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一種創傷(演化)的科技形式

(HopeNet 科技月刊人文走廊專欄)

吳乙峰導演與全景基金會以 921 震災為主題的紀錄片《生命》,引起了許多的迴響。這些迴響不僅僅是因為這是第一部以有限資源透過網路對話與動員形成輿論、然後在院線放映獲得成功的紀錄片,也是因為這部紀錄片同樣成功地讓許多觀影者反思到拍攝者、導演與被攝者的關係之多重意涵,眾聲喧嘩地參與了閱讀/觀影之後的集體創作過程。經由網路資訊的自由流竄,一種在我們周遭消失許久的集體經驗,如今被分散式的論述重新構築出來,所有用心關注這個議題的朋友都應該可以感受到這種感覺。

我想從另外一個歷史性觀點來看這場集體的文化衝擊:創傷。對於這塊島嶼上的所有人來說,五年前的那場巨大的震撼,也許已經在時光流逝與災難更替中被漸漸淡忘,但是對於一個選擇駐足在災難當中的創作者來說,他的艱難不僅僅是在紀錄這些人們的故事,更是在與遺忘奮戰。班雅明的《歷史哲學提要》(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裡是這樣地描述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

…它描繪一個天使好似正要起身離開他凝神沉思者。他的雙眼凝視,嘴開啟,雙翅張開。這就是我們所想像的歷史天使。他的臉朝向過去。我們看到的是一連串事件,他看到的是一在他腳邊的拋擲,殘骸於殘骸之上不斷累積的災難。天使希望能駐留,喚醒死者,讓已毀碎的能夠恢復完好。但是狂風自天堂而來;大風以如此暴烈方式捲入其羽翼,他再也無法將其闔攏。此風暴推迫他向著他背對著的未來而去,當他面前的殘骸推向天際時。風暴即是我們稱之為,進步。

我們都在那一段時間裡被捲進狂風當中。無止境的新聞媒體報導、員工的熱心捐出一日所得與企業捐助、其他縣市政府組織化的救援行動、捐輸物資的救援與後勤支援管理、社區組織的重新建立、資源分配與競逐,災難並沒有停止在某一個點上,而是不斷地累積與滾動。選擇繼續凝視這場風暴的人們,就如同那帶著希望的歷史天使一樣,走進了殘骸當中。

無論是作者抑或是評論者,他們的羽翼都再也無法將其闔攏。在郭力昕的犀利批判「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之後,黃文雄先生的自由時報「不要錯過《生命》」中,裡面有提到拍攝者與被拍攝者漫長信任關係的建立的問題;被 blasts 的文章「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成了評論的魔障」引用其來說明紀錄片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複雜共舞可能,不應該被用道德規則來批判。

但是我所好奇的卻是,在已經走進九份二山倖存者生活中的全景朋友們,放下了攝影機之後,如何重新拿起攝影機,回到自己的拍攝者的角色?如何在這五年中面對成噸的 DV 母帶,開始剪接,蒙太奇出生命的故事?如何回到導演與作者的角色?我同樣好奇的是,評論者在面對《生命》的時候,是在面對一個客觀的藝術創作、紀錄片加以審視批判,還是在面對凝視一個共同的創傷?

紀錄片教堂的文化批判很刺耳,評論者期待用尖刺戮穿「感動論述」的表皮,觸及 921 歷史的瘀血。正如《生命》不是一部與我們生命無關的紀實電影,批判也不僅僅是一種刻板印象。正因為有網路,我們得以如此迅速地互相援引、相濡以沫,我們也因為這些批判而得以凝視我們自身,延伸在感動論述之外的行動。否則今日的紀錄片熱潮不就是重演昔日的救援災難?善意與關注接續不絕、絡繹於塗,堆積在殘骸之上宛如鮮美的綠草果醬,塗抹九份二山封存了內部真相的現身契機。

一部紀錄片首先必須被注視,才能夠被討論。無論是否接受導演的敘事手法,我想所有的評論者都帶著關切凝視著發生的情事。我想到在巴勒斯坦裔學者薩依德(Edward Said)生前的最後一本著作《佛洛伊德與非歐裔》中,他呼應流亡倫敦的佛洛伊德甘冒不韙挖掘摩西非猶太人心理族群史實的演講中,猶太女性評論者賈柯思.羅思所解說他的「閱讀模式」:

閱讀一位故紙堆裡的作者、不是要針對他們沒有看到的,也不是為了在他們的書寫中找到意識形態的盲點…而是為了找到一種歷史,一種經由他們的見解(及其限制)所局部而試探性地預見,及激發、尚未經驗而且正在成形的歷史。這類閱讀的任務在於「演活前人或先前形式中的那些,能夠瞬間點亮現在的潛能。」這就是歷史,借用班雅明的著名描述,「攫取在危險片刻閃現的記憶」。

在苦勞網的建檔評論裡面,在網路評論者的 blog 與回應中,這些對話讓我們有機會能夠回到那集體的創傷體驗之中,再一次的反思與面對自己。正如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應該要有一種讓《生命》的影像能夠成為世界公民的公共財的授權形式,讓集體的生命體驗回到眾人自身。檔案共享不應該只是拿來傳遞消費取向的文化商品,也應該讓對生命的凝視、深刻的批判有機會可以讓更多人傳遞,就如同這篇文章所選擇的 creative commons(創意共用公共財)授權模式一樣:創傷作為一種文件,應該要能夠被今日的技術環境與網路環境如實地保存下來,能夠讓人們以各種可能去尋找那點亮現在潛能的片刻。

在演講稿譯者易鵬先生的譯後記中,他標示出薩依德所發現的認同文化政治問題核心之兩種否定的差異:

如何體認身分(認同)中否定與他者的層次,但能夠不陷入為著要建立自身正當性而否定他人的誘惑?體認兩種(也許是同一種之中的兩股力量?)否定的差異,才是挑戰所在。

因為在這樣的效率往返、科技技術所構築的集體經驗中,我們才有可能在眾人接替對話、遞嬗衍生的智慧中,拒絕陷入那「為著要建立自身正當性,而否定他人的誘惑」。我思考郭力昕文章中所針砭紀錄片教堂的「感動論述」,所訴諸的封閉認同與文化儀式,選擇特定的型態來限制對話的可能性,是一種古典動員型的善意堆疊與認同型塑。而一種異聲,甘冒在殘骸中曝露自己無法收攏羽翼,是我們這個網路時代災難堆積中所需要的創傷的文件。

一種拒絕封存認同、讓創傷演化的科技形式,這就是網路社群的心理歷史意義。我總在深夜裡想起那一台又一台日夜挖掘現場的挖土機。如果《生命》是第一部重新挖掘現場的挖土機,那麼讓更多的論述與影像帶著我們面對自己,挖掘生命的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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