲傳遞的訊息極為豐富複雜,它也包含了種種新知新技術的展示,對於青年學子而言,是很好的學習機會,因此他才鼓勵並安排一新義塾的學生要北上觀覽。林獻堂日記所流露的,應是他對於博覽會『選擇性接受』的一種態度。

《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Exhibiting Taiwan: Power, Space and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呂紹理著,麥田出版社,p. 288。

買了這本書之後,我忍不住一直想找機會在我的 blog 上面介紹給來這兒造訪的網友們共享。可是一直找不到時間,也找不太到一個恰當的切入點。透過部落格介紹書籍有個難處:若是找不到那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譬喻的「刺點」(punctum, in Camera Lucida)[1]而只是直接平鋪直述,就會顯得專業而疏遠,少了一點人味與趣味點。優秀的書,更需要花費心力來找出那適如其份、恰當而準確的表達方式,來讓人們接近與感覺。除了自己的工作面向上對這本書的興趣,我很感激有這樣一本分析闡述「展示」的文化政治議題之外,我更關心的是,一本書的內容如何直接地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對話。如果一本書有能力做出真實的對話,那麼接下來就該是我們轉述者的責任了。

電影導演、政論家王正方刊登在人民網「從金鼎獎看台灣政治的可笑」的評論這樣說:

(金鼎獎)入围的96本图书,书名中有“台湾”二字的共35部,有关台湾的书占1/3强。如果除去童话书籍,则是51本入围书籍中,有29本的题目带有台湾字样,比例更高达57%。单就人文类书籍这一个项目来看,入围的5本书名分别是:台湾西方文明的体验、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湾来电、殖民地台湾的近代学校、台湾鱼故事。简直是无书不台湾!似乎要受到金鼎奖评审委员的青睐,最好和台湾有关系。…

….台湾的书商已经在抱怨了,有关台湾种种的书籍,很难销往香港、东南亚或北美洲的华人市场,岛外的读者对此兴趣不高。其实何止如此,借问一声,金鼎奖人文类入围几本书: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殖民地台湾的近代学校等“优秀”图书,总共有几个人看过?何必自欺欺人呢?

我不是政論家,所以我無法評論金鼎獎的政治化問題。但是就一本優秀的著作來說,不透過內容的討論來做出肯定或否定評述,這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的。我也許無法論述整體文化政治化的是非功過,但是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看到這些書裡面精彩的部份,這是我可以盡到的一點小小的責任。

因為台灣的過去我們了解的實在太少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