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權軟體

當自由軟體碰上人權運動者,有沒有可能產生化學變化,合成自由人權軟體呢?在 O’Reilly 的 weblog 中,Andy Oram 寫了一篇專欄專文介紹了他所協助的人權團體 AAAS 所進行的 Martus 計畫報告:「資訊、權力與人權」。其中 Benetech 非營利創投基金是推動 Martus 這套軟體的主要單位;而 Martus 計畫的主要目的則是讓世界各地的草根人權工作者能夠蒐集、確保與傳播他們的資訊。目前已經在科索沃駐紮的各國人權工作者資料庫比對中發揮貢獻,確定了前南斯拉夫邦聯對當地回教阿裔的殺戮與死亡人數。

在投影片中,作者 Patrick Ball 博士先介紹了他們堅實的工作基礎:發動戰爭(War Crime)是明文規定的犯罪,而不是一種宣傳方式。在介紹人權的資訊管理系統的同時,他以瓜地馬拉與其他報告中不作詳盡介紹的例子,說明了統計資訊對於這些工作推行的重要性。科索沃的例子,則是他說明人權工作者在實際處理上遇到的問題,以及資訊系統如何發揮作用。

自由軟體除了在組合的諸多優異軟體之功能上解決了人權工作者的問題之外,更在數位落差的這個意義上提供了解決方案。一般的版權軟體除了昂貴的代價之外,特殊的智慧財產權的宰制方式更加深了不同區域的工作者在處理類似事務能力的落差。在進步工作者的整體觀當中,更是人權工作者需要面對的課題。

超越這些層次,Andy Oram 陳述 Patrick Ball 博士的觀察:人權工作者的核心任務是「公諸於世」(accountability)與「驗證」(verification)。正如 Martus 計畫的標語:Martus 就是見證的意思。用科學與技術在這個時代中作出見證。

這讓我想到在與身心障礙者組織的合作中,要求他們以開放原始碼授權的方式訂定授權條款只是剛開始的第一步。也許,尋求這類國際組織的合作、建立本地的運作模式,會是我們戲稱為「資訊社工」的這類社會領域的知識與資訊工作未來的關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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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權軟體 有 “ 2 則留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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