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頭家與數位頭家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柯志明先生的《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蕃地權》,是一本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切入歷史學領域的重要著作。很庸俗地說,這裡面有原住民、有滿清統治、漢人;有中央、地方邊陲;有土地、有歷史文獻、有古地圖、有政府治理、族群衝突、民事(漢人私墾)刑事(生蕃出草),有敘事有理論,實在是一本相當豐富的作品。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施添福先生這麼說這本書:

「這是一本嚴謹、傑出的社會史論著。作者以無與倫比的耐心、細心和學養,大量發掘、運用清代古文書及日治初期的地籍資料,輔以精美詳盡的地圖,重建了熟番地權類型與熟番地分佈,追溯其演變過程,並創立族群政治理論說明其變化的原因。這本資料與方法論獨樹一格、理論體系完整的鉅作,值得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學者仔細品讀。」

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 John R. Shepherd 教授的推薦是:

“This is an impressive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documentation on land policies and plains aborigines in the early Ch’ing that makes an important scholarly contribution. Dr. Ka’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new interpretations for old materials and most significantly develops new data sources that allow the most detailed analysis to date of aborigine land policies. Most important, Ka presents a highly original analysis of the land ownership and rental patterns revealed in the Japanese cadastres (t’u ti shen kao shu);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at remains of the original survey for Hsin-chu has ever been analyzed for scholarly purposes. Ka also puts forward his own broad interpretive framework, an ‘ethnic politics’ model, to explain important shifts in policy toward aborigine land rights in the mid-Ch’ien-lung period. Particularly worthy of praise are the detailed maps, and the many very helpful charts."

我是在讀完《米糖相剋》(晏山農先生的山農木屋為文介紹)之後,有機會在數位典藏計畫服務中,尋找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在運用新資料與新方法、建立新的研究典範時自己找空檔來閱讀的。雖然是在柯先生的作品中研讀清代政治如何對待熟番「番頭家」,其實我所思考的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如何從數位化、大量的資料中,走出一片新的天地。走進歷史學領域的柯志明先生,對資料的反省有著跨界論述者的敏感,「聚寶盆的夢魘」(柯志明,序言):

「博物館最大的夢魘來自古物的收藏有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失控,以至於不知如何處理堆積日多又無法報廢的收藏品。不斷為找尋更大的館藏空間而疲於奔命。用聚寶盆的童話作譬喻,聚寶盆可以變出所要的東西,但不幸的,有一天忽然就忘了怎麼叫它停下來的咒語,於是……。我的歷史研究碰到的第二個衝擊來自於此。

歷史研究得重建立史。但重建歷史就是要還原「所有」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嗎?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這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現實的考量而言,你必定得停在某處。且讓我們誠實些,即使在歷史學裡面,我相信,這個邊界線絕對不是用時間與精力的極限來界定的。理論的重要性就在這個點上進來了。歷史學家確實必須依賴理論的導引,即便是「廣義的」理論,否則將陷入漫無邊際的收集歷史材料而疲於奔命。(或許有人會比較喜歡用「旨趣」來替代「理論」這個廣義的字眼。即便如是,寫結論時除了旨趣以外,總不免要多交代點什麼吧!)這或許是需要理論的第一個重要理由,一個知所欲為與不為的實用理由。」

看到這種反省,實在覺得如暮鼓晨鐘一樣直往典藏的核心搗來。資料不是獨立的生命,人與資料的互動才是知識,才真正能夠達至人心。這些互動於研究者,就是研究方法論,於其他領域的工作者,就是系統化應用的作法。從柯先生站在社會學的立場上,對歷史學做出思考與反省,可以看到這樣的思考:

「….假使你可以完全恢復歷史事實,這是不是就達成了求知解惑的心願呢?……讓死者復生(把古代變成當代)不會解決(了解社會)這個問題。儘可能的還原歷史事實也不見得能幫助研究者解決這個問題。僅只強調資料的數量,而不圖透過理論去提供適切的切入視角,並不見得有助於我們更深刻的了解過去。…」

斷章取義地來看,我自己是站在數位化的角度來閱讀柯先生的反省。數位化如何能夠從單純資料累積,走出一條聚寶盆夢魘之外的出路?理論顯然是我們必須要掌握的工具。否則就算是累積再多的數位化資料,沒有恰當的思考工具與觀點,對於後世的研究者來說也將是更多的債務。

數位資料也許,比傳統資料對於一般民眾甚至所有人們來說,更為遙遠、複雜與難以掌握。對於使用者來說,什麼是資料庫的整體觀點?如何視覺化這些資料之間的關聯程度?要能通盤掌握,也許得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而從資料觀點可以做的,也許就像是 Creative Commons Taiwan 所召開的專家會議中與會者所建議的,訂定一個開放授權的基本架構,被動地歡迎各式各樣的使用,在新的資料型態中發生;針對數位化工程本身的理論研究,所需要的專業反省可能更為困難,也更為需要。

或許,各式各樣落草的 blogger 就像是這層意義下的「數位頭家」;我們需要更多的溝通與對話,才能夠了解數位化時代的真正潛能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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