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犯罪腦力激盪

今天聽說了莊顧問上公共電視節目(myfingerprint.org)的觀眾心得,在討論中感受到的是:科學家試圖要說服大家不要那麼相信科學,但是警方學者則是知道大眾期待一個解決問題的故事。民心思變、民心思治。為了「治」,大安區的民眾有 80% 願意按捺指紋。警方學者認為民氣可用,把指紋資料庫當作解決刑案問題的「思治解答」。

在這中間,其實雙方並沒有交集。我只是在想,警方朋友的所想像的指紋解決一切問題的架夠到底是什麼?這些資訊之網撒下去,到底想要網住什麼樣子的犯罪活動?有沒有可能,警方傳統辦案的行動方式,也在面對不同派系、取向、研究方法的競爭,而有世代交替的現象;然後這種透過查指紋解決重大刑案的想像,伴隨著什麼樣的配套措施(勘驗、法律、檢調角色等),是警方對刑案趨勢的整體規劃作法?

但是這些努力的目的,都應該是為了要捕捉犯罪活動、恢復一般人的正常平靜生活。然而對於新興犯罪活動,警方是否有著清楚的了解呢?警方傳統的組織是否適合於掌握這樣的力量呢?這是我不了解的。

舉例來說,蕭榮祥集團恐怖驚人的定點資訊獲得能力,關於這件事情,你並不知道到底蕭嫌集團到底犯下什麼具體的案子。蕭嫌本身並不恐嚇取財、並不執行第一線的暴力工作。蕭嫌本身取得資訊,乃是整個犯罪網絡的一環;誰跟它購買特定人士的個人隱私資料?遂行了什麼樣的犯罪行為,或者,甚至是正常行為?只是導致掌握資訊的當事人不正當取得特定利益。

聯合新聞網 5 月 27 日的新聞「盜賣資訊、詐財集團 掛鉤犯罪」指出:

偵辦蕭榮祥盜賣資訊案的檢調專案小組發現,有歹徒利用蕭榮祥提供的資料,恐嚇詐財得逞;蕭榮祥集團與不肖徵信業者、犯罪歹徒已形成共犯結構。…檢調專案人員透露,從所查扣證據中發現,(例一)有一假藉要公開被害人隱私的「假恐嚇、真詐欺」集團,透過不肖徵信業者找上蕭榮祥,違法監聽電話,探得被害人隱私,勒索三百萬元得逞。 (例二)還有徵信業者受託調查外遇,轉託蕭榮祥監聽一名富商與女友的通話,取得監聽錄音帶後,除了向富商太太收取高額監聽費外,還趁機向這名富商勒索。

檢調指出,個人資料只是詐騙集團的原料,把原料加工才能詐出錢財;所謂加工過程,在詐騙集團內有細密分工,主要分詐騙組及提款組分頭操作。

詐騙組在大陸發話,福建廈門一地就至少有二千人從事電話詐財的發話工作,不少人還是在台灣失業後轉進大陸打工的年輕人。

兩千人,基本上已經可以算做資訊產業了吧。

同樣地,恐嚇取財也是相同的例子。他們並沒有真正地從事綁架的行為。但是透過大量如真「多媒體」資訊的「攻擊」(例如,又是妹妹的哭聲、凶狠的綁匪),只需要有一定比例的民眾,像西遊記中的「金角大王、銀角大王」回應孫悟空打開葫蘆的深情呼喚,他們就能夠順利的自賭局取得利益。這跟傳統的恐嚇行為,背後的獲利型態已經完全不同。這些利益後端再接連回到「自由經濟的市場」,那又是形成什麼樣的網絡關係呢?他們會轉投資什麼樣的關係企業?

記得有一次看壹週刊披露大陸廈門某處有整棟軍事化管理的「電話詐騙/恐嚇取財集團」,大概就是上述新聞的劇情版。「按照壹週刊對大陸這些台灣境外的詐財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機構裡面的報導,躲在廈門的跑路客,成群地在大樓中被軍事管理,有系統地打電話給蒐集到通訊錄上的台灣民眾。目標是讓他們走到提款機旁轉帳受騙,」我在某篇心得裡這樣寫著。這些有沒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沒有可能我們所認為是正常的行為,如今已經變成犯罪行為的前沿?

反過來看,一些新的行為在慢慢被社會接受成為「正常」(norm)的一部份時,可能一點都不尋常。在「聰明行動族」一書中,討論 eBay 的時候有一種極為冷酷、卻很準確的看法:兩個網路上的身份進行「無擔保的金融交易」,本來就是經濟學所謂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alema):第二個採取行動的人,實在很難忍住不背叛第一個人,藉由不互惠而獲得好處。要讓這樣的經濟活動進行,「管理這些風險的正式基礎架構必須要非常龐大」,Peter Kollock,UCLA 校長有這樣對如真社群(虛擬社群 virtual community)的洞察。能夠善用這種風險的創業者,在新的網路空間、與真實空間兩種規則交疊之處尋找新生活的迦南地,人們群聚的行為,正是流著奶與蜜的肥沃土壤啊。

指紋在這些新興型態的犯罪活動,與尋常老百姓意識到的真實恐懼之間,究竟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我覺得關係是相當的薄弱。按與不按,只是一個舊時代的想像,沒有切中我們這個時代的資訊活動與犯罪心靈,終究也將淪為一個個跳島攻擊的跳板罷了。反而是我們的警察該扮演什麼新的角色呢?正義產業(justice industry)是否也可能會採取委外(outsourcing)的全球化經營策略?也許從天堂戰役中獲得經驗值的警界先進們,可能會有不同於傳統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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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ought on “新興犯罪腦力激盪

  1. 「按與不按,只是一個舊時代的想像」。讀著你最近這一陣子關於指紋檔案的文字,來到這一篇大轉折般的文章,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們對指紋的辯論(不管站在哪一方),其實都是見樹不見林,沒有看到更大的板塊移動,亦即,組織方式的改變(蕭榮祥的例子根本是call center的「成功」經營實例)、以及真正造成「損害」的行為、定義及影響範圍,也在改變?

    另外是關於Peter Kollock的說法,「管理這些風險的正式基礎架構必須要非常龐大」,希望這句話到了本地,不會被曲解為「因此我們需要龐大的政府和集中式的控管單位」--集中管理組織是很容易掉入結構性的邪惡了。原本「真實」社會的治安,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網路,以及,說穿了,「守望相助」其實就是互相監管(mutual surveillance)。這話在台灣很不重聽,但我們似乎都忘了,像日本那樣的社會治安程度(在近來辯論中常被提出的例子),是有其嚴密的社會節理,尤其是社區居民的互相監管,作為基礎的。這中間甚至還有那麼點對彼此的不信任在裡面。網路的如真世界(virtual world),是不是也需要一套類似的相互監管?我們是不是真的太天真,以為只要有政府出面,設計一套新的(monolithic的)安全機制,就可以解決新時代的問題呢?

    最後,原本我在Wiki上提議,把virtual翻譯成「即真」,因為「virtual即是真」,不過「如真」聽起來也不錯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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